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人︰現實中善商賈的「拜火教」族群 原來對香港開埠影響深遠
【藝文編按】提起「拜火教」，大家或會想起《倚天屠龍記》中的「明教」。現實中，他們是信奉瑣羅亞斯德教的巴斯人，「善商賈，好利」的特點使其成為大英帝國的「帝國夥伴」，向全球擴張。而在香港，巴斯商人亦曾風光一時，麼地、律敦治等名便跟巴斯人息息相關。本文節選自鄭宏泰博士的「洋人家族研究系列」著作，《巴斯家族：信仰、營商、生活與文化的別樹一幟》第二章，第48-56頁。
在古代，巴斯或粟特商人東來中土，主要是為求財營商，並非傳教。其宗教當時被中國人稱為天神教，後稱祅教，並如上一章所述，因崇拜儀式總是離不開火，於是又被稱為「拜火教」。儘管如此，由於他們「缺乏那種主動自覺地向外擴張的精神……他們到中國的目的是經商而不是傳教」（林悟殊，1995：112），因此瑣羅亞斯德教並沒在中國流行起來，民間社會對此知之甚少，亦鮮有直接接觸，事實上他們到華的人數相信亦只零零散散，為數不多。到了清代，據說在1756年時，第一名巴斯商人隨同英國東印度公司到了廣州，開始與華貿易（郭德焱，2001：116）。
由是觀之，雖然瑣羅亞斯德教早在四或五世紀已傳入中國，揭示波斯商人東來並非新鮮事，但他們顯然沒給中國社會、商貿及信仰等帶來太大影響與衝擊；五代十國至明朝時，相信該教更因遭伊斯蘭迫害而沉寂一時，自然沒在中國取得甚麼發展。直至清朝時，他們才改稱為巴斯，跟隨著英國人再次踏足中國，尋找發展機遇，並因其商業觸角敏銳、精於經營，成為一股不容忽略的商貿與政經力量。他們踏足中土後曾參與不同貿易，但以走私鴉片為最，幾乎成為英國全力打開中國大門的前鋒。本章藉個別突出巴斯商人的例子，集中討論這個接觸過程與發展狀況。
早期巴斯人在華的情況
從歷史上看，瑣羅亞斯德教或巴斯人與中國早有接觸。據各種零散的史書記載，早於公元四世紀北魏時代，或最遲五世紀，瑣羅亞斯德教已通過「粟特商人」（Sogdian merchants，或稱「薩末鞬商人」）， 沿著陸上絲綢之路走到中國，惟他們的東來，主要目的應是開展貿易、賺取財富（陳垣，1980；林悟殊，1995；Nghiem, 2019）。《新唐書．列傳第一百四十六下．西域》（沒年份）如下一段重要介紹，點出他們的生活與自少便教導孩子如何經商的特點：
康者，一曰薩末鞬，亦曰颯秣建，元魏所謂悉斤者……人嗜酒，好歌舞於道。王帽氈，飾金雜寶。女子盤髻，蒙黑巾，綴金花。生兒以石蜜啖之，置膠於掌，欲長而甘言，持珤若黏云。習旁行書。善商賈，好利，丈夫年二十，去傍國，利所在無不至。（《新唐書．列傳第一百四十六下．西域》，沒年份：沒頁碼）
其中的「生兒以石蜜啖之，置膠於掌」，寓意長大後能「甘言，持珤（即寶石）若黏」。他們「善商賈，好利」，長大後「去傍國」，前往任何有利可圖的地方營商發財，很有司馬遷筆下那種「皆為利來、皆為利往」的特點。
作為少數民族，巴斯人在清代再次踏足中土，一如過往地並非為了傳教，亦非肩負政治任務，而是為了開拓貿易。至於他們來華採取的途徑，已非陸上的絲綢之路，而是海上的絲綢之路，主要活動地點則在廣州，可見廣州在中國近現代對外貿易的重要地位。在討論巴斯人來華之前，下文先簡略介紹明清時期中國對外事務的管理制度和特點。
幅員遼闊的中華大地，無論陸上邊界和海岸線都十分綿長，管理上有不少困難之處。早在唐代，朝廷已在海港口岸設立市舶司，性質類似今天的海關，專職管理由海路出入口的外商、船舶、貨物，以及一切外部事務，包括對外貿易、徵收關稅等工作。之後，宋元明清各朝亦基本沿用此制，曾在廣州、杭州、溫州、明州、寧波及泉州等沿海重要城市設立市舶司，原因自然是當地擁有優良港口，城市發展有一定規模，商業活躍（鄭有國，2004）。
明朝時，儘管有鄭和七下西洋的壯舉，在世界航運史上具重要意義，但有明一代卻因邊防及政治因素，實行嚴厲海禁，既限制國人飄洋出海，亦不太歡迎外商到華，以自給自足為本，設立市舶司的地點亦曾有不少調整。到了清初，雖仍設立市舶司，但同時又嚴控海疆，厲行海禁，強化對海外事務的管轄。到了乾隆朝，更因應社會及商貿情況，封鎖全國對外口岸，取消多個地方的市舶司，獨留廣州一地，以便於管理，防止出現亂象，亦令朝廷中樞與外商外貿保持較遠距離。而統管滿清對外貿易或涉外事務的責任，則由設於廣州的十三家「牙行」，俗稱「行商」統合。
