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元任早年自傳】五四運動任羅素翻譯　第一代翻譯西方哲學趣談

【藝文編按】這篇文章節選自《趙元任早年自傳》，作者趙元任（1892－1982）是中國著名語言學家，會講33種漢語，有「漢語言學」之父的美譽，後人將他與梁啟超、王國維和陳寅恪並稱為清華國學四大導師。本文講述1920年五四運動期間，著名美國哲學家羅素訪問中國，趙元任擔任羅素在華翻譯，回憶當時與這位哲人的點滴。同一時間，趙元任剛解除婚約，熱烈追求醫師楊步偉並快速閃婚，當時二人舉辦了一個別具話題的「另類婚禮」，各大報章爭相報道，並標題為「新人物之新式婚姻」，且看趙元任交代當中來龍去脈。

七、給羅素做翻譯和結婚

8月19日我在南京的時候兒，胡敦復、胡明復和胡適告送我，梁啟超和張東蓀領導的進步黨，請我做羅素的翻譯，他很快就要到中國來演講。三位胡先生警告我說，不要給進步黨利用了，給他們提高政治上的名譽，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還說不要讓他們只把我當作一個「翻譯」。我答應他們會小心行事，同時我也願意見見這位學者，給他做翻譯，他的書對我在哈佛的工作有很大影響。這樣起頭兒我在清華當老師的事兒就節外生枝，我在北平城裡待的時間比在清華園還要長。不過羅素來之前我還有時間北上，到清華教課。我在清華園西南邊教務處的院子裡頭的西南角，找到了一間屋子。後來有人告送我，我住的那間屋子是一處福地，因為以前在那兒住過的單身漢很快就都結婚了—後來證明我也不例外。起頭兒我教代數和英語，然後教務長趙國材要我改教中國歷史和哲學。最後商定我來教心理學和物理。我還沒教多少日子，就該南下去會羅素了。講學社（這個社團是專門為邀請羅素來華講演成立的）的蔣百里跟清華校長金邦正商量，「借」我去當羅素的翻譯。蔣百里諮詢的都是當時有名的學者，比如蔡元培、丁文江、陶履恭和秦景陽等人。不在清華這陣子，我託朋友王賡用我的講義替我代課。

不過在我做羅素翻譯之前，還有件事兒更讓我傷腦筋，就是我和陳儀泉的婚約問題，我從來沒有見過她，是我的家人（我父母過世後）替我訂的這門親。9月18日，我在國語統一籌備會開了一下午的會，會開完後要回清華已經太晚了，因為城門已經關了，於是我就去了龐家。表哥龐敦敏是我大寄娘的兒子，他的太太織文是我舅舅馮聃生的女兒，我叫她「五哥」。那天晚上他們家有一個頂大的聚會，客人大多數都是中央防疫處的職員，還有他們在日本學醫的同學。聃生舅舅也在那兒，商量的結果是要退親得花費兩千元。是命中注定要不機緣湊巧，那天晚上我第一次遇見了五哥和敦敏的日本同學，李貫中和楊步偉兩位女大夫，她們合夥兒在絨線胡同開了一家森仁醫院。她們以前還有一個學醫的同學叫林貫虹，早些年去世了。因為她們三個人的姓裡頭都帶着木字，三個木字就是「森」，又因為現在少了一個人，只剩下「二人」，就是「仁」字，這就是醫院名字的由來。第二天兩位大夫請五哥和敦敏去中央公園吃飯，我是五哥的客人，也一塊兒去了。我在日記裡頭說，兩位女主人百分之百的「開通」，楊大夫以前也有一樁家裡安排的婚事，她已經把婚約解除了。後來我們又去了醫院，她們用法國糕點和美國巧克力招待我們。敦敏和五哥唱了崑曲，我唱了《安妮．蘿莉》（Annie Laurie）。我想回清華，第二天八點鐘還有課，可是沒趕上，我的錶慢了一刻鐘。後來我差不多隔一天就去森仁醫院。再後來，我得離開北京了，9月25日這天，我跟兩位女大夫說，我後面會很忙，如果不能再來，希望她們別介意。可是那天晚上我又去了。我聽到說外面出了車禍要找醫生，我就跟她們一塊去，走到大門口，急急忙忙地踩破了一個菊花盆子。打那兒以後，每年她（你們知道我說的是誰）過生日的時候我都會買一盆菊花。

