非鐵板一塊　觀察中國不可少的三個視角

前兩天一個很久未見的外地朋友造訪，剛見面對方就拋出一個問題：你對中國接下來的發展還有信心嗎？面對這個「大問題」，一時間有點錯愕，不知道該如何作答，只能看似很敷衍地說，「有信心還是沒信心，很難一句話說清楚。」沒想到他很堅持，讓我「展開說說」。

以下內容是我跟這位朋友「展開說說」的內容。在我有限的觀察中發現，很多人習慣於將觀察中國的視角鎖定在政治、經濟上，這兩個視角當然是重要的，但除此之外，還有三個觀察中國不可少的視角：法學、社會學、歷史學。「如果只是從政治、經濟維度看，可能是沒有信心的，但如果從法學、社會學、歷史學維度看，又是有信心的。」為什麼這麼說？

先看法學。最近一篇《法學教授們的最小單位堡壘》的長文在內地社交媒體刷屏，該文記錄的，正是過去幾年在普法寫作上引發極大關注的、來自中國政法大學的趙宏、羅翔、陳碧和李紅勃四人的故事。羅翔等人之所以能迅速進入輿論中心，一個大的背景是，疫情之後民眾對於公平正義的訴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強烈，且法治成了最能引發人們關注的話題，比如尋釁滋事罪存廢之爭、治安管理處罰法的修訂、推動反網絡暴力法、流浪動物保護法的立法、裁判文書上網公開制度的爭論等等。最新引發輿論普遍關注的，是青海海西中院通報「法官垂簾聽審」風波。

從外部視角看，自然會認為中國從來不是法治國家，但其實社會層面人們的觀念和意識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站在官方的立場，一方面法治國家、法治社會、法治政府早已被確定為法治建設的總目標，另一方面接下來中國不可避免要進入中等收入群體為主體的社會，如何與中產對話，法治是最有效的路徑，同時法治也是最好的營商環境。這也是為何法學界泰斗江平去世能引起廣泛悼念的原因所在，人們既在追憶他如何為法治中國、為私權吶喊，也在藉此表達自己對於法治的樸素期待。所以一系列引發爭議的案件，短期看暴露了法治建設的不足，以及地方法院的亂作為等，從長遠來看，民意的倒逼也在推動更大意義上的法治中國。何況人們對公平正義的訴求在技術變革的今天只會增加不會減少，只要這樣的訴求仍在，法治建設的步伐就不會停下來。

其次是社會學。同樣從外部視角看，認為中國社會不過是鐵板一塊，人們被管得死死的，也不能自由接觸到各種訊息，更不敢公開表達自己的觀點。但其實中國從來不是鐵板一塊，尤其社會層面，中國很大、很複雜，地區之間的差異有時候甚至超過一些小國之間的差異，中國既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還有6億人每個月收入也就1,000元。任何將具體問題抽象化的行為，都可能最終讓作為主體的中國更模糊，而不是更清晰。

這也是為什麼說社會學是觀察中國的重要視角之一的原因。對很多人來說，很難有機會去深入觀察中國社會面正在發生的變化，也沒有能力透過紛繁的社會現象看到本質問題所在，所以社會學家提供的視角就極為重要。比如來自社會學領域學者們的觀察（其中比較突出的是武漢大學社會學系），極大拓展了人們對於中國社會問題的理解面向，這也是認識中國很重要的維度。很難想象，當一些媒體動輒說中國要崩潰的時候，究竟有沒有意識到廣泛存在於中國社會中的更深厚的力量？要知道，中國人民求變的訴求，才是推動中國崛起的底層邏輯和決定因素，而不是僅僅依託於上層力量。

最後是歷史學。觀察任何一個國家和社會，歷史學的視角都是不可或缺的，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歷史和文化傳統深厚的國家來說，更是如此。用台灣學者吳啟訥的話來說，在思維上，中國政治文化的特質是中庸和漸進，不存在絕對的「崩潰─重建」圖景和「推倒─重來」模式，不存在「前三十年─後三十年」的對立，所有的創新都建立在不斷從歷史教訓中學習和不斷有效連結歷史資源的過程之中。「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這個論述，就是在這一與實踐過程相連結的思辨過程中建立起來的。

受疫情的衝擊和影響，內地不少歷史學家開始轉換歷史研究的關注視角，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羅新。2023年2月14日，《人物》發了一篇題為《羅新：一個歷史學家，不想再對帝王熱情》的長文且很快刷屏。羅新決定着手寫北魏宮女王鍾兒的故事，是頓感瘟疫之下，大時代裏的普通人太容易被巨大的外力打翻，成為夾縫中的人。他說，「看到那麼多具體的人的困難、彷徨、困惑，我也沒什麼能做的事情，但做一點是一點。」「這個故事值得講述，因為主人公在任何意義上都是弱者和邊緣人，而關心弱者、為邊緣人發聲，不正是當下歷史學家的重要責任嗎？」對於為何對帝王「不再熱情」，羅新給出更為直接的解釋——「我非常討厭歷史學家對皇帝們的過度熱情，所以我儘量不寫。我寫這本書，就是想要抗擊民間閲讀的這種熱情。傳統治史的傾向，一般是圍着皇帝來說話，我不想再做那樣的事情。」

歷史學家對帝王熱情的退卻，可能才能形成更完整的歷史敘述，因為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邊緣人，也可能承載着很重要的歷史記憶。當大歷史走入尋常百姓家，當歷史學家越來越意識到關心弱者、為邊緣人發聲才是當下歷史學家的重要責任，社會面才可能逐漸形成一種共識，不再盲從、迷信某一種權威，以及重拾對日常生活的熱情與思考。

回到開頭那位朋友關於「信心」的問題，疫情之後，穩信心、穩預期成為官方會議中的高頻詞，或許比起「對中國接下來的發展還有信心嗎」，更值得追問的是：高階政治和經濟之外，人們還可以從哪裏重拾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