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圖．趣史】北大前身「京師大學堂」：晚清對教育的最後一搏
1902年10月14日，八國聯軍入侵炮火裡學務中輟的京師大學堂，再度舉行招生考試。原本當清朝光緒皇帝推動「百日維新」時，京師大學堂就因「以其人才輩出，共濟時艱」的救國目的而在1898年創設，但不多時便被守舊大臣抨擊花費過多。接著八國聯軍攻來，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兼管學大臣許景澄懇切上諫剿除義和團，反被慈禧太后斬於菜市口。待聯軍進城後，大學堂又旋遭佔領破壞，學生們逃散無蹤，不得不停辦。
浩劫過後，慈禧太后這才體悟到施行新政的必要，吏部尚書張百熙趁機上書建議大舉興學，光緒皇帝遂下詔指派張百熙負責此事：「興學育才，實為當今急務，京師首善之區，尤宜加意作養。前所建大學堂，應即切實舉辦，著派張百熙為管學大臣，將學堂一切事宜，責成經理」，京師大學堂遂成為晚清對教育的最後一搏。
訓練學貫中西的中國青年
在張百熙的擘畫裡，京師大學堂不僅要發揮儲備人才的功用，還得擔當全國新式學校的楷模並管理之，相當於今日教育部的地位。因此，本隸屬于宗人府、教養滿洲八旗子弟用的「八旗覺羅學」首先被改制為中學堂與小學堂，並改歸京師大學堂管轄。接著張百熙又督促各省盡速設立新式學堂，並擬定《欽定學堂章程》，規定京師大學堂的分科與學制，打算下一步「頒發各直省高等學、中學、小學各章程」，如此一來便可統一全國教育課程和體系，訓練出學貫中西的新一代中國青年。沒想到，這份被稱為「壬寅學制」的計畫，立刻又因守舊大臣的阻撓而遭修改。
原來，清朝皇室為了保障滿蒙統治階級的特權，往往刻意安排滿漢各一人充任官衙司員，即便同品秩，仍得由滿人掌權，而理藩院之類的機構則是滿蒙各一。結果京師大學堂此新設的機構也逃不過守舊派的猜忌，被抨擊「本朝定制，各部官皆一滿一漢，教能相維不敝，今大學僅一漢大臣，致成弊藪，請增滿大臣主其事」。無法擺脫種族私見的清朝皇室，竟因此超擢出身蒙古正黃旗的總督倉場戶部侍郎榮慶（1859─1917年）為刑部尚書，再指派其與張百熙共同管理京師大學堂。消息一出，頓時「中外愕咍」。
榮慶很快又被任命為軍機大臣，導致「百熙益無權」。志得意滿的榮慶，仗恃皇室的信賴，不願全盤照搬張百熙的構思，遂又聯合張之洞（1837─1909年）一同改定章程。最後在1904年1月，被稱為「癸卯學制」的《奏定學堂章程》才頒佈。此外，在張之洞的要求下，京師大學堂原本掌理全國教育的行政功能被分割開來，交由總理學務大臣負責；1905年清廷又單獨設置「學部」。至此，京師大學堂的「教育部」功用遂全告消失。
不過若比較「壬寅學制」與「癸卯學制」的差異，後者反而較細致完整，而且張百熙、榮慶與張之洞等人皆有一定的保守性格。張百熙在1901年上疏時，就表明「招集京外通博之才，酌采中西有益政治，各種學問嚴定章程，重在中學，而以西學輔之」的態度。
這與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略有相通。而「癸卯學制」規定的京師大學堂專業八科里，「經學」科便居於首位，傳授《春秋》、《左傳》、《周禮》、《論語》等內容。這顯見在洶湧的西潮下，清廷仍認為中國傳統學問有救亡修身的效益，不能輕易毀棄。
此外，由於洋務運動以來所開設的各種新式學堂，中西課程混雜不精，部分學成者未必精通西學，連傳統經史思想也僅知一二，清廷又未悉數重用學堂培養的人才，花巨資送出洋的留美學童也常被投閒置散，導致「不肖者，遂乃依恃洋人魚肉閭里，甚至淩侮朝官，目無法紀」。清廷事後檢討缺失，認為還是得注重灌輸儒家禮義，以免培養出「中不中、西不西」的「洋奴」。
讀經講經每周12小時
所以除了京師大學堂特設經學科之外，清廷又於1904年頒立《奏定小學堂章程》，規定初等小學堂與高等小學堂得開立「修身」、「讀經講經」等研讀古人言行和經學的課程為必修科，且「讀經講經」科在初等小學堂與高等小學堂的每週授課時數竟高達12小時！但初等小學堂和高等小學堂的每週授課總時數不過才30與36小時。這讓人見識到清廷欲「從娃娃抓起」的決心，以免新一代忘卻舊學、也連帶忘了對朝廷的認同。
不過由於師資不足、加上授課時數過長，致使時人抱怨「通經所以致用，今以授之小學兒童，徒苦其腦力」，清廷學部這才略作刪減。 諷刺的是，在清廷意欲推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新舊混合學制時，張之洞居然又在1907年上了《創立存古學堂折》這道奏摺，憂心地說道：「近年以來西風日熾，學堂學生喜新奇而蔑棄正學，各學堂之經學徒為具文，經學實有淪亡之疑慮」，請求設立專門講授經史子集的存古學堂以「保存國粹」。
在張之洞看來，儘管各小學堂與京師大學堂已有經學課程，但那畢竟是啟迪國民心智所用，故仍得另辟存古學堂，免得日後中國再無通曉十三經的大師。當張之洞登高一呼後，各省相繼成立類似的學堂，但由於財政困難、教學風氣惡劣、教員學生時常曠課，張之洞期許的目的遂沒能達成。
從京師大學堂到地方學堂的成立與課程設計，不難發現彼時的清朝皇室，在中西力量的衝撞下仍試圖盡最後一搏，想一面保留舊學根柢、又一面輸入西學以富國強兵，但畢竟不徹底的改造只會再重演一回洋務運動的失敗，傳統中國學問已沒法適應西方列強主宰的「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
張百熙、張之洞等人或許是囿於時代的局限性，也或許早已深諳此理，但依舊捨不得讓曾信仰的禮樂體系遽然崩解，故仍想保留一絲舊學的火種繼續焚燒。這種矛盾的心態，說明瞭當時中國在專制王朝瀕於崩潰、文化面臨摧折的危機下是多麼的惶恐。直到民國初年「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展後，舊學的威信才徹底被質疑與打倒。但那時，盲信西學與徹底否定民族文化，又成了中國社會的另一場認同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