我該南下去會羅素了。經過漢口的時候兒，我去看了楊緣生和楊雨生兄弟倆，是楊步偉介紹我去的。他們是她的堂兄弟，帶我去漢陽鐵廠、黃鶴樓等地方轉了轉。黃鶴樓讓我大失所望，因為火災後把它重建成了一座屋頂四四方方的西式建築。我在九江待了幾天，記錄當地的方言。路過南京的時候兒，我就不用記錄南京的方言了，因為我1907到1910年都住得那兒。10月13日，我在上海碼頭看到了波特豪斯（Porthos）號輪船，羅素肯定已經到了。我在日記裡頭說，羅素跟我在照片和描述裡頭看到的非常像，只是比我想像的更高些，更壯些，風度也更優雅些。我們在哈佛有共同的朋友，所以很容易就熟起來了。在上海舉行了盛大的宴會和招待會，第二天在吳淞也是一樣。陪着羅素的多拉．勃拉克（Dora Black）也講了話。我得翻譯歡迎辭和羅素與勃拉克的講話，一般是講一段翻一段。我發現客套話翻譯起來很難，後來翻譯演講倒是相對容易些，尤其是我能看到演講大綱的時候。

在上海沒待幾天，在回北京之前，我和羅素一行去了杭州、南京和長沙，沿途有趣的事兒很多。在女子高等師範，公眾對羅素好奇得不得了，有大概一千五百人擠在外邊進不來。那會兒沒有好用的音響設備，能讓外邊的人也聽見演講。這次旅行也是我顯示方言知識的機會。在西湖邊上的杭州，我把羅素和勃拉克的話翻譯成杭州話，杭州話實際上是一種帶有官話詞彙的吳語，因為它以前做過南宋（1127—1279）的都城。我們坐江永號輪船去湖南長沙。一塊兒坐船的楊端六是湖南這邊的贊助人，我從他那兒學了一點湖南話。10月26日，我給羅素晚上的演講做翻譯，快完的時候有一個學生上來，帶着恭維的口氣問我：「您是哪縣的人？」我學湖南話還不到一個星期，可是他以為我是個官話講得不好的湖南人，實際上我是能講官話，湖南話卻講得不好。第二天還有幾次聚會，我碰到了蔡元培（北大校長和後來的中央研究院院長），還有我的老同鄉吳稚暉。湖南省長譚延闓招待我們，我給他做翻譯，楊端六給羅素做翻譯。那天晚上有月全蝕，羅素在講話裡頭講了一個關於月全蝕的故事：古代有兩個天文學家，因為在出現月蝕的時候沒有敲鑼打鼓放鞭炮把想要吃掉月亮的天狗嚇跑，結果被殺了頭。可是楊端六只翻譯了一些客套話，軋根兒就沒提到月蝕！

回到北京後，活動安排得非常滿。講學社的蔣百里在內城東北邊的遂安伯胡同2號找到了一處院子，我和羅素就住得那兒。他和勃拉克小姐住北邊的正房，我睡在東邊的廂房，西邊的廂房是我的書房。那會兒就算沒結婚的年輕人住得一塊兒也是件離經叛道的事兒（小說《自由結婚》是1900年出版的），可是羅素先生和勃拉克小姐住得一個屋檐下頭，軋根兒就沒人大驚小怪。清華校長金邦正答應把我「借」給講學社一年後，我就從清華搬到了城裡。11月5日這天，進步黨黨首梁啟超來訪，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這位著名的學者和名人，20世紀初年的時候兒，他辦的《新民叢報》每期我們都翹首以待。

羅素在北大演講一般是在三院，在宣武門外的師大也講過。第一次演講大概有一千五百人聽。第二次演講過後，我在11月10日的日記裡頭寫道：「我按照自己的意思補充和發揮了好多……翻譯講話比演講本身更有意思，因為翻譯能引起聽眾的反應。」在師大的演講是關於哲學問題的，我們又遇到了老問題：What is matter? Never mind! What is mind? It doesn’t matter! 翻起來很難，只能說是一種英文的文字遊戲。 It required a good deal of thought to prove that there was no thought.這句話還好譯一點兒，意思是：要證明這裡頭沒有思想，得耗費大量的思想。有一次勃拉克小姐在師大演講，講到沒結婚的男人和女人，在中國話裡頭表示「結婚」的動詞是不一樣的，男人用「娶」，女人用「嫁」，結果我把這兩個詞弄反了，說成了「沒出嫁的男人和沒娶親的女人」，聽講的人自然哄堂大笑，弄得勃拉克小姐莫名其妙。我只好偷偷地跟她說：「現在沒時間解釋了，回頭我再講給你聽。」還有跟羅素的演講連在一塊兒的一些活動。11月蔣百里發起了一個《羅素月刊》，瞿世英當編輯。過了不久，傅銅發起了一個「羅素研究會」，他是羅素活動的一個贊助人，第一次會議是在歐美同學會舉行的，後來還在其他地方開過幾次會。

