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布力架家族看葡人在港發展 從澳門移港佔盡優勢卻為何無法突圍
【藝文編按】香港開埠後，澳門土生葡人能操多種語言，且了解華洋文化，發展上具有多重優勢，卻因為表現得「欠缺商業活力」，終究未能在香港商業史上留下突出痕跡。本文節選自鄭宏泰博士的「洋人家族研究系列」著作，《布力架家族：澳門土生葡人在港五代發展傳奇》第二章，第24-39頁。
澳門開埠的歷史遠比香港悠久，孕育出不少在當地扎根多個世代的家族，例如卡斯特羅（d’Almada e Castro）家族、施利華（da Silva）家族、黎氏（Rangel）家族等等。與今時今日那些富甲一方、名揚中外的家族相比，當時那些澳門葡人家族儘管不是一時巨富，但卻同樣名揚中外，甚為顯赫，並因其土生葡人的特點自成一系，備受各方關注，吸引不少研究者目光。本研究聚焦的布力架家族正是其中一個，他們在澳門扎根多代，後來轉到香港發展，同樣幹出了一番成績。雖然布力架家族的成就與財富未及那些頂級的英國、猶太或巴斯商人，但作為土生葡人的代表，他們的際遇反映了這個族群在港生活的故事，同時充實了香港早年發展歷史的內涵，值得深入探討。
一個家族的發展能否幹出成績，實在需要多方因素配合：既要有人才、意志、努力和奮鬥等內在條件支持；亦要有時局、環境、運氣等有利的外部因素呼應，兩者缺一不可。布力架家族在香港開埠初期，將目光放在這個新開闢的自由港，認為她的幅員較澳門大、貿易政策更進取，有更佳發展前景，所以很快便由澳門轉到香港謀生。從他們日後的發展進程看來，這個具前瞻性的決定，成為家族闖出新天地的關鍵起點。
澳門土生家族移民香港的發展轉變
正如上一章粗略提及，英國佔據香港之後， 澳門連結中外的獨一無二地位首當其衝，據說不少土生葡人因而產生了「一種抵制心態」（李長森，2007：189），覺得英人此舉是衝著他們而來。事實上，當獲悉英人佔領香港之後，澳門葡人報紙《葡萄牙人在中國》（O Portuguez na China）曾提出警告，指澳門的發展必會受到巨大挑戰，但對此卻束手無策（J.M. Braga, 1960: 57）。儘管澳葡政府及普羅土生葡人內心擔憂，英人治下的香港會給澳門帶來直接競爭，威脅日後發展，但香港開埠後可能提供巨大發展空間，這對不少土生葡人而言仍甚具吸引力。
英國奪取香港時顯得野心勃勃，胸有成竹，似有滿腹大計，要將香港打造成重要的貿易中轉站，自然吸引不少目光長遠、具全球視野之人注視。但剛佔據時，由於香港的地位尚未確定和穩固，加上中英各易其帥，重啟戰事，前景不穩，不少洋商乃抱持觀望態度，沒有立即採取行動，就連英國政府的在華辦事處，亦沒隨即由澳門遷到香港。
雖然如此，英國對於佔領中國領土立意堅決，一邊與清廷戰爭，一邊開始經營香港，基礎建設及典章制度亦密鑼緊鼓地進行。1842年，英國成功以武力迫使清政府簽訂《南京條約》，香港割讓已成定局。至此，包括澳門土生葡人在內的洋人洋商，才相信英人對香港的管治能力，以及開展貿易的決心，促使他們將香港及「五口通商」的條約港口納入未來發展的規劃之中。
過去300多年來，澳門在長時間的華洋雜處及相互交流下，孕育出不少精通華洋多語的人才，當中有不少是土生葡人，對多方社會、信仰及文化相當了解，過去一直擔當著中間人的協調角色，經驗豐富。《南京條約》之後，由於通商口岸由澳門一個突然增至七個，加上大量洋商湧入，趁機搶奪中國市場的頭湯，這群土生葡人成為香港及「五口通商」開放後最炙手可熱的人物，華洋商人甚至政府都爭相聘用，令他們獲得了前所未見的重大發展舞台。
另一方面，澳門過去獨一無二的中介地位受到衝擊，加上人才資源外流，整體人口驟降，短時間內突然失去了發展活力，陷於困境。正如上一章粗略提及，阿馬留出任澳督期間曾想力挽狂瀾，作出前所未有的政策冒險，更因此賠上生命，此後，澳門的歷史地位雖有了轉變，但發展前景已難以逆轉，日後只能依靠那些被傳統主流社會視為「偏門」的生意或行業勉強支撐（黃啟臣，1999）。
書名：《布力架家族：澳門土生葡人在港五代發展傳奇》
作者：鄭宏泰
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年7月
香港開埠後，英國政府及大小洋行洋商，急需聘用能夠溝通華洋中西的人才，原本在澳門生活、具多語能力的土生葡人被高價「挖角」，一時間很受歡迎，不但殖民地政府向他們招手，大小洋行亦想納他們己用，協助開展業務。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雖然在香港開埠初期，葡人抵制心態甚濃，但他們後來發覺香港及其他條約港口湧現不少高薪厚職，有更好的事業發展機會，便抵擋不了誘惑和吸引力，樂意離開澳門，投身其中。這種趨勢更隨著時間推移，令香港及各主要條約港口的發展較澳門更佳更快。
