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義中國奇蹟？西方75年來從未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在西方眼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過是中國官方的宣傳話語，並且一直試圖給中國安上「國家資本主義」的帽子。但在法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雷米．埃雷拉（Rémy Herrera）看來，這是西方對中國徹頭徹尾的誤解。作為新古典經濟學最重要的批評者之一，埃雷拉不僅分析了資本主義危機的金融和社會經濟原因，挑戰了新自由主義學派的歐洲中心主義方法，還分析了那些透過選擇不同的政治經濟方法來應對資本主義，從而採取不同發展模式的國家。

5月4日，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科研規劃部、新華社研究院聯合主辦的「紅廳論壇．巴黎對話會：中法文明交流互鑒與現代化發展道路」在法國巴黎舉辦。雷米．埃雷拉正是參會者之一。他表示，中國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取得巨大成就，而且中國尊重他國文化和利益關切，為維護世界和平作出重要貢獻。中國經濟社會的非凡發展，是在過去幾十年裡，人類歷史上最快、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發展。這種長期穩定的發展，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結果，也是他們選擇了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的結果。

雷米．埃雷拉為潘提翁-索邦大學教授，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長期關注中國及第三世界國家的問題，對於中國的發展有著獨到見解。他曾撰寫過多部重要著作，如《中國是資本主義國家嗎？》《中國是帝國主義嗎？》《金錢：從金融權力回到人民主權》等。

本文為雷米．埃雷拉接受土耳其媒體Harici的記者費爾漢．巴伊爾的採訪，回答了中國經濟的問題，並獲《觀察者網》授權刊載，由陳佳芮翻譯。

費爾漢．巴伊爾：讓我們從您關於中國的著作開始吧。基於訪華期間的研究和觀察，您如何解讀廣受關注的「中國奇跡」？

雷米．埃雷拉：幾十年來，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高速增長，對此許多人用「奇跡」一詞來描述這一現象。但我認為，這不是出乎意料的奇跡，而是整個國家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歷屆政府及國家工作人員精心策劃、耐心實施和有效落實發展戰略的結果。

在學術界和主流媒體上，我們幾乎隨處都能看到或聽到這樣的觀點，中國經濟的崛起完全歸功於其對全球化的開放政策。我還想補充一點，毛澤東時代的努力和成就使得當今中國經濟的迅猛增長成為可能，同時中國的開放政策一直處於政府的嚴格管理之中；只有在這種條件下，中國的開放政策才能被認為有益於其卓越的經濟成就。

從長遠來看，這種對全球化的開放政策之所以能夠對中國產生如此積極的影響，是因為它完全符合連貫一致的發展戰略，並服從於滿足國內發展目標和發展需求的需要。

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制定出這樣的發展戰略，如果沒有中國人民竭力落實這一發展戰略，如果中國共產黨將中國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那麼中國經濟甚至中國自身，都無法逃脫被徹底破壞的命運，正如在全球南方和東方的許多國家所發生的那樣。我們必須記住一個基本點：在1949年10月中國革命勝利前的一個多世紀裡，對中國人民來說，「開放」總是讓人聯想到投降、破壞、剝削、屈辱、腐朽和混亂。

費爾漢．巴伊爾：中國的成功與西方的發展模式有何不同？

雷米．埃雷拉：中國政府實施的發展戰略取得了成功，並給中國人民帶來了許多積極影響，這與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失敗形成了鮮明對比，而後者在經濟、社會、文化甚至道德等各方面，都對西方國家的工人造成了災難性的影響。

讓我舉一個具體的例子。中國國有企業的優勢在於其管理方式不同於西方國際公司。西方公司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按照股東價值、股票升值和快速投資回報的邏輯運營，這就要求其擠壓一眾國內外分包商，並在最大限度上向股票所有者支付紅利。

但中國的國有企業不會這樣做。如果它們這樣做，就會損害當地中小企業的利益，甚至損害整個國家的工業結構。大部分中國大型國有企業盈利的目標不是充實私人股東，而是優先考慮生產性投資和客戶服務。