我的住處搬到了城裡，跟羅素住得一個院子裡，要去看我在森仁醫院的女朋友就更方便了。她們經常請我在醫院或者附近的館子裡吃涮羊肉。有一次羅素在師大演講，我和楊大夫來晚了，羅素站在台上很是無助。看到我和一個女孩兒一塊兒進來，他小聲對我說：「壞人，壞人！」事情就是這樣，我覺着自己很明白我愛上了誰，或者說打算愛上誰。不幸的是，李大夫有點蒙在鼓裡。我給她寫了封長信，語氣很友好，說明了我的感受，我把信拿給韻卿—我心裡頭已經這麼稱呼楊大夫了—看，她說李大夫不會明白我的意思。我把信給她看，她果然沒明白，所以我只好坦白跟她說，信裡頭說的是另外一個人。結果李大夫很快就弄得神經緊張，不得不到湯山溫泉去療養。我後來跟韻卿去看過她。有天晚上我去找韻卿，問能不能第二天早上去看她。她說好啊，她會在的。可是我說我想在中央公園西山坡見她。第二天一早她七點鐘到的時候兒，我已經在那兒等她了。

「你那麼高啊，趙先生」，她就是這樣說「早安」的。

我走下來，跟她說：「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了，楊大夫。（我還不敢叫她的名字，除了在心裡面。）我很欣賞你為你朋友做的事，可是我怕那樣也許會害了她。我想好好的，可是我覺着不應該讓別人誤會我。也許我應該少出來找你們，就像我以前說的那樣。可是為甚麼—」我沒說下去，跟她靜靜地在公園裡走，最後在「公理戰勝」牌樓下頭停了下來。她說：「對，趙先生，你還是不要再來看我們吧。我想這樣於你最好，於我們也最好。」她轉過身去，就往外走。

「韻卿！」我輕聲地叫她，她轉過身來。

「韻卿，」我又叫了一聲，「那就那麼樣算了嗎？—我是說咱們的話？」我怕她會說：「咱們？甚麼意思？」不過她沒說話，向我走過來。

「韻卿，」我說，「我不能。」

於是我們又在公園裡漫步，回到西山坡腳下，經過來今雨軒，穿過松林，來到格言亭下，又經過社稷壇，到了公園門口—遊人越來越多，我才意識到公園並不是屬於「咱們」的，我們倆都把那天的工作耽誤了。

李大夫不在，森仁醫院顯然只能關門了，要不就轉讓給別人，後來真的就轉給別人了。事情這麼亂，看來還會更亂。

羅素的演講大部分都是在北京，不過1921年3月，保定的育德中學也請他去講，在北京南邊，有一百里遠。正好我能去看看小時候住過的元寶胡同和扁擔胡同。一般來講，你小時候兒記得的地方，過了這麼多年再看就顯得格外小了。羅素雖然思想很激烈，可是在日常生活習慣—包括文字習慣—裡頭，他完全是一副體面的英國紳士派頭。在沒有暖氣的大禮堂裡演講，他總是堅持要脫去外套。結果發着高燒回到北京，住進德國醫院，狄勃大夫給他看病。到了3月26日，他得上了雙側肺炎，身體虛弱不堪，朋友都考慮要他給勃拉克小姐簽一份委託書了，因為他們倆還沒有正式結婚。杜威給他擬好草稿，讓他簽字。他身體雖然很弱，但腦子似乎還很清醒，嘴裡咕噥道：「委託書？」然後試着簽字。大夫怕他「辦不到」，不過他還是歪歪扭扭地寫下了B. Russell。他叫杜威的名字，說道：「我希望所有的朋友都陪着我。」第二天，艾瑟大夫說，羅素的情況「更糟了」，不過杜威太太說羅賓遜大夫沒那麼悲觀。到4月17日，他總算擺脫危險了，到了5月3日就能接待別人來看望他了。這會兒倫敦的報紙已經在傳羅素去世的消息，他聽到後說：「跟他們講，說我去世太誇張了。」他恢復得很不錯，回英國前還做了幾場講座，參加了幾次盛大的宴會。

