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平民日記：疫情下歐洲的封城、失業與亞裔歧視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已然成為百年來最嚴重的全球公共衛生安全危機。值此疫情期間，每個人都被捲入其中，每個人都有其獨特的感受。有些人的經歷令人悲傷，有些人的經歷則可令人會心一笑。
《香港01》嘗試聯繫那些願意分享故事的普通人，將其不平凡的內容予以呈現，希望能帶讀者更清晰地認識、理解、看待這場全世界共同面對的經歷。

進入3月，歐洲成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的重災區。據統計，截至3月31日，歐盟國家和英國累計確診病例超過38.6萬宗，死亡個案達2.6萬宗。法國、意大利、德國、西班牙等國均已實行不同程度的「封城」措施。

短短數周內，歐洲民眾捲入這場全球大流行的旋渦中心，他們的生活如何改變？又如何應對突如其來的危機？香港01記者採訪了6位歐洲居民，當中有本地人、也有留學生和外來務工人士。他們談及疫情下被打破的日常，以及防疫觀念轉變、種族歧視。

一個華人孩子跟我說：「我在學校已經沒有朋友了。」

Pauline是一位專門服務兒童的急診醫生。她形容，當看到中國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方式，並在 10 天內建立一個全新的醫院，「感覺就像一部電影」。而同一時間在法國，她身邊的醫生朋友都說，這種病毒不比普通流感厲害，不用着急。

不過，當法國決定更積極地應對疫情後，醫院需要重新配置醫療團隊和設備，這給 Pauline留下深刻印象。她回憶道：「當所有軍事醫護和全科實習生都要被政府徵召、建立新部門時，我們才意識到，我們正在開始一場關於健康的戰爭。」。

Pauline表示，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3月16日的電視講話曾讓她感到煩惱，因其在發言中並未使用「隔離」或「封城」等字眼。她認為，必須採用更強硬的手段，為這場「健康戰爭」進行風險管理。

這位醫生憶述，早在疫情爆發初期，有一個法籍華人小孩來看急診，悄悄告訴她：「請別告訴我媽媽，但我在學校已經沒有朋友了。」那時Pauline才明白，就連年紀尚小的華人面孔，也要承受歧視的重擔。

第一次開疫情會議，就像世界末日電影的開場白。

三月初的一天，François的上司召開會議，在約30名同事面前解釋：即日起，政府的工作程序將會重新調整，以便國家應對疫情爆發的危機。對François來說，這場會議有如一部世界末日電影的開場白。

他批評法國政府應對新冠肺炎的政策，認為其非常南轅北轍：當局想要應對病毒，但又害怕影響經濟，最後還是怠慢處理。François希望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應該更關注人類和世界的健康，這比經濟或消費更重要。

François稱，他有一個越南同事，因疫情遭受不少歧視。例如這位同事乘坐公共交通時，很多人不想坐在她旁邊，進入車廂後也會與她保持距離。

現在排隊購物，人人保持起碼3米距離。

Rémi住在法國東部，也就是疫情最嚴重的地區。自疫情在歐洲爆發以來，他為法國傳媒畫了不少關於新冠肺炎的作品。

Rémi回憶， 最初得知新型冠狀病毒的消息，他感覺如同「聽到蚊子在遙遠的國度傳播疾病」，一點也不着急。但現在的他每天只外出一次購物，最近更會把新買的東西先放在門外，第二天才拿進家中。不過Rémi表示，「封城」期間自己工作更放鬆，也有更多時間看書，他剛開始讀一本一千頁的書。

在Rémi看來，法國人過去從未遇到這種情況，因此無法預先做好準備應對疫情。據他觀察，法國人對疫情的態度經歷明顯變化：最初不少人拒絕政府建議，不願遵守一些基本規則，例如與其他人保持社交距離。而如今卻出現180度大轉變，以至民眾購物排隊時，會與他人保持起碼3米距離。

疫情讓我重拾生命復甦工作。

在全國實施「封城令」後，一直在家隔離的Caroline覺得受不了了。現在有機會上班，她反而多一分雀躍：終於可以離開家了。

然而，身為巴黎郊區醫院麻醉師的 Caroline，工作並不輕鬆。以前，她需要分配工作時間，一邊在公立醫院工作，一邊於私人診所服務。但自疫情爆發初期起，她便把 100% 的時間奉獻給公立醫院，也重拾已五年沒有碰過的生命復甦工作（resuscitation），例如心臟復甦術（CPR）。

Caroline表示，法國的醫療系統在很久之前已超出負荷，醫生經常上夜班、過分疲憊的情況並不罕見。現在疫情當頭，醫院需要更多人輪班，「醫護人員覺得快要崩潰」。堅守在抗疫前線，她印象最深的是疫情變化的速度：早晨收到的消息，數小時之後已經作廢。醫院朝令夕改，疫情變化比人們的預算能力還要快，必須不斷重組、調整，直到疫情完結那一天。

