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甸家族靠走私鴉片在華立足　鴉片戰爭後成「遠東強大獨裁者」

【藝文編按】渣甸山、渣甸街、渣甸坊，香港不少地方均以洋人名命，背後包含著不同的香港故事。鄭宏泰博士經過近三十年有關華人家族企業發展的研究，並取得階段性成績後，決定一改過去很多時只有洋人研究華人家族企業，鮮有反其道而行之的情況，決定集中探討長期以來被華人家族企業視為學習楷模的洋資洋行，及其背後的家族。本文節選自鄭宏泰博士的「洋人家族研究系列」著作，《渣甸家族：龍頭洋行的特殊發展與傳承》第二章，第36-43頁。

一提起大冒險家，相信不少人會馬上想到歐洲的達伽馬（Vasco da Gama）、麥哲倫（Fernão de Magalhães）、哥倫布（Cristóbal Colón），或是中國的張騫、法顯及鄭和等重要歷史人物，對他們隻身冒險，前往前無古人踏足的地方，探索未知世界，死生難料的事跡甚為敬佩。但其實，冒險家不只是那些膽色過人、揚航出海尋找新大陸，並因取得成功而書寫傳奇的偉大人物，而是包括各種類別、各種行為，亦不一定以成敗論英雄，當然亦包括那些具爭議性的不同人物。渣甸與馬地臣則屬後者的類別，因為選擇冒險後他們本人大獲其利，但無數中國人卻因其冒險行為，包括走私鴉片及挑起鴉片戰爭等而受盡苦難。

正因兩人的冒險行為極富爭議，中外社會有關他們的研究和分析亦可謂十分紛紜多樣，亦褒貶不一。本文既從冒險家的角度剖析其迅速崛起的因由，過程中的起落跌宕與鴉片走私的巨大利潤如何支持其持續冒險；然後會在另一章中從傳承接班問題入手，深入說明宗教信仰與文化因素如何決定家族的傳承特質和企業的管治彈性，進而思考當中永續發展的問題。

隻身東來的發財冒險

在十九世紀，歐洲人以各種方法試圖敲開滿清閉關大門時，渣甸和馬地臣無疑乃不容忽略的極為關鍵人物，因其一生的不少行為舉止，均染有冒險家的種種色彩。他們到底是何許人也？甚麼時候及以何種形式東來冒險？在華經歷了何種階段的摸索？又如何給他們找到了撬開中國緊閉大門的亞幾米德支點？他們在中國及香港歷史上又佔了一個甚麼地位？

綜合各方資料顯示，渣甸在1784年生於蘇格蘭鄧弗里斯郡（Dumfriesshire）一個農戶家族，父母親靠租田種地為生，家庭條件一般。渣甸上有二兄（Robert及David）、 三姐（Jane及Margaret，另一姐名字不詳），下有一妹（Elizabeth）。 當他九歲時，父親去世，在兄姐的照料和財政資助下，他的生活沒受大影響，並得以繼續求學，後來更考入當地著名的愛丁堡大學（University of Edinburgh）醫學院，修讀醫學文憑。1802年，還未滿18歲的他取得文憑後，有感於家鄉缺乏發展空間，他決定到倫敦這個機會處處的全球大都會找工作，並到英國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n Company）毛遂自薦，也幸運地一如所願，獲聘為隨船醫生助手（ship’s surgeon’s mate），隨即於同年開始他第一次的冒險之旅，啟航往神秘的東方帝國一個商業活躍的都市——廣州（Grace, 2014）。

英國東印度公司早於1600年獲皇家授予特許狀，自此擁有英國對東亞貿易的壟斷專營權，是開拓東方世界的旗艦企業（Robins, 2015）。不過，該公司付予僱員的工資並不豐厚，以渣甸的學歷，相信有機會找到薪金更優的工作。但他一意向東印度公司謀職，著眼的應該不是眼前的薪酬，而是另有盤算。原來，作為隨行船員，可獲分配免運費的「私人噸位」（privilege tonnage）運載個人物品，不少人都會利用這些「私人噸位」運載貨物，到達目的地後出售謀利，也可以在出行前把這些「私人噸位」出讓他人，直接套取現金。渣甸可能和其他船員一樣，看準這份額外的收入，但對他而言，更重要也更具吸引力的，相信是「冒險的前景」（prospects of adventure）——即是東方世界乃尋金發財之地，所以才會毫不猶豫地投身其中（Gardner, 1971; Bowen, 2006; Grace, 2014: 32-35）。

