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國靈的寫托邦】首度挑戰長篇小說　不甘於一種片面的本土寫作

那麼，為何還要寫作？

潘國靈就說「寫作」是眾人之事。「特別在香港，視寫作為無用之事，創作從不受禮遇。但我想，同樣生活於城市裏的小說家，所面對的問題會反映在小說裏，也是每個人都會面對甚至可代入其中的問題。」

潘國靈書寫超過20年，著作等身，左手寫短篇中篇小說，右手寫文化電影城市評論，新作《寫托邦與消失咒》是他首次挑戰長篇小說形式。「過去多年，我寫了大約60多篇短中篇小說，這本長篇小說可視為對過往的創作來一次整合。」潘國靈在書中建構出兩個世界，其一是女主角悠悠居住的名為沙城的「華麗安居」；其二是她為了找尋失蹤作家男友，進入一處名為寫作療養院的地方。不過，作家失蹤的理由聽起來也相當荒唐，只因為他要寫一本有關「消失」之書。

書中的沙城固然是香港的化身，一個象徵過度資本主義、物欲橫流的居所，而寫托邦內的寫作療養院，更是作家心中寫作境地的理想想像，或許更可視為一種理想的社會環境，內裏不分階層、沒有鬥爭，每一個作家為求達成自己理想的書寫狀態而努力，不論是新手還是老手，在「刻寫板屋」借抄書來學習文體，還是「消失角色收容所」裏收容了被作家丟棄的角色。而象徵現實環境的沙城，亦有保持文學忠誠的死魂靈出版社，沙城和寫托邦兩個世界更互相影響。悠悠作為書中唯一穿越兩界的人，在旅程中遇上一個個因寫作而被困在療養院內的書寫者；她為了理解男友的經歷，也執筆書寫。

初讀《寫托邦與消失咒》，難免被書中一大段一大段引用其他作家的文句、自創的新詞所迷惑，猶如走入迷宮。潘國靈新作的後設形式，讀起來亦難免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因為他引用的文本繁多，往往已經表露出作者的意圖和想法，其軌迹可追溯至其過往的創作，如死魂靈出版社早在舊作《靜人活物》現身；病與文學之間的的關係更是潘氏的寫作命題，文本引用伸展至電影時，又怎能忘記他對高達、艾慕杜華和電影《去年在馬倫巴》的熱愛？

「所以這本書，也對讀者有相應要求。」潘國靈坦承。而喜愛文學的讀者，不免也為此感到雀躍興奮，在文本中隱約感到卡爾維諾、米蘭昆德拉、羅蘭巴特、杜哈絲的氣色—這些作家都是潘國靈一向所推崇的，甚至可以理解為他的創作養分。難道潘國靈有如班雅明的野心，要寫出一本通篇只用引文的書本？「《寫托邦與消失咒》其中一個關心的問題是文學傳承，與其他華文作家比較，香港小說家的寫作表現方式往往借鑑外國文學，好像西西的寫作養分就來自拉丁美洲文學。早年的文學啟蒙來自於卡繆的《異鄉人》，令我從宗教的疑問轉入到存在哲學上；而往後的寫作形式也受到外國作家影響，如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的結構主義，當然也受到本土文學所影響吧，但這是後來的事。」

「也可能從事寫作，就是不滿於現行的世界，這是一種與世界的對抗也說不定，因此有創作另一個世界的需要。」不單止潘國靈的作品，閱讀其他香港作家時，如同一代的董啟章、陳智德，以至下一代的韓麗珠、鄧小樺等人，在文字裏也感到一種對於「寫作」的焦慮，恍似每一次的寫作、每本書的出版，也要問對於這個地方帶來了什麼意義。

作家不能以寫作維生似是舊話，香港好像沒有可能發展出如日美那樣具商業的、成熟的文學生態。假設要劃分各種文學類型、評論的話，這一切在香港根本就不成氣候。「但正是這種生態，也反過來令寫作變得更純粹，能夠堅持下來書寫的作家，應該有非寫不可的理由。」文學在這城常視為無用之事，文學書出版也少有進入大眾視野，但文字從來都具有不一樣的威力。我常幻想，如雨傘運動前人人拿着董啟章的《學習年代》，與書中人物一樣仔細閱讀那十二著作（由漢娜鄂蘭的政治哲學書《人的條件》到大江健三郎的長篇小說《燃燒的綠樹》），有可能會帶來更多的啟發。當重看潘國靈10年前的《城市學》系列時，其中文章也早已指出在資本主義當道社會裏，種種如疾病一樣問題，正是我們現今在探索城市空間、流行文化和本土議題上所觸及到的。潘國靈說：「未必是預言，只是文學人比一般人更早發現一些已存在的問題，小說家和城市的步調不一致，但小說家和城市生活也保持了一個相對的張力。」特以此書，重新審視這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