歸根結底，對於中國的國有企業來說，利潤低於西方競爭對手並不重要，只要它們是為了更高更長遠或國家戰略利益服務，比如刺激當地經濟發展，而不是僅僅局限於眼前的創利願景。

費爾漢．巴伊爾：這種模式可以用新古典主義或新馬克思主義模式來定義嗎？

雷米．埃雷拉：首先，我認為中國人並不把自己的發展戰略視為「模式」，也不尋求輸出或強加自己的發展戰略。他們只是認為，世界上不同民族都有一些經驗教訓值得借鑒，但不同民族也有自己特定的社會、歷史和文化條件，應當自行決定其發展的目標和發展方式。這種觀點與西方的觀點大相徑庭，西方希望世界上所有國家都遵循其發展模式。

新古典主義模式在中國沒有立足之地。請允許我補充一點，新古典經濟學是當今經濟學中的主流，抑或稱之為霸權，其目的無非是為實施新自由主義政策提供理論依據和偽科學的辯護，這種意識形態反對社會正義的實踐和公共服務的發展。

實際上，新古典經濟學並不是一門科學，而是科幻小說，或者，正如最近我在《對抗主流經濟學以戰勝資本主義》一書中論述的那樣，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是一種自稱為科學的意識形態。

另一方面，我認為馬克思主義尚未在科學上被徹底戰勝。我不認為，在今天馬克思主義有任何真正的競爭對手。在我們生活的世界中，資本主義制度仍佔據主導地位，儘管這種情況已有一些重大變化，並且這些變化都有待進一步解釋，但不可否認的是，馬克思主義仍具有現實意義。

儘管馬克思主義自問世以來受到無數攻擊，儘管有人一再聲稱它已經過時，但馬克思主義是持久的、有韌性的，或者可以說是「堅不可摧」的。人們在思考如何創造更美好世界時，總會以馬克思主義作為其主要理論參照點。儘管馬克思主義經常被教條化，儘管蘇聯解體對其不利，但今天的馬克思主義仍然保留著其精髓。對那些為社會主義而奮鬥的人們來說，其仍然是不可替代的參照物。因此，它仍然是中國的重要理論參考就不足為奇了。

費爾漢．巴伊爾：中國經濟模式的實施是否建立在理論基礎之上？

雷米．埃雷拉：我想說的是，中國的發展戰略從中國傳統思想中汲取養分，將儒家和道家思想等中國傳統哲學思潮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成為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我們必須明白，這一理論與實踐經驗分析聯繫緊密。所有這些都使得中國在面對當今挑戰，以及由此延伸出的諸多矛盾時，有其獨到的見解和適當的解決方案。

中國新時代社會主義是耐心的、堅持的、具體的、務實的、有效的，同時它不是二元論，即按照絕對的善惡原則評價形勢和事物，沒有細微差別和中間狀態；它立足長遠，不怕矛盾和對立（例如與個人主動性或企業家精神有關的矛盾或對立），這些矛盾被視為互補和潛力，而不是排斥和替代。

我們可以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汲取的經驗之一，就是在人與人、人與自然等對立面之間尋求和諧。中國的政治話語強調以「社會和諧」和「穩定」為基本價值，以尋求「妥協」和「共識」為實現手段。

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中有許多概念不同於西方馬克思主義中「階級鬥爭」的概念，西方馬克思主義通常將其視為保守政權的特徵，並對此持懷疑態度。忽視這些概念就等於忘記了它們在中國思想中作為「對立統一」和「積極辯證法」的特殊含義。這些概念意味著，在個人私利與社會需求之間、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之間、需求與道義要求之間存在動態平衡。

簡而言之，我們可以說，自毛澤東時代以來，中國人一直相信一種以螺旋式發展為基礎的進步形式，這種進步往往趨於平滑和緩和矛盾。在此背景下，社會主義不再是完美的計畫，而是一個不斷建設的過程。

