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不宜稱先生」爭論的歷史緣由・二｜民國女性稱｢先生｣的發展

本文獲《文化縱橫》授權轉載，原文標題為《很多人圍繞「女性不宜稱先生」爭執不休，卻無一人道破其歷史緣由》。

民國之際女性稱「先生」的進一步發展

在民國建立之前，女性稱「先生」存在一定的職業局限。而男性可使用「先生」作為日常交際過程中的一般尊稱，這種使用方法一般較少覆蓋到女性群體。1912年之後這一情況出現了根本性的變化，「先生」作為對女性的一般尊稱逐漸走入國人的日常交際之中。

推動這一變化的關鍵性制度文件是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頒布的《臨時大總統令內政部通知各官署革除前清官廳稱呼文》。在該法令中，孫中山要求革除前清官廳中的「大人」「老爺」等稱謂，以「先生」和「君」兩種稱謂取而代之：

查前清官廳，視官等之高下，有大人、老爺等名稱，受之者增慚，施之者失體，義無取焉。光復以後，聞中央地方各官廳，漫不加察，仍沿舊稱，殊為共和政治之玷，嗣後各官廳人員相稱，咸以官職，民間普通稱呼則曰先生，曰君，不得再沿前清官廳惡稱。

當國家政體從「君國」向「民國」躍進之際，稱謂革命也被納入新政權關注的重心。「老爺」「大人」等稱謂因「盛行於官僚社會，顯然分着尊卑的階級」而被政府摒棄。「先生」和「君」兩大稱謂因其內在的相對平等性，被南京臨時政府賦予了合法地位。袁世凱當政之際，曾短暫恢復清代官場稱謂，禁止互稱「先生」。在這一歷史背景下，「先生」和「共和」深度綁定，社會上甚至有「共和先生」和「專制老爺」的戲稱。這反映了民初國人在「先生」概念上賦予了政治平等的時代含義。

不過，南京臨時政府的相關法令並未指明「先生」和「君」所使用的性別範圍，而是將兩者視作「民間普通稱呼」。那麼，「先生」作為通稱可以涵蓋女性還是僅僅指代男性群體呢？

1918年，劉哲廬觀察到：「惟近日女界每多以先生相稱者，此系共和告成一種普通之詞，亦頗通用。」在這裡，女性稱「先生」的含義，已經不再僅局限於過去的教師、醫生、道士、占卜者、說書人、妓女等，而變成可以指代包括全體女性和男性在內的社會通稱。「先生」概念中所蘊含的性別平等，在民國初年的共和潮流中日益滋長，與共和體制背後的政治平等同頻共振，政府在通過稱謂革命改造國民的同時，也從性別層面不斷拓寬「先生」概念的性別所指。

如果說辛亥革命之後「女界每多以先生相稱」乃共和政體下政治平等之風激盪的新生事物，那麼新文化運動以及由此產生的性別平等社會風潮，則進一步推動了女性稱「先生」在社會中廣泛傳播。

人們將女性稱「先生」賦予了男女平權和女性獨立的時代含義：「在現代中國，抹煞丈夫的姓名，正足以表示她的獨立性，再在她處女姓名之後，殿上一個先生的字樣，於是乎她在社會上，便完全與男子平等了。」由此，不同性別在稱謂層面的統一，被視作性別平等的關鍵標誌。

不過，儘管民國時期政府高唱以「先生」取代「大人」「老爺」，但實際效用則並不理想。有鑑於此，1934年南京國民政府內政部頒布一則通令，要求取締腐化稱謂：

嗣後有官職稱其官職，無官職者，一律稱先生，不准再用舊日老爺、太太、少爺、小姐腐化之稱謂。

這則通令反映了南京國民政府高層對於社會稱謂的認知。從「先生」概念變遷的角度而言，這則通令雖與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的政令一脈相承，但也具有其獨特的關鍵意義。首先，這則通令不再提及「君」這一稱謂，由此可見，在與「君」的較量中，「先生」占據上風，並成為政府指定的唯一合法稱謂。其次，這則通令取締「老爺、太太、少爺、小姐」而一律改為「先生」。「老爺」「少爺」乃男性稱謂，「太太」「小姐」乃女性稱謂，政府卻不分性別一律改為「先生」。由此可知，政府首次官方確定了作為全體公民通稱「先生」概念，並無性別之分。

此後，社會上使用不分男女皆稱「先生」的情況愈發普遍。不過，在實際使用過程中，以「先生」稱呼女性往往還存在一定限制。其限定性主要集中在以下兩點：

第一，「先生」主要用來稱呼未婚或無丈夫的女性。第二，主要稱呼知識階層或新式女性。

無須諱言，民國時期也廣泛存在着反對女性稱「先生」的輿論，其反對理由如下。

其一，女性本已存在「小姐」「太太」「夫人」等稱謂，無須再增加新的稱謂。

其二，妓女稱「先生」，故而稱女性為「先生」是不尊重。

其三，日常使用中存在不便，特別是親子關係中。

其四，「先生」為男性之通稱，不宜用於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