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專題】死都要講死　死亡咖啡店其實係講生存

安德伍德（Jon Underwood）2011年在倫敦設立「死亡咖啡店」（Death Cafe）。雖說是咖啡店，其實只是安德伍德家中地庫，並由他的母親蘇珊（Susan Barsky Reid）協助舉辦。蘇珊後來回憶，那場試驗性的活動，最終成為參加者的宣洩情緒的渠道：「我們準備得很仔細，因為不知道會發生甚麼事......但其實大家只想有機會去談論死亡。」
死都要講死亡，安德伍德看到現代人急切需要一個空間去討論這件人生大事，他自己也明白，即使談論過多少關於死亡，大家如他一樣會說：「我怕死。」2017年6月，他因急性前骨髓細胞白血病逝世，享年44歲，留下一個未終結的議題。

縱使地球上的人分不同種族、不同膚色，所有生命都會終結，所有人最後殊途同歸；諷刺的是，所有人都有意識的迴避談及死亡議題，這也是不分種族、膚色。澳洲非牟利安寧療護機構Palliative Care Australia行政總監卡拉漢（Liz Callaghan）早前撰文，提倡加強澳洲的善終服務，她認為死亡議題在當地來說仍是禁忌，會造成話題終結。

她指出，大部份人認為「死亡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你看，這永遠是其他人的問題，不是我的，因為我會長生不死」。她認為，我們會計劃生育、為寶寶舉行派對、做產前檢查，但對於自己的身後事卻鮮有撥出時間思考。

 　禁忌太多　討論空間不足

沒有空間、不夠時間，瑞士社會學家克雷塔（Bernard Crettaz）明白人對於談論死亡的抗拒後，決定肩負起責任：「將死亡從『專制的秘密狀態』解放出來。」2004年他於瑞士及法國設立死亡咖啡店。

安德伍德則將這個概念發揚光大。安德伍德認為：「拒絕死亡的能量，是推動消費者資本主義的引擎。」因此現代社會沒有讓人自然及舒服地討論死亡的空間。安德伍德原本在政府機構工作，另在一間臨終安養院做義工。後來他放棄高薪厚職，全職經營死亡咖啡店。他說：「有臨終安養院，有墓地有喪禮主辦人，但都是為將死之人服務，我就嘗試提供一種新的空間，是給那些不是將死的人一個機會去談論死亡。」

他的母親蘇珊解構兒子的想法：「我想他最大的感覺是無助。要幫助這些人他能做的不多，但其實我們只要陪在他們身邊就夠，只需要一個伴。」

 　場地不要緊　最緊要有蛋糕

自從安德伍德在家中地庫舉辦「臨時」死亡咖啡店後，世界各地都有人仿傚這個做法，至今已有4000個臨時死亡咖啡店，分佈在挪威、美國、新加坡等51個國家，舉辦的場地可能是在真正的咖啡店、可能是在家中的起居室、可能是學校、可能是醫院，通常透過社交媒體宣傳。

安德伍德所舉辦的聚會，由負責協調的義工主導，但聚會不會提供喪親支援或情緒輔導，安德伍德認為這些服務在其他地方也有，反而是着重增加對死亡關注，以提醒參加者好好過活。這個活動除了食物及飲品，完全不涉及金錢。最重要是蛋糕，安德伍德引述餐飲公司資料，指人們在喪禮上吃得比婚禮上更多。

 　討論死亡　更容易死亡？

香港01專訪密蘇里大學家庭及社區醫療部研究專家穆尼（Megan Mooney），她強調死亡咖啡店的出現是為了打破社會的禁忍。她自己主辦的死亡咖啡店，也有協助世界各地的人去主辦這類活動，當中包括香港。她說，很多主辦人都說，說到性不會令你懷孕，說到死亡也不會殺掉你。然而有些民族就是非常迷信，令他們更難談到死亡。

穆尼分析，死亡咖啡店興起，是因為嬰兒潮一代及年輕一代，嬰兒潮一代與他們的父母不同，想要更多不同的照料方式、想要選擇，不會單純的聽從醫生所建議，對健康及生活有意見；年輕一代也是。這些想法可透過公開談論死亡等禁忌去實現。

 　舉辦死亡咖啡店　學習各地文化

她說新加坡的死亡咖啡店初舉辦時，曾有人以為這種活動是「自殺俱樂部」，不過她認為眾多國家中，中國的禁忌最多：「在中國，死亡的禁忌較其他我曾接觸的國家都要多，死亡不能在中國社會裏公開討論，反而在其他社會，我們開始看到某些進步。」她提到中國人認為數字「四」不吉利，及不會送鐘及朋友等禁忌，她認為這些也很特別。她引述一名香港人的分享，認為中國雖然有很多圍繞死亡的禁忌，但隨着時代改變，這些禁忌也會慢慢消失。

身為死亡咖啡店的主辦人，穆尼自言每次也發現新的事情。她曾感受到人面對死亡時的無助、無處發洩的委屈，但也透過參加者的分享看到更大的世界。

 　死亡的禮物：面對真相的勇氣

關於死亡，其實有很多話可以說，由希臘神話中的死神Thanatos，到面對殘酷現實的喪親之痛，由分享別人經歷，到談論自身對死亡恐懼，全部都可以在這裏說起。將死亡咖啡店帶到全球的安德伍德說：「每次聚會，總有人會說一些令人完全瞠目結舌的話，這就是死亡的禮物：真實。大家只會講真相。」

神奇的是，談論死亡，笑聲竟比眼淚多；談論死亡，話題終現化成如何用有限活無限。安德伍德表示，大家多數談論如何生存，多過如何死亡。「你知道你只剩下若干時間，然後問題就是，那段時間內我做甚麼最重要？」他說這因人而異：「所以談論死亡，起碼對於我來說，是考慮優先次序的終極練習。」

 　以有限活無限

神奇的是，談論死亡，笑聲竟比眼淚多；談論死亡，話題終演化成如何用有限活無限。安德伍德表示，大家多數談論如何生存，多過如何死亡。「你知道你只剩下若干時間，然後問題就是，那段時間內我做甚麼最重要？」他說這因人而異：「所以談論死亡，起碼對於我來說，是考慮優先次序的終極練習。」

蘇格蘭Good Life Good Death Good Grief活動傳訊經理Rebecca Paterson也曾主辦過死亡咖啡店，她認為談論死亡百利而無一害：「不單止考慮到自己生命有限，更多是將生命活到最完滿，對死亡採取開放態度，代表在家人與自己死亡時，我們可以互想支持，可以創造一個更健康、更愉快的社區。」

英國《衞報》記者塔克（Eleanor Tucker）曾參與一場在愛丁堡舉辦的死亡咖啡店，與參與活動的萊斯莉（Lesley）談天。萊斯莉表示自己人們如何談論死亡很感興：「有時我想是依賴──在人生最後階段依賴其他人──談論這些是禁忌......這就是會發生，沒有要羞恥的地方，如果我們談論更多這種不能避免的情況，起碼較容易去計劃。」塔克指，其他人也談論到「在喪禮上喜歡甚麼歌？」或「希望如何被記住？」等問題。

不過，多談論死亡，不代表就不害怕死亡，安德伍德表示最怕想到妻兒過身，自己也怕死。今年中，安德伍德因白血病引發腦出血死亡。母親蘇珊「白頭人送黑頭人」，直言不認為他兒子的工作對她克服兒子的離世有幫助，但仍會將「死亡咖啡店」的概念延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