同一時期，歐洲亦發生了前所未見的巨大變化，當中最為突出之處，是大英帝國經歷連番內亂與爭奪後，開展了工業革命，急須尋找外部市場與原料供應，因此走上發展與對外擴張之路。撇除具侵略性的奪取海外殖民地及奴隸不談，集合國家核心商業力量創立的東印度公司，獲得了專利經營地位，成為大英帝國向「東方世界」拓展的旗艦，負責英國大小直接或間接對外開拓的任務。
可以這樣說，在這背景下，英國對華貿易與外交接觸的「半官方」機構，由東印度公司負責；中國對外事務，則由同樣「半官方」機構的十三行負責，在性質及級別上屬「門當戶對」。這種被稱為「廣州制度」（Canton system）的安排，自乾隆至（1750年代）道光（1830年代）年間運作了近80年，雖有不少英商和傳教士各懷目的，試圖敲開中國大門，但遭拒絕後亦沒出現大亂子，十三行與東印度公司這兩個對口單位基本上合作暢順，彼此相安無事。
書名：《巴斯家族：信仰、營商、生活與文化的別樹一幟》
作者：鄭宏泰
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年7月
早期中國的對外貿易，以絲綢和茶葉出口等為大宗，洋貨入口則主要是南洋的土特產如香料、棉花及木材等，惟與出口相較，數量實在微不足道，背後原因是中國地大物博，基本上能夠自給自足，不假外求。相反，英國本土地小物稀，推行工業化後，一方面需要覓得原料供應，才能進行生產，另一方面又需要龐大市場以傾銷製成品，故才會千里迢迢來到東方，敲開中國大門。為英國人所用的巴斯商人，便在這樣的背景下重踏中土。
據不同學者的分析，早於1756年，相信是巴斯人的之弘治（Jivanji）家族兩兄弟——海爾治（Hirji）及文力治（Maneckji）——踏足廣州， 以「散商」或「自由商」的身份（即是不隸屬於東印度公司的個體戶），開展了巴斯人直接參與在華貿易的風氣之先（Dobbin, 1996）。這裡帶出一些不容忽略的重點：其一，東印度公司的「專利經營」開始出現制度「漏洞」，那些「自由商」雖然財力較弱，卻可以更靈活地經營，尤其因沒太大包袱，可做一些風險巨大的生意，那便是本小利大的鴉片走私；其二，是巴斯人在相隔千多年後再度到華，自北魏以來兩個民族「重新連結」（用今天社會的潮流用語是「reconnect」），大家均可說是「輕舟已過萬重山」，人面桃花，實在意義重大；其三，是巴斯人前來找生意、尋商機時，明顯採取了家族企業組合的「兄弟班」模式。
由於海爾治、文力治兩兄弟善於經營，高效合作，做出了很好的成績，生意不斷壯大，盈利滾滾，這或者是在廣州成為中國單一對外門戶，東印度公司又壟斷經營的環境下，身為「自由商」的他們能夠獲得開拓空間的核心原因所在。據悉，兩兄弟在華貿易的發展甚佳，在高峰期一度擁有七艘貨船，揭示生意已有相當規模，可以賺得巨大財富（Karaka, 1884: 57; Palsetia, 2008: 654; Hinnells, 2005: 159）。
兩兄弟對自己在廣州經營跨國貿易的成功亦毫不掩飾，甚至像很多好炫富的商人般，高調地買田買地、興建大屋，生活過得奢華揮霍。或許是想進一步誇耀自己的能力和財富，他們後來更起了個令懂英語者一看便知很有錢的姓氏：「現款」（Readymoney），彰顯自己財力充沛。不少巴斯人在自訂英文姓氏時，經常會直接採用其職業或身份，在中國人眼中，這可能有點太過直白，甚至匪夷所思。不過，在資源匱乏的年代，之弘治家族選擇了以「現款」為姓，不但表現出過人的信心，這亦是無數人追求的夢想，就像早年香港人稱李嘉誠為「超人」，視之為財神偶像般加以崇拜。
之弘治兩兄弟除了姓氏惹人注目外，名字亦有不少特別的地方，可以作為討論巴斯人姓名時的參考。有學者引述文獻，指海爾治（Hirji）的原名應寫作Heerjee Jeevanjee Readymondy（譯名為「希爾治．治瓦治．瑞迪滿力」），即將「Hirji」中的i寫為ee，不少巴斯人名拼音都有這個現象，可以理解（郭德焱，2001：116），惟本書則將Readymoney譯為「雷迪曼尼」。