這陣子我跟韻卿走得越來越近，退親的老問題變得更加緊急了。我的舅舅馮聃生，尤其是我的叔祖趙竹君在這裡頭做中間人—倒不如說是反過來的「中間人」，反過來做我的工作。最後說好男方出兩千元「學費」給女方。我特地去了趟南邊（好像我們中部東邊的人管上海、蘇州和常州叫「南邊」？）處理這件事兒。我去蘇州看了大寄娘，去常州看了阿姆娘，把我父母以前存在兩家當鋪的存款給取了出來，把我以前買的一些「自由債券」變了現，這樣我就湊夠了「學費」，交給叔祖趙竹君，於是我就正式地退了這門親。我在滬寧鐵路上來來回回跑了好多趟，同一個茶房都碰到了四次。我再回到北京見我的女朋友就是自由身了。差不多二十年過去了，我第一次覺着自己能說（就像她以前說她自己一樣）：「我是我自己的了。」

現如今我們可以自由自在地做我們喜歡做的事兒了，而想做的事情太多了。森仁醫院關張後，轉給了之前主人的同學朱徵小姐，韻卿叫她「湘姊」，醫院改名叫「繼仁醫院」，「繼」是繼續的意思，「仁」指之前的兩個主人，因為李大夫在西山那邊又另外找了一份工作。韻卿自己搬到了箭桿胡同的一個公寓裡頭，房東是兩位姓李伏西的小姐，這樣我更好私底下去找她了。跟往常一樣，我手頭有好幾件事兒都沒做完。過了一陣子我就把第二回給朋友們的通函寫完了，這也是頭一回用「綠信」，因為它們都是夾在綠色封套裡頭的。3月19日這天，我寄出去了164份，裡頭79份是給中國人的，85份是給外國人的。這會兒我還接觸到了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的巨著《中國音韻學研究》（後來羅常培、李方桂和我一塊兒把它翻譯成了中文）。我還參加了國語統一籌備會的活動，商務印書館要我寫一本教科書，再灌製一套國語留聲片。不過我最感興味的事兒是翻譯《阿麗思漫遊奇境記》，這是我的第一本書，書名是胡適起的，1922年在上海出版。

不過也不是都在工作，沒有娛樂，韻卿和我還是玩了一些地方。4月15日我們去了靈光寺，我用文言給她寫了一首詩。還有一次，我們去南口看明陵，一人騎着一頭石駱駝，照了一張像片兒。最後我們在東城小雅寶胡同（這個雅緻的名字是從「小啞巴胡同」改過來的）49號找到一個僻靜的角落，兩層小樓，房間很舒適，屋頂還有花園。我們打算就住這兒了，不過還有好多細節問題要考慮。我們去中央公園照照片，決定在格言亭下照一張，寄給我們的朋友和親戚，算作婚禮—其實是無婚禮—通知書。照片上能看得見字的地方寫着：

陽明之言曰：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

我們把「無婚禮」通知書寄給了差不多四百位朋友和親戚。不過我的同學胡適勸我們說，我們總得符合合法的結婚程序，也就是說，要有兩個人簽字，貼四毛錢印花。下面是胡適回憶那天晚上的話：

趙元任常到我家來，長談音韻學和國語羅馬字問題，我們在康奈爾讀書的時候就常如此。以後我注意到他來得沒那麼勤，我們討論也沒有那麼徹底。同時我也注意到他和我的同鄉楊步偉（韻卿）小姐時常來往。有一天元任打電話給我問我明晚是不是有時間來小雅寶胡同49號和他及楊小姐，還有另一位朋友朱春國一塊吃晚飯。城裡那一帶並沒有餐館或俱樂部之類用餐的處所，我猜想是怎麼一回事。為了有備無患，我帶了一本有我注解的《紅樓夢》，像禮物一樣，精緻地包起來。為防我猜錯，在外面加包一層普通紙張。

那晚，我們四人在精緻小巧住宅裡，吃了一頓精緻晚餐，共有四樣適口小菜，是楊小姐自己燒的。茶後，元任取出他手寫的一張文件說要是朱大夫和我願簽名做證，他和韻卿將極感榮幸。趙元任和楊步偉便這樣結了婚，我是送給他們倆禮物的第一人。

在給我們朋友和親戚的通知書裡頭，我們說他們收到這消息的時候兒，我們應該已經在1921年6月1日下午3點鐘東經120度平均太陽標準時舉行了婚禮。除了信函、文學或音樂作品，以及對中國科學社的捐助外，絕對不收任何禮品。到了預定舉行婚禮的時候，我們實際上都在郵局，給大家寄通知書和照片呢。

第二天，《晨報》報道了我們的婚禮，標題是「新人物之新式婚姻」。後來我問羅素是不是覺得我們太保守了，他回答說：「夠革新了。」 美國威斯康星州威廉斯灣葉凱士天文台的比斯布羅克教授收到我們的通知書後，把它貼在佈告欄上，告送他的同事，1921年6月21日下午3點鐘東經120度平均太陽標準時，發生了甚麼天文現象。年輕人起頭兒也學我們的結婚辦法。實際上，他們的婚禮在各方面（我們四個女兒的婚禮也在內）都比我們的要複雜。因為沒有婚禮能比我們的沒有婚禮更簡單的了。