費爾漢．巴伊爾：中國的經濟模式與二戰後蘇聯、東歐或巴爾幹國家經濟模式有何異同？您如何評價？

雷米．埃雷拉：在1949年10月中國革命勝利後，中國立即引入了「蘇聯式經濟模式」，並維持了若干年。然而，在20世紀60年代中國放棄了這一模式。在1950年加入經濟互助委員會（CMEA或COMECON）後，中國於1961年退出，並決定獨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發展戰略。坦率地說，中國比蘇聯或中東歐國家做得更有效。

從1978年至1982年，中國面臨著一系列經濟問題，反映了毛澤東時代後的過渡期和實施「改革開放」結構性改革的困難。尤其是在1985至1986年期間，1984年中國引入了稅制改革，這是邁向市場經濟的轉捩點之一。

隨後，在蘇聯解體期間，中國進行了一次非常短暫的「新自由主義」的試驗，但很快就放棄了。這次試驗的結果是經濟突然嚴重下滑，同時伴隨著腐敗的爆發。此後中國中央政府大力反腐，並取得了一定成效。幸運的是，中國摒棄了新自由主義的選擇，並堅持社會主義，如今，社會主義為絕大多數中國人帶來了繁榮。

費爾漢．巴伊爾：聲稱中國採用了資本主義方法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是否正確評估了中國的金融發展或財富增長？

雷米．埃雷拉：在西方馬克思主義作家的辯論中，絕大多數作者都認為中國是資本主義經濟。例如，大衛．哈威（David Harvey）說，他認為中國經濟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新自由主義」，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有越來越多的新自由主義成分，並在他認為非常專制的中央集權控制框架內運行。但我不同意他的觀點。

帕尼奇（Panitch）和金丁（Gindin）分析了中國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後果。他們認為，與其說這是中國重新引導全球資本主義的機會，不如說中國只是像以前日本一樣扮演了一個「補充」的角色，為美國提供維持其全球霸權所需的資本流動。這將反過來導致中國傾向於開放金融市場，取消控制資本流動的工具，最終削弱中國共產黨的權力基礎。我認為這些作家都錯了。

其他的馬克思主義者，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雖然人數較少，但同樣重要——他們認為，中國目前的政治經濟制度與「國家資本主義」相當或接近，並為未來留下了更廣泛的可能性。

就我而言，我認為今天中國的制度仍然包含社會主義的基本要素。一旦說到這一點，對這一制度性質的解釋就與市場社會主義相容了，我認為市場社會主義仍然建立在明確區別於資本主義的基礎上。我認為雖然中國有許多億萬富翁，但不可能把中國的制度說成是資本主義制度，我更願意把中國的制度稱為市場社會主義，或者說有市場的社會主義。我認為，當中國人談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我們必須認真對待。這不僅僅是宣傳，而是現實，是他們的現實。

值得注意的是，在貨幣和金融層面，中國政府不僅能夠應對金融市場的力量，而且還能夠透過捍衛本國貨幣築起一道「貨幣長城」。他們成功地讓貨幣為發展服務。強大的戰略規劃是社會主義道路的一個顯著特點，其戰略規劃技術更加靈活、更加現代化、更加適應當今的需要，因而也更加有效。國家對貨幣和所有主要銀行的控制是必要條件，對金融機構的活動和外國公司在本國的行為進行密切監督也是必要條件。在中國，國家控制著資本主義，而不是相反。至少到目前為止是這樣。

費爾漢．巴伊爾：鄧小平對今天的中國有何意義？

雷米．埃雷拉：1977年8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1978年底，經濟改革推進，鄧小平掌權。鄧小平的想法不是要放棄社會主義，而是想辦法讓絕大多數中國人擺脫貧困，讓國家實現「小康社會」。自習近平主席執政以來，社會主義的發展戰略得到貫徹落實，國家的總體政策取向更加傾向於不富裕階層和欠發達地區。