儘管無工開，但我卻更放鬆、更有創造力。

受疫情影響，原計劃由Mickaël拍攝的活動都被迫取消，收入來源被切斷，他只能等失業救濟金援助。然而他還是很積極，更認為可以善用空閒時間，學習拍電影或做音樂，這樣已經很滿足。危機當前，Mickaël竟感覺生活比平常更放鬆悠閒，自己也更有創造力。他欣喜地發現，其實很多法國人與他一樣，也趁這個機會發揮創意，在網絡上傳播各型各色的新事物。

他不滿意法國政府應對新冠肺炎的措施，批評它們相當矛盾：一方面允許地方選舉繼續進行，另一方面卻嚴格限制民眾活動，禁止反對退休制度改革的示威者上街遊行。

Mickaël希望，社會不要忘記無家可歸者，不要忘記不受社會福利保障的移民工人。這些人沒有安全的地方接受檢疫，在法國的一些大城市，他們甚至會被警察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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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擔心的是困在家裏的86歲老父。

Jean-Jacques擔憂，他的公司會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倒閉，這是疫情給他帶來的最大挑戰。由於公司辦公室位於一所大學內，而法國政府已下令關閉所有學校，因此他需要持特殊證件才能進入校園，並且每周只能上一天班。

Jean-Jacques認為，法國政府在疫情宣傳方面做得不錯，但在物資供給上稍顯遜色。例如手套、口罩、洗手液等，不能為醫護人員提供足夠的保護，也不足以滿足全國人民需要，達不到發達國家應有的水平，甚至有傳聞稱法國需要靠中國捐贈醫療物資。

在疫情不斷擴散的情況下，Jean-Jacques最擔心的正是家人，他每天也會跟86歲的父親通電話，年邁的爸爸因全國「封城」而被困在家中。

亞洲人被懷疑「播毒」，甚至與自己為敵。

Jacky來自深圳，早年在意大利留學後，入職當地一間服裝公司，在米蘭生活已有2年。

春節期間與家人通電話，Jacky便得知中國正在爆發新冠肺炎疫情，但當時他並不感到焦急。直到四星期前，正值米蘭時裝周開幕，意大利傳媒報導了第一宗本地新冠肺炎病例，患者就住在米蘭附近一個小村莊，這時Jacky才開始慌張。

「在疫情沸騰的日子裏，心也被燙傷。」他形容。在Jacky看來，歐洲人將「新冠病毒」與「中國」對等，現居歐洲的亞洲人難免在生活、情緒上受到影響。他表示，即便自己只是照常走在街頭，卻有其他行人把臉遮住，似乎害怕Jacky會「播毒」。

種種心理壓力下，Jacky甚至覺得「自己與自己為敵」。例如有一次他搭乘火車，對面乘客立即以毛巾掩口，臉上不帶一絲微笑。Jacky原以為對方怕自己攜帶病毒，最終卻發現其介意的，只是自己身上的煙草味。

Jacky認為，意大利人和中國人面對疫情的態度很不一樣。意大利人一直懷著積極的態度，隨意開玩笑；在全國隔離的時候，大家還是很開心。他們會在陽台上歡呼、唱歌還有播音樂，把國旗、還有自己畫的彩虹，掛在窗上給外面的人看。

決定留在法國不回台灣，不能讓同胞蒙受感染風險。

瑞麟憑藉工作假期簽證，來到法國學法語，同時以教中文為生。在法國實行全國封鎖時，所有人必須留在家中不能外出，於是他每天重複看書、讀法文、看電影，以此充實日常生活。

瑞麟稱，他居住的城市規模較小，針對亞洲人的歧視問題不太嚴重，但也無法完全倖免。疫情擴散至歐洲後，部分人對他的態度變得奇怪，曾有街上行人對他大喊：「Coronavirus！」。

瑞麟最驚訝的是，即使疫情日趨嚴重，不少法國人還是拒絕戴口罩；甚至即便生病，也繼續排除感染新冠病毒的可能性，更強調新冠肺炎與流感沒什麼差別。他認為法國人過於鬆懈，可能在法國人眼中，喝杯咖啡的時間，疫情就會安然過去。

眼看法國傳媒不斷報導台灣針對疫情的措施，號召仿效台灣，瑞麟對台灣的自豪感與日俱增。雖然他知道很多人不認同台灣是一個國家，但他也發現台灣絕對不脆弱。

其實台灣政府曾經聯繫瑞麟，答應協助其回國。可是他覺得逗留機場風險高，同時不想將病毒帶回台灣傳播，所以決定留在法國。不回家，不只因為回家的路危險，而是出自一顆關懷同胞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