本研究的焦點人物JP．布力架（Jose Pedro Braga）在其著作中曾引述早期商業名錄的資料，指出土生葡人自香港開埠後不斷移居至此。他以1849年的《香港年曆與名錄》（Hong Kong Almanack and Directory）的登記資料為根據，按登記者姓名查找分類，發現當時香港有六家公司由土生葡人經營，另有35名土生葡人受聘於大小洋行及政府。他以同樣方法查找1861年的《中國名錄》（China Directory），發現當時香港已有13家公司由土生葡人經營，受僱人數則達145人，當中32人任職政府，113人為大小洋行所聘用，例如在渣甸洋行，便「有許多澳門土生葡人為其工作」（李長森，2007：188）。在短短12年間，土生葡人經營的公司數目倍增，受聘於不同機構的人數更上升兩倍多，可見由澳門轉到香港發展者日多（J.P. Braga, 2013: 146-152）。
據余繩武、劉存寬（1994：354-355）引述英國外交部資料指出，1848年時，香港的土生葡人已達321人，僅次於殖民地統治者的英國人，因為在1845及1851年，在港歐美人口只有595及647人。到1897年，在港的歐美人口總數為5,532人，其中英國人為2,213人，另外土生葡人則達2,263人。以上統計數字說明三個特點：一、土生葡人自香港開埠後不斷到來，二、其人口規模在洋人中較大，僅次於作為殖民地主的英國人，三、英國人在統計人口時，一直不把澳門土生葡人計算入歐美人口中，而是獨立一個類別，揭示在英國統治者眼中，土生葡人不屬於歐美白人，此點明顯影響了他們的發展。
李長森（2007：208）根據《澳門土生家族》所記錄的440個土生葡人家族，作出另一點統計，發現其中255個家族有部份成員已移居香港，比率高達58%，可見自香港開埠後，多數澳門土生葡人家族已逐步把心力投放到香港，當中不少人更取得了突出發展，布力架家族便是其中重要例子。
香港和多個條約港口向外開放後，澳門土生葡人雖然在這些地方獲得了前所未見的發展機會，在政府或是大小洋行中任職，深得洋人大班及政府官員信賴，但他們的工作大多是文書或翻譯，甚少成為買辦，有別於同樣掌握華洋多語的華人，情況甚為特殊（Wordie, 1999）。
對於這種特殊現象，史釗域．布力架（Stuart Braga）作出深入分析，指出在當時的非華人人口之中，土生葡人乃僅次於英國人的第二大族群，他們自澳門轉到香港，主要成為「打工仔」，有些受僱於政府，有些加入大小洋行，屬於「文員階層」（clerk class）（Braga, 2012: iii-v and 85-86），如下一段介紹，言簡意賅地點出了某層面的關鍵所在：
葡人難以創立貿易行與那些很成功的英資或歐資金融及商業公司競爭，他們很容易便可在那些公司或政府部門中找到工作。隨著時間過去，尤其是當教育水平提升，他們展示出做事勤勞、全面和細緻的特質，因此，他們成為一個獨特族群，亦是一個清廉可靠的文書階級。（S. Braga, 2012: 106）
到底這是反映出他們相對缺乏經商意欲？抑或是他們未能與華人社會建立緊密的人脈關係網絡之故？第二個問題或者不難理解，而第一個問題則可從上文提及1849及1861年土生葡人公司的數目中，看到一點端倪。雖然在那12年間，土生葡人在香港設立的公司數目由6家倍升至13家，但始終為數甚少，似是反映土生葡人較少投身商業，惟有關這方面的直接研究與分析，至今並不多見。
毫無疑問，香港開埠後，澳門的歷史地位發生重大轉變，土生葡人對此在心理上有些「不太舒服」，覺得往昔的優勢不再，但畢竟香港近水樓台，提供了另一層面的發展機會。他們過去在澳門長期與華人及其他歐美人士相處，分別學習到華語和英語，加上自身的母語（葡語），令他們成為溝通華洋的一股重要力量。他們不被英國統治者視為歐洲白人，又沒有完全融入本地華人社會，促使他們走上另一條道路，尤其在九龍的尖沙咀、旺角、何文田及九龍塘等地聚居，成為開拓九龍半島的關鍵力量，豐富了香港社區的種族、商業與文化多元性。
作者簡介｜鄭宏泰，現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執行）、全球中國研究計劃聯合召集人、社會與政治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電話調查研究室總監。畢業於香港大學，取得工商管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的鄭宏泰，研究領域為家族文化與企業傳承、企業家精神與社會網絡、華人社會變遷與繼承制度、香港金融市場變革、社會調查與分析，以及海外華人與「一帶一路」等。
鄭宏泰醉心研究，筆耕不絕，前後出版了38本中英文專書，編輯書籍亦達14本，並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了近 20 篇學術論文。學術及社會服務上，他擔任國際學術期刊 National Identities, East Asia 及香港《香港社會科學學報》、《廿一世紀》編委會委員，主持《家族企業發展研究》與《香港世家大族傳承與發展》系列出版，他亦是世界海外華人研究學會董事會成員(2019 至今)、行政長官卓越教育獎(2019/2020)評審委員會、教育局課程發展議會通識科委員會(2018 至今)及博物館諮詢委員會歷史專責委員會委員（2018至今）。
【本文獲三聯書店授權轉載，標題為編輯撰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