理解「中國社會主義」的困難源於其領導人拒絕將其解釋為「普遍貧乏」或「共同貧困」。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試圖做到並成功做到的是，在毛澤東時代使廣大中國人民擺脫貧困，在鄧小平時代使中國達到「小康社會」的水準。從那時起，作為革命邏輯的延續，他們的願望就是讓絕大多數人都能過上富裕的生活，能買到各種各樣的消費品，享受富足的生活。這豈不是一石二鳥，證明社會主義能夠而且必須戰勝資本主義嗎？

費爾漢．巴伊爾：您能詳細談談中國經濟增長的情況嗎？

雷米．埃雷拉：我們經常聽到有人說，中國經濟國內生產總值（GDP）的高速增長，是因為1978年以來中國實行資本主義，這種說法是錯誤的。恰恰相反。中國經濟之所以高速增長，是因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政府成功阻止了資本主義對國家的控制，並在全社會範圍內進行了大規模的財富再分配。

我要補充的是，即使有些人相信中國的制度是資本主義的（我並不這樣認為），並聲稱中國的高速增長只是從1978年才開始的，他們的說法也是錯誤的。因為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的經濟增長就已經非常非常高了，遠遠高於其他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甚至高於許多西方工業化國家。西方領導人想要掩蓋這一事實，因為他們無法承認社會主義國家可以取得成功，尤其是比資本主義國家更加成功。

我不得不說，中國共產黨的目標不是在經濟上接管一切，而是在政治上總體把控——這兩者並不相同。中國領導人曾多次表示，在混合體制下鼓勵公私活動並存，是盡可能發展國家生產力、提高發展水準的必由之路。使用一切手段，包括吸引外資、引進先進技術，都不是為了放棄社會主義，而是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條件，不斷深化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進程。

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仍然不高，這一進程將是漫長、艱難、充滿矛盾和風險的。然而，值得強調的是，這一制度仍有許多明顯不同於資本主義的特徵，而且這些特徵有助於發揮社會主義的潛力，實現社會主義理想。因此我們建議認真對待該國政治領導人的講話。

費爾漢．巴伊爾：中國領導人同美國總統拜登的會晤是否預示著中國在國際舞台上，尤其是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中東地區，將從經濟主導地位轉向更明顯的政治存在？以及中國對俄羅斯的態度如何？中國是否希望成為多極世界的中心？

雷米．埃雷拉：中國無意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霸主。中國既沒有這樣的想法，也沒有這樣的意願。另一方面，很明顯，中國正在促進建設一個多極化的世界，而不是繼續維護美國統治的單極世界。中國領導人在國際關係中尋求普遍和平與平衡，但很顯然，他們將捍衛國家的主權，不屈服於外國統治。

關於中美之間的貿易戰，我們與中國作者共同撰寫了一篇文章，題為《轉敗為勝？透視中美貿易戰》的文章。文章指出，自1978年以來，在兩國貿易額相等的條件下，中國在中美貿易中花費的勞動時間高於美國，兩國之間存在著有利於美國而不利於中國的不平等價值交換。換句話說，雖然在過去十年中，中國雙邊貿易順差不斷增加。但根據我們的計算，在出口所包含的勞動時間方面，中美貿易對美國有利。

在這種自相矛盾的背景下，2018年爆發的對華貿易戰可以被解釋為，美國在面對其主要新興競爭對手中國時，其貿易優勢持續下滑，因此當時特朗普政府試圖以此來減緩其劣勢。

費爾漢．巴伊爾：中國將如何組織國際經濟關係，促進世界多極化，以抗衡美國的主導地位？以上海合作組織和金磚國家為例，其能否在不久的將來建立一個全球支付體系來制衡美元的主導地位？

雷米．埃雷拉：中國已經意識到，美國統治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兩大支柱是軍事和貨幣。因此，中國建立了上海合作組織等戰略聯盟，並積極參加金磚國家等經濟聯盟。軍事和貨幣這兩大支柱相互依存，十分脆弱。因此，其發起了一系列頗具創新性的大膽倡議。