沒想到我們的革新辦法冒犯了一些人。我頂喜歡的姑媽儂姑（楊夢龍〔音〕太太）給我寄了一個花籃。我不顧韻卿的反對，把它退回去了，因為它不是文學或音樂作品。後來我一直很後悔，本來應該把它當作一份精心設計的賀卡，好好地收下來啊。為了彌補這次的過失，我盡力跟儂姑的兒子比爾（Bill）維持好我們的關係，他現在在南加州大學工作。韻卿的大伯本來就不贊成她退掉以前訂的親，這次更是弄得格外難堪，因為他跟朋友說他不知道侄女甚麼時候結婚，在哪兒結婚，結果沒多久大家就都收到婚禮通知書了，有的比他還收到得早。

事情發生得這樣快，我們都有些措手不及，還沒好好計劃將來的生活。不過韻卿知道我想回美國，因為名義上我還是從康奈爾出來休假的。要是她想繼續行醫，康奈爾的醫學院又不在綺色佳，而是在紐約。於是我們考慮回哈佛，哈佛的醫學院就在附近。我跟我的老師伍兹教授一直有聯繫，六月份我收到他的來信，說哈佛的哲學系可以收留我，讓我教邏輯和中文，我很爽快地就答應了。接着就是一連串的準備活動。我們沒舉辦婚宴，覺着怪麻煩的，實際上卻陷入到許多小聚會裡頭，加起來比一次大宴會還要麻煩，不過當然好玩兒多了。我們跟兩家的親戚聚了聚。有一次我的叔叔立清（儂姑的兄弟）摸我的小提琴，還撥了一下琴弦。我說：「叔叔，你要把我的弦弄斷了！」在中國話裡頭，「斷弦」意思是太太去世，我跟韻卿都喜歡說些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話兒。我們還請科學社的同仁在屋頂花園上吃過晚飯。還有一次屋頂花園聚會，請了羅素、勃拉克和英國使館的E. S.班內特（E. S. Bennett）。我冒昧地說道，那天羅素拍的照片很像《阿麗思漫遊奇境記》裡頭的帽匠，羅素說，沒那麼古怪吧！我請讀者看看那張照片，自己下個判斷。那會兒給羅素、勃拉克和杜威送別的宴會有好多，我覺着在宴會上翻譯客套話比翻譯數理哲學難多了！有時候給杜威做翻譯我只好臨時自作主張，因為他那套調調兒尤其難翻譯。比如說，他提到talks, discussions, and conferences（談話、討論和座談），我就得在中文幾個近義詞裡頭挑出合適的字眼兒。還有樣事兒也很耗精力，就是灌製國語留聲片，回到美國後，我還要讓哥倫比亞留聲片公司給我錄音。我準備回美國的行裝的時候兒，出現了一件麻煩事兒，就是我的眼病。我右眼得了沙眼，這種病是不讓進美國的。我在北京協和醫學院看了幾次，好點兒了，不過為了萬無一失，我從美國駐華公使雅可布．古爾德．舒爾曼（Jacob Gould Schurman）那裡弄到一封介紹信。舒爾曼當康奈爾大學校長的時候兒我就認識他。

最後，1921年8月20日，我們離京南下，在火車東站跟好多朋友和親戚告別。那天的日記是韻卿用文言寫的：「今日乃與吾夫旅行之第一日。多人來東站送行，余覺吾二人似未離京，不多時即抵天津。余未暈車。吾二人頗費周折，終經買辦之手獲一極好之艙位。吾二人登岸後赴貝蒙特（Belmont）餐廳用西餐。」後面的日記又是我寫了。8月30日這天，我們登上了「西伯利亞丸」號，從上海出發，經日本去舊金山。上船來給我們送行的有胡適、林炳南（音）（她同學林貫虹的兄弟）、商務印書館的高夢旦等人。我們給每個人都點了冷飲。胡適看見韻卿拿着手裡的檸檬蘇打水玩，沒怎麼喝，便說道：「楊大夫，我可能說話有點造次。不過我覺着你不是暈船，該不是『害喜』了吧？」中國話裡頭，有「喜」就是懷孕的意思。

《趙元任早年自傳》
作者｜趙元任 著、季劍青 譯
出版社｜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1年1月

【本書內容獲「中和出版」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