海爾治沒有兒子，只有兩個女兒，於是他把大女兒嫁給巴斯另一著名家族——班那治（Banajee）家族——的成員，又收養其外孫之漢格里（Jehargrie，又寫作Jeharghrier，另譯為折航基爾）為繼承人（林準祥，2016：76-77），家族亦改稱為之漢格里家族。他們的後人在商界叱咤風雲，聲名顯赫，財雄勢大，與吉吉貝家族一樣，在印度和孟買極具影響力（Kulke, 1974: 74-75）。他們更於嘉慶年間（1819年前）在廣州創立了首家具有現代色彩的銀行——廣州銀行（Bank of Canton），於1819年在當地簽發了流通鈔票，是中國金融業上的創舉，開中國銀行金融史之先河（林準祥，2016：74）。
這裡帶出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巴斯人投身對華貿易，崛起成為巨富，可以返到「家鄉」揚名；至於他們發達後改了一個帶有「炫富」色彩的英文姓氏，顯然是給懂英文者看的，古吉拉特文未必帶有同樣意思，背後反映巴斯人已經以英國人馬首是瞻。隨著英國開拓在華貿易，愈來愈多巴斯人以「英國臣民」身份來到中土尋找商機，挖金發財。因為外表與歐洲人有別，又對東方文化認識較多，他們在中國社會營商時，必然有某種截然不同的活動彈性和優勢，然而他們與「紅毛」同一個鼻孔出氣的現實，卻滋生了愈來愈嚴重的鴉片走私問題，埋下日後鴉片戰爭的伏線。
繼海爾治及文力治之後踏足中土的巴斯人，相信是柏士唐治．卡華士治（Pestonjee Cawasjee，下文稱之為卡華士治）。從一些僅有的記錄中，我們發現大約在1794年，一家名叫巴倫治洋行（Cowasjee Pallanjee & Co）的公司在廣州創立， 東主之一便是卡華士治。洋行初期主要從事絲綢茶葉生意，其後則染指鴉片走私。巴倫治洋行之後改了一個中國化的名字「廣昌洋行」，這與當年渣甸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易名「怡和洋行」或Butterfield & Swire Co取名「太古洋行」同出一轍，目的除了善頌善禱，讓好名字為公司帶來更好的生意發展外，相信還有便於華人接納的考慮（深入內容，參考筆者在《渣甸家族》及《太古家族》兩書的相關論述）。
其實，早期在華創立的洋行一般都會入鄉隨俗，改一個文雅又有寓意的名字，例如上海對外經濟貿易志編纂委員會（2001）編寫的《上海對外經濟貿易志》第二卷〈企業〉的「洋行、買辦」名錄中，可以發現那時巴斯人在華開設的公司，不少名字甚為「地道」，若單看中文名稱，實不知其為巴斯人的洋行，計有：順章洋行（Pestonjee Framjee Cama & Co.）、復源洋行（F.S. & N.M. Langrane）、祥記洋行（Amroodeen Jofferbhoy）、廣昌洋行（Cowasjee Pallanjee & Co）、架記洋行（Cassumbhoy Mathabhoy & Co）、廣孚洋行（Eduljee Framjee sons & Co）、廣興洋行（Dhurmsey Poojobhoy）、咸亨洋行（Khan Mohammed Aladinbhoy）、順泰洋行（Framjee Byramjee Mats & Co）、意掌蘭洋行（Hubibhoy Edrabein Sons & Co）、廣南洋行（P. & D.N.Camajee & Co）、慎生洋行（R. H. Cama & Co）及廣順洋行（Ibrahim Soomar）等。
根據記錄，在1851至1950年的一個世紀中，巴斯人在上海開設了20家洋行。據上海對外經濟貿易志編纂委員會（2001）估算，在咸豐二年（1852年），上海已有洋行41家，其中英商27家，美商5家，法商1家，英屬印度巴斯商則有8家，數量比美商還多，可見巴斯人人數雖少，商業力量卻不容小覷。