我在《金錢》一書中提到了相關內容。例如，中國正在挑戰石油市場的現行秩序。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進口國。自2018年起，中國決定在上海國際能源交易中心，推廣以人民幣計價的石油期貨合約，並允許外國投資者進入。此舉旨在與倫敦布倫特原油和紐約西德克薩斯中質原油競爭。此前，這兩者一直為華爾街原油價格和商品期貨合約設定標準，且從未遇到過實質性的競爭。

在此背景下，中國和俄羅斯決定推出一種新的全球替代貨幣，稱為「石油—人民幣—黃金」，這種貨幣有望取代美元。「石油—人民幣—黃金」是一個以石油為基礎、與黃金掛鉤的全球貨幣項目，這已是華盛頓無法企及的壯舉。

實際上，中國的優勢不僅在於其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較高，還在於它領先於美國，是全球最大的黃金生產國和購買國，俄羅斯位居第三位。我們可以看到，中俄合作已形成一個經濟上充滿活力、軍事上具有威懾力、有能力抗衡美國的可靠力量。

2018年，北京在全球能源交易所主動推動了「石油—人民幣—黃金」交易機制。隨後又實施了「金屬—人民幣—黃金」機制。中國提出用收到的人民幣兌換黃金，用於石油供應和金屬採購。這些事件將對全球體系產生重大影響。

費爾漢．巴伊爾：在說服伊朗和沙特阿拉伯進行外交談判後，中國能否在解決俄羅斯與西方之間的衝突以及巴以衝突方面取得類似的成功？

雷米．埃雷拉：當然，多年來，中國在化解現有國際衝突方面發揮著越來越積極、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和俄羅斯之間的烏克蘭戰爭中，以及在美國和歐盟支持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的戰爭中，我們可以看到了中國的積極斡旋。

不久前，我們看到中國呼籲巴基斯坦伊朗雙方保持冷靜克制，避免爆發衝突的。我們可以把中國看作南方國家的代表，這些國家正在尋求發展的道路而不是戰爭的道路。這就是要仔細分析中國想說什麼和要什麼的重要原因。

中國的國際戰略基於五項原則：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我們必須承認，中國關於維護和平，促進和平解決現有衝突的聲明正在受到尊重。要知道，中國在近現代史上從未推行過殖民擴張政策。今天，中國不希望重現「冷戰」的氣氛，因為這與其在國家間保持和平的理念背道而馳。

中國反對一切軍事聯盟，也從未加入過任何軍事聯盟，即使是針對「伊斯蘭國」（「ISIS」）的聯盟。中國沒有在海外建立任何軍事基地，只有一個位於吉布提的基地，中國稱其為位於敏感海域的「後勤保障設施」。這與西方大國，尤其是有煽動他國政變和軍事干預歷史的美國形成了鮮明對比。「合作」是中國政策的關鍵字，同時也是發展優先和雙贏原則的應有之義。

費爾漢．巴伊爾：在美國戰爭經濟的背景下，中國能否以更積極的姿態促進地區和世界和平？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評價「一帶一路」專案？

雷米．埃雷拉：軍工複合體在美國經濟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它現在愈發令人擔憂。在國內，軍工複合體越來越不尊重所謂的「民主」；在國外，它幾乎從未真正尊重過「民主」，這對西方標榜的民主價值觀構成了威脅。

美國及其北約盟友的軍費開支佔世界軍費總額的一半以上，我在《美國海外基地和軍事參謀部筆記》中也計算過，美國在全球有1150多個軍事基地。而美國目前正陷入經濟危機，處境艱難，會逐漸將整個世界推向戰爭。他們越來越不避諱，公開表達希望將新衝突轉移到遠東，特別是台灣。

中國必須抵制美國的挑釁，避免戰爭，但同時也必須捍衛自己的利益和領土。因此，統一仍是中國的當務之急。美國政府正在加劇曾經讓蘇聯屈服的軍備競賽。但是，這場危險競賽已不足以影響一個經濟健康、擁有足夠威懾力的中國。

