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租管.四】二千呎工作室月租1.8萬港元 藝術家:見步行步

撰文:伍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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紮根柏林的藝術家Dorothea Nold近幾年深感當地的租金越來越高,能夠用以創作、展覽的空間也漸漸消弭。面對租金上升的壓力,她也坦言,如今只能見步行步……(此為【柏林租管】專題系列之四)

貧窮威丁區 凝結藝術家的聚腳地

「我十分幸運,因為至今仍可擁有自己的工作室。不過,這個單位的合約至2020年,我不知道明年會發生什麼事。」 Dorothea在柏林市西北部的威丁區(Wedding)與友人合租藝術創作室,約2,000呎的開揚單位,月租約14,000港元。威丁區是柏林其中一個最貧窮的地區,失業率接近26%,近三成人口活在貧窮線以下。

Dorothea與友人合租的工作室,約2,000呎的開揚單位,月租約14,000港元。(受訪者提供)

不過,因為租金較市內其他區低廉,故成為活力充沛的藝術家聚腳地。在這裏居住的人,有三成是外國人。由於租用單位作展覽及創作室的租金成本低廉,使威丁區一帶的藝廊、共享工作室林立。近年愈來愈多學生、年輕藝術家慕名來到,咖啡室、特色餐館、酒吧紛紛湧現。簡單來說,就是一個文青熱點的典型育成過程。

威丁區的名字被關注了,許多人來逛畫廊、喝咖啡,固然是好事。但代價也料想得到─土地價值上升,以及連帶的租金漲幅。Dorothea提到,工作室所在的樓宇將來有可能改建成學生宿舍。這意味她也許很快要跟威丁區說再見。

柏林威丁區。(網上圖片)

城市發展與藝術創作空間如何共處,一直是現代城市學探討的重要課題。至於城市發展進入成熟飽和階段,藝術空間自然而然便要承受現實物質條件的束縛。兩德統一近三十年,柏林一直以「藝術家天堂」美譽自豪。不過,作為當代人類歷史標杆的柏林市,儘管它那般非凡,也逃不過現實擊敗理想的必然命運。

建制化藝術 商業主導易落入俗套

還是Dorothea看得透徹及一針見血,柏林的「自由空間」如今已然「建制化」(institutionalized)。在「建制化」的藝術創作及發展空間下,只有少數具有財力的藝術組織、劇團、音樂單位可以承受租用展演空間、工作室的高昂費用。這裏不是指有財力的藝術單位,其作品必然與質素脫鈎,畢竟任何一種藝術媒介都是主觀導向欣賞,各有所好。

然而,藝術創作也講求創作者的特質,以及對城市、對社會議題的回應等,一旦商業元素過分主導,藝術創作難免落入俗套,失去個人風格。

紮根柏林的藝術家Dorothea Nold。(受訪者提供)

Dorothea認為,柏林藝術界現正經歷變動,「即便是商業機構營運的畫廊,有時候也沒法承擔日益昂貴的場租。所以,不只是街頭創作,很多藝術家都在掙扎。」

構建柏林內涵底蘊的普羅藝術創作,因為城市發展而變得「建制化」,原有的城市面貌精神卻逐漸褪色。

藝術創作往往與社區文化互賴共生,每個具有悠久歷史的大城市,經過歲月洗禮,難免受到城市化副作用的影響,加上政策傾斜,很容易讓社區重建變成磨滅一座城市文化根柢的毒藥。

在柏林市政府的施政觀念中,居民的住屋權利是基本人權。市場經濟的話語下,房屋是商品,但肯定不是首選投機產品。當樓市嚴重失衡,居民連基本人權都得不到保障,就要抑制投資者肆意操縱私人產權。

住屋是基本人權,可惜現今投資者肆意操縱私人產權,導致很多人仍然沒有得到基本住屋權的保障。(Getty Images)

適當時候應該出動無形之手,將紊亂的市場秩序撥亂反正。姑勿論凍結租金這項頗具爭議性的政策是否對症下藥,至少柏林市政府有這個危機意識,願意治理過熱的樓市問題,減少往後可能出現的風險。

幸好柏林至今仍未病入膏肓,其都市活力和文藝氣息未致殆盡之際,柏林市政府便決心醫治樓價高企的扭曲病態,當中部份原因正是為了保護文化風景線,畢竟柏林之所以獨一無二,全賴於此。

上文節錄自第173期《香港01》周報(2019年7月29日)《留住「貧窮,卻性感」時代 柏林擬凍租保「住宅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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