放到大歷史的角度看，自十六世紀起，歐洲經歷了思想及知識上翻天覆地的變革，不少歐洲人對前赴東方尋金冒險都躍躍欲試，整個歐洲社會瀰漫一股往外闖的冒險精神。而達伽馬、麥哲倫、哥倫布等人在王室或政府支持下進行航海大冒險，為歐洲開拓大量殖民地而名利雙收，更令無數人艷羨不已，不少人相信已枕戈待旦，期待有朝一日亦能闖蕩他方。至十六、十七世紀以還，科技突飛猛進下的工業革命，令歐洲的生產力發生脫胎換骨的巨大轉變，其中船隻載重、航行速度及航海技術不斷提升，更為民間及以商業為主導的遠航帶來巨大的後續推動力。

書名：《渣甸家族：龍頭洋行的特殊發展與傳承》
作者：鄭宏泰
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年7月

而據Lethbridge（1978）的分析，那些敢於遠渡重洋、前赴他方冒險的人士，其實不一定都是社會低下階層。部份或許是身份不高的青壯年人士，期望放手一搏能換回巨大回報，但也有不少是失意王孫、落難貴族，或自覺懷才不遇的工匠、生意人或讀書人，他們都想在海外一展所長，創出一番事業。雖然這些參與遠航者的社會背景有別，但都有一些相似特點：孤家寡人、冒險意識高，亦覺得自己在本身社會的發展空間狹窄，外面的世界有更多拚搏機會，而且擁有很高的成就動機，渴望能突破，人生事業能夠有所作為，證明自己的才智與能力優於同儕。當然，他們也期望在冒險的過程中能積累財富，買田買地創立事業，以供養家人及安享晚年。而渣甸決意投身東印度公司，無疑也具有這種想建功立業的心態。

1802年3月初，渣甸首次出航的商船Brunswick號在倫敦開出，受航海科技所限，加上蘇彝士運河尚未開通，由英國至南中國（廣州）行程需時約五至六個月，故渣甸抵達中國澳門時已是同年的9月4日。由於當時中國政府限定洋人洋商以澳門為指定居住地，令這個由葡萄牙人管治的彈丸之地成為華洋生活聚集的地方，也是聯結歐洲與中國的主要管道。渣甸所屬的商船亦按規定先於半島登陸，在那裡稍作停留補給、辦理赴華手續，於三天後轉赴廣州，渣甸那時才算正式踏足中華大地（Grace, 2014）。

遠洋輪船到華後，商隊一般會透過十三行採購各種絲綢、茶葉、陶瓷等計劃運回歐洲銷售的中國貨品， 也要籌備遠航回程時各種生活必需品，然後依物品的種類及輕重性質搬裝上船，這段採購及裝船的時間可以長達三數個月。渣甸在公餘時都會四出活動，增加對這個神秘古國民風民情的認識，又會觀察商貿情況，盤算各類貨品的市場銷量。此外，他也積極拓展自己的人脈，主動接觸華洋商賈，期間他便結織了湯馬士．威丁（Thomas Weeding） 及查理斯．麥尼克（Charles Magniac） 等人。

完成第一次東方行程返抵英國後，Brunswick號的船醫決定退休，並推薦本來只是助手的渣甸擔正出任船醫（Grace, 2014: 45）。結果，渣甸第二次出航便升職為正式船醫，不但令他權力大增，工資上揚，更重要的是獲分配的「私人噸位」也大幅增加，他可以攜帶更多貨品出售，更快賺取從商的資本。在這次行程中，渣甸結識了年齡較他大一歲的巴斯商人吉吉貝（Jamselijee Jejeebhoy），由於二人同樣抱著前往東方冒險找機會的心態，彼此一見如故，甚為投契，日後成為了生意夥伴（Grace, 2014: 50）。

為了積累更多資本，渣甸馬不停蹄地往返中英兩國之間。有研究指在1802到1817年他棄醫從商的15年間，他曾為東印度公司六次踏足廣州（劉詩平，2010：26）。 雖說旅途艱苦又漫長，更常遇波浪風雨，但渣甸不但從中賺得從商的本金，更重要的，是在與不同人物及環境的接觸與觀察中，認識到生意門路、經營技巧，也結識了不少有助他事業發展的朋友，這些人脈關係資本對他日後從商助益很大。

粗略地說，在那15年的隨船行醫過程中，渣甸除結識了前文提及棄醫經商的湯馬士．威丁，以及吉吉貝、查理斯．麥尼克等人外，還認識了東印度公司的董事約翰．索希爾（John Thornhill），又經查理斯．麥尼克引薦，結交了從事輸華鴉片生意的大衛．雷德（David Reid）及丹尼爾．比爾（Daniel Beale）等。多次往來廣州的渣甸，顯然看出鴉片貿易的潛力，相信這項生意能為他帶來巨富，故他雖身為醫生，仍昧著良心，無視鴉片對人的損害，決定全情投入販賣鴉片。