更重要的是要認識到，陷入系統性危機的資本主義再也無法透過追求眼前利益最大化的邏輯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它正變得越來越危險。在公司破產、大規模失業、股市崩盤和銀行業不穩定之間，今天資本系統性危機惡化的可能性極高。尤其是自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美國幾乎沒有進行任何改革，所有條件都已具備，資本體系的矛盾將更加突出。當前最緊迫的問題，是結束在美國主導下通過戰爭「組織」世界體系的做法。捍衛和平是當務之急，因此，我們必須將金融寡頭操縱的戰爭機器置於公眾和民主的控制之下。

這就是絲綢之路這一偉大計劃的由來，「一帶」指陸上絲綢之路，「一路」指海上絲綢之路，兩者均已部分實施。亞洲國家對這一合作尤為感興趣，因為中國的遠近鄰國，如中東國家，沒有足夠的投資來發展。而且中國也看到了「一帶一路」可以刺激西部省份發展的優勢。因為與中國東部沿海省份相比，西部省份的發展相對滯後。非洲國家也很感興趣，因為它們是受「欠發達」影響最嚴重的國家。我們不能說這種合作是完美的，因為它側重於原材料的供應。但對非洲國家來說，中國提供基礎設施、修建醫院和道路以換取原材料供應是非常重要的。

絲綢之路一直通往歐洲，這引起了人們的反感，因為它來自一個戰略競爭對手。如果歐洲經濟體在原則上有能力發展自己，並有足夠的投資，為什麼其中一些國家如此歡迎中國的投資？原因顯而易見：經濟不景氣甚至陷入經濟衰退的歐洲國家，是歐盟新自由主義緊縮政策、削減債務開支以及私有化的受害者，他們準備將資產賣給出價最高者，並將中國的投資視為發展自身的一種手段。中國在歐盟以外進行了許多投資，尤其是在巴爾幹地區。因此，17個東歐和南歐國家（其中11個是歐盟成員國）加入絲綢之路倡議也就不足為奇了。

絲綢之路不會局限於歐亞大陸和非洲。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國家的合作，特別是與該地區最貧窮國家的合作已經取得了很大進展。發展援助主要由絲綢之路基金這一主權財富基金和公共銀行的優惠利率貸款提供。

然而，中國並不想成為這個項目的唯一資助者，而是希望讓所有有能力參與這些貸款的國家都參與進來。因為這些貸款與世界銀行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提供的貸款不同，不會對其資助的國家強加政治經濟條件，這些貸款將成為被資助國快速發展的基礎。

這就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成立的原因，如今該銀行已有近百名成員。法國、德國和英國都是亞投行的成員，但美國卻不是，這可能是因為它無法像控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一樣控制該銀行；雖然中國是該銀行的最大股東，但其明確表示不謀求一票否決權。

總之，絲綢之路在短短幾年內取得了巨大發展：截至2023年9月，中國已與150多個國家，30多個國際組織簽署了230多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

中國應該明確指出，「一帶一路」倡議旨在排除一切政治因素，這是一項「向所有國家開放」的倡議，它除了共同發展之外沒有其他目標。其中也會有一些夥伴關係側重於經濟合作和多邊貿易區建設，例如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它將創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區，涵蓋30億居民，佔據30%的世界GDP。在這種夥伴關係中，美國的霸權地位將受到挑戰，因為貿易和投資將不再以美元，而是以各國貨幣進行。

最後，我們認識到，資本主義本身已經變得不可持續。很明顯，這個本質上致力於無限和無限制積累的制度，同有限和有限的地球是不相容的。資本主義以製造越來越不平等的邏輯，破壞了任何形式的社會和諧。中國聲稱要通過控制資本主義的動力來實現發展。但現在，這些動力必須受到限制。中國的「市場社會主義」必須逐步擺脫資本主義，才能真正為人類找到另一條發展道路。這才是真正的目標，按照中國政府的說法，今天更為明確的是，從資本主義借來的某些特徵可以「在過橋之前」使用，它們在通往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過渡中並不是漫長的「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