回到卡華士治在華經商的經歷。綜合各方資料顯示，他是巴倫治洋行的創辦人之一，於1830至1840年代一直留在中國，經營各類生意。據Vaid（1972: 15）記述，該洋行曾參與1841年1月26日英軍佔領香港的儀式，並隨即把總部由廣州轉到香港。一年多後的1842年8月，卡華士治突患病，醫治無效，不久在澳門去世，親友將之葬於澳門松山白頭馬路的巴斯墳場， 墓碑上寫有「商人及代理，孟買原居民，於1842年9月18日在澳門離世，享年52歲」等字句，留下巴斯人在華發展的足跡（Smith, 1995: 393）。
巴倫治洋行從1794年在廣州創立，到1841年把總部轉到香港，再到1842年卡華士治在澳門去世，該洋行在華經營已近半個世紀，其間中英兩國的關係發生巨大變化，不但中國對外貿易由「出超」變成「入超」，門戶由封閉轉為開放，綜合國力亦由強國變為弱國，落為西方邊陲，其中最為關鍵之處在於鴉片走私。有分析指出，英國人深明販賣鴉片的巨利，但因鴉片為滿清政府明令禁止，東印度公司又是以半官方身份與中國貿易，因此不想直接參與，以免牽動整個局面，於是轉而利用表現忠誠的巴斯人作「前鋒」，主力推動（Kulke, 1974: 121），巴斯商人乃因此「喝了頭啖湯」，藉在華進行茶葉、絲綢生意之餘，滲入鴉片走私，再逐步增加數量。這樣不但令中英貿易局面逆轉，亦令中國社會及財政出現嚴重問題，最後牽動國際關係，激發鴉片戰爭，然後有了屈辱的不平等條約和香港被迫割讓為英國殖民地。
順作補充的是，卡華士治去世後，其子柏士唐治．卡華士治（Pestonjee Cowasjee）繼承父業，洋行取得不錯的發展，生意做得更大，而他則於1881年交棒兒子蘇立治．段之貝（Sorabjee Dhumjeebhoy），業務仍能維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洋行損失很大，領導大權落到一位名為簡恩（S.C. Khan）的股東手中，之後再轉到薛拿（D.K. Sethna）身上，最後在1950年代沒落（Vaid, 1972: 53）。
從不同民族與文化交流的大歷史而言，巴斯人的先輩早在四、五世紀，已通過陸上絲綢之路到華，開貿易和互通貨物之始，但受地理阻隔及朝代興替影響，那時的接觸似乎只是點到即止，沒有進一步發展。相隔千多年後的十八世紀，巴斯人的後代再次踏足中土，這次是沿海上絲綢之路而來，背後更有新興世界霸主英國的強硬後台，不但經營風格上染有不少英國色彩，就連貿易網絡與支援上，亦配合英國一心打開中國大門的努力，令巴斯人作為英國開拓東方貿易的前鋒形象逐步突顯出來。
作者簡介｜鄭宏泰，現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執行）、全球中國研究計劃聯合召集人、社會與政治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電話調查研究室總監。畢業於香港大學，取得工商管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的鄭宏泰，研究領域為家族文化與企業傳承、企業家精神與社會網絡、華人社會變遷與繼承制度、香港金融市場變革、社會調查與分析，以及海外華人與「一帶一路」等。
鄭宏泰醉心研究，筆耕不絕，前後出版了38本中英文專書，編輯書籍亦達14本，並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了近 20 篇學術論文。學術及社會服務上，他擔任國際學術期刊 National Identities, East Asia 及香港《香港社會科學學報》、《廿一世紀》編委會委員，主持《家族企業發展研究》與《香港世家大族傳承與發展》系列出版，他亦是世界海外華人研究學會董事會成員(2019 至今)、行政長官卓越教育獎(2019/2020)評審委員會、教育局課程發展議會通識科委員會(2018 至今)及博物館諮詢委員會歷史專責委員會委員（2018至今）。
【本文獲三聯書店授權轉載，標題為編輯撰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