至1817年，渣甸33歲時決定放棄船醫的工作，自行創業。令他毅然放棄東印度公司這棵大樹，是因為自1813年東印度公司對印度的貿易壟斷地位被終結後，公司生意迅速走下坡，不少「散商」或「自由商」——即是那些不隸屬於東印度公司的小商號、個體戶——紛紛乘勢而起。而渣甸有豐富的遠航經歷，多次親身接觸中國的市場，掌握了營商知識與人脈關係，又積累了一定資本，顯然亦覺得這是突圍的好機會，希望憑藉自己更靈活多變的商業手法取勝。而他就在這樣的環境下，開展了新一階段的冒險之旅。

就在渣甸籌劃思考創業之時，他的最主要商業夥伴馬地臣也開始加入了遠赴東方冒險尋金的大軍。馬地臣於1796年在蘇格蘭修打蘭郡（Sutherlandshire）出生，有兄弟各一（Thomas及Duncan）及姐妹三人（Margaret、Elizabeth及Johanna）。馬地臣除較渣甸年輕12歲外，家族背景也較佳，他的父親乃皇家兵團的團長，雖在馬地臣14歲時去世，不過留下充裕財產讓他可以無憂無慮地成長。之後，馬地臣考入愛丁堡大學醫學院，並在1815年19歲時取得醫學學位。

與渣甸一樣，馬地臣畢業後旋即離鄉到倫敦尋找發展機會，並於同年與東印度公司簽訂合約，成為一名自由商，隨商船遠赴東方，展開他的尋金之旅。當輪船到達印度加爾各答後，馬地臣聯絡上在當地工作的叔父，得悉叔父是麥景陶洋行（Mackintosh & Co）的合夥人，而且願意推薦他加入那家洋行。雖然麥景陶洋行的實力遠不如東印度公司，但馬地臣相信在叔父庇蔭下，他能在新公司獲得更大的自由度及空間讓他發揮，最終決定離開東印度公司，加入了麥景陶洋行（Blake, 2004: 58）。

不過，雖說朝裡有人好做官，但馬地臣在洋行的發展卻沒如他所願一帆風順。在1818年，據說他因犯錯遭叔父重責，將他辭退並命他返鄉。心灰意冷的馬地臣原本打算依叔父所言返回倫敦，放棄他的東方尋金夢。但在友人鼓勵下，他決定再次放手一搏，不過這次不再依靠別人，而是到一個新地方重新開始。於是他離開印度轉赴廣州，打算在這個東方大國繼續他的冒險之旅。而他與渣甸也在此地結識，並合夥打拚出一番事業（Lubbock, 1964: 32）。

渣甸和馬地臣有著相近的背景，如他們都生於蘇格蘭、父親早喪，同樣在愛丁堡大學修讀醫學，而他們之間最大的差異是社經地位，一個來自農民家庭，一個是中上階層。但二人卻懷抱著相同的夢想，想在東方揚名立萬，才會一畢業即離鄉跑到倫敦，加入東印度公司到東方發展。由此看來，十九世紀初的英國，特別是北部的蘇格蘭地區，無論貧富，年輕人似乎都有一股往外闖的冒險精神，而東方世界則成為他們理想的尋金發財之地。他們當中部份或許鎩羽而歸甚至客死異鄉，也有少數如渣甸和馬地臣般，在東方世界賺到盆滿缽滿，成為一時巨富。惟出發前他們一定想像不到，他們的尋金夢會給東方世界帶來多大的衝擊，甚至改變了亞洲歷史的進程。

作者簡介｜鄭宏泰，現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執行）、全球中國研究計劃聯合召集人、社會與政治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電話調查研究室總監。畢業於香港大學，取得工商管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的鄭宏泰，研究領域為家族文化與企業傳承、企業家精神與社會網絡、華人社會變遷與繼承制度、香港金融市場變革、社會調查與分析，以及海外華人與「一帶一路」等。

鄭宏泰醉心研究，筆耕不絕，前後出版了38本中英文專書，編輯書籍亦達14本，並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了近 20 篇學術論文。學術及社會服務上，他擔任國際學術期刊 National Identities, East Asia 及香港《香港社會科學學報》、《廿一世紀》編委會委員，主持《家族企業發展研究》與《香港世家大族傳承與發展》系列出版，他亦是世界海外華人研究學會董事會成員(2019 至今)、行政長官卓越教育獎(2019/2020)評審委員會、教育局課程發展議會通識科委員會(2018 至今)及博物館諮詢委員會歷史專責委員會委員（2018至今）。

【本文獲三聯書店授權轉載，標題為編輯撰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