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有話說】從鼠疫到肺炎　歐洲人正逐漸找回被遺忘的口罩記憶

4月，歐洲和北美政府在政策上進行了180度大轉變：從特朗普的美國到馬克龍的法國，現在西方多數政府都建議公民戴口罩。在抵觸、嘲弄東亞各國戴口罩數月後，戴口罩終於成為國際社會應對此次疫情的共識。從外科手術口罩到可重複使用的布制口罩，這些新物件已經慢慢走進了西方人的日常生活，改變了以往的習慣和觀念。
《香港01》就此採訪兩位法國專家，淺談法國社會對口罩的矛盾感情。

安妮-瑪麗・穆蘭（Anne-Marie Moulin）是一位是醫學及哲學雙博士，她是法國國家科學研究院（CNRS）哲學與科學史研究室（SPHERE）的名譽研究員。艾美玲（Evelyne Micollier）則是專門研究中國和東南亞的社會健康與疾病的人類學專家，曾在中國大陸、台灣和老撾生活，如今在法國發展研究所（IRD, French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和非美亞世界社會研究中心（CESSMA, Center for social studies on African, American and Asian worlds）擔任研究員。

從兩個不同但互補的角度，兩位專家向我們講述了西方人對口罩的隱藏意義和故事。

「口罩」與「面具」在英文及法文中皆為同一詞

穆蘭和艾美玲都指出，在西方文化中，提及Mask或Masque，人們首先會想到「面具」而非「口罩」，兩個物件在英文及法文中都是同一個詞。人們所聯想到的也是與健康衞生無關的東西（譬如狂歡節、偷賊、陰謀者等等），但在歐洲的歷史，口罩或面具其實很早就扮演防疫的角色。艾美玲在她研究中發現，在中世紀黑死病期間，意大利北部地區的人有些會戴口罩來免受鼠疫的侵襲。

但事已如此，隨着最近新冠肺炎的到來，歐洲人防疫工具中為什麼沒有口罩呢？根據穆蘭的說法，歐洲醫療歷史的綜述顯示，口罩的使用並沒有普及到普通民眾。

「口罩至少早在17世紀的歐洲，就已經作為鼠疫醫生的裝備（包括保護眼睛的眼鏡和對抗瘴氣的喙)，但這種裝備從未被除專家以外的人口採用。」

後來，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1895）的研究開啟了微生物的無形世界，口罩又回到了醫療領域的前沿，作為外科手術的工具。那時候，它們在手術室內保證無菌環境。

然而，外科口罩卻沒有在普通人的生活裏傳播開來。相較之下，洗手、咳嗽打噴嚏時捂住口鼻、避免隨地吐痰等卻成為了禮節。正是在巴斯德的研究後，「禁止隨地吐痰 」的牌子在公共場所出現，而戴口罩卻沒有成西方人的習慣。

被刻意遺忘的「疫情記憶」

對穆蘭和艾美玲來說，歐洲上個世紀的口罩歷史被刻意遺忘了。在20世紀的某些關鍵時刻，口罩的使用範圍擴大，但很快就被人遺忘了。最著名的例子或許就是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從檔案照片中可以看出，當時口罩在歐洲很普遍，但一戰後幾乎完全消失了。根據艾美玲的說法，這次流感從「流行病的記憶」當中被排斥，因為恰逢一戰的最後一年；這使得人們很難區分因戰爭死亡和因流感死亡的人數。

對穆蘭來說，即使有被保存好的20世紀流行病期間的照片（比如戴着口罩的警察、護士、交通協管員），對歐洲人來說這些照片也帶有一些令人恐懼的光環，被視為異常行為。這一點今天也可以看出，現在支持戴口罩的歐洲團隊都在努力地用時尚的、吸引人的面料來改變大家對口罩的偏見。

在歐洲開始爆發新冠肺炎時，這種對口罩的偏見還是很明顯的。當艾美玲在法國提出防疫可能會需要戴口罩時，她的想法並沒有得到重視，甚至被取笑。

當艾美玲在法國提出防疫可能會需要戴口罩時，她的想法被取笑。

在法國，就在「封城」前，我有機會與駐法記者交談。當我告訴他們，也許面對疫情浪潮的「理性」和更有效的應對措施應該包括戴口罩時，他們真的笑了。我最近剛從中國和香港的考察回來，我自己也曾在北京經歷過禽流感流行，也就是疫情風險專家...但我的論點是不可能被接受的。有人對我說：在法國這樣的國家，怎麼能讓人戴口罩呢？人們是不會聽話的。他們只會一笑而過。政府要再次失去公信力了（他們所指的是法國2019年和2020年的社會運動）。

法國人的「東方主義 」：口罩幾乎只與「警察、專制、集權」有關

其實，在新冠肺炎到來之前，歐洲人對口罩已經很熟悉了：他們見過亞洲人戴。口罩成為了令人聯想到東京、新加坡或香港等亞洲大城市的形象之一。但西方人並沒有把自己和這個形象聯繫在一起。艾美玲指出：

亞洲人會被視為偏執、溫順、習慣於被控制，缺乏批判性思維等等

「提到口罩，亞洲人會被批評，他們被視為『偏執、溫順、習慣於被控制，缺乏批判性思維等等』。通過刻板印象和貶義語義，這種話表明了對這些國家的一種『東方主義』（Orientalism）。這些社會中的集體形式被視為與專制政權有關，個人的『解放』幾乎沒有什麼地位。」

當1月中國爆發疫情時，艾美玲指出，在法國媒體報導中，口罩幾乎只與「警察、專制甚至極權國家」有關，只是加強人口控制的工具。她遺憾的是，那時沒有研究過公共衞生或疫情風險管理的中國問題專家也在宣傳這種形象。當然，媒體和專家忽略的是，疫情爆發後「戴口罩的現象迅速蔓延到更有『民主』的其他東亞國家」。

對艾美玲來說，這為歐洲人提供了一個在早期階段無視疫情的借口。

從拒絕到重新審視　西方人終於要戴上口罩了嗎？

不過，當疫情從亞洲來到歐洲時，人們的心態很快就發生了變化。特別是在意大利等重災區，戴口罩的現象蔓延得非常快。隨着感染者數量的增加，人們的恐懼和保護自己的慾望也隨之增加。穆蘭解釋說：

「人人戴口罩已經成為民眾的需求，到目前為止，由於醫療系統中口罩的短缺，法國政府一直淡化宣傳。但有一些自認被傳染風險高的人，如的士司機等，則一再要求自己能戴口罩。」

西方國家政府只是在最近幾周，鑒於疫情的發展，才改變了政策，開始鼓勵戴口罩。

西方人會否「再適應」戴口罩？

和01的交流中，兩位研究者不斷提醒我們，歐洲人對戴口罩的歷史是複雜的。它遠非僅僅是 「文化」的問題，可以由許多因素來解釋：社會、政治、歷史和心理因素。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新冠肺炎危機將成為這段（戴口罩的）歷史的高潮。據艾美玲說，這一次口罩不會再被遺忘：「習慣需要花一段時間養成。考慮到目前疫情的演變，我們在封城後也會被強制（或強烈建議）戴口罩。因此，歐洲人終將重新適應口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