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20．警權】社運守護人 義務律師感激示威者為社會衝鋒陷陣
香港回歸20年，逾4000人次因參與公眾活動而被捕，當中2014年有1,726人涉公眾活動被捕，為廿年之冠。該年正是歷時79天的雨傘運動，學生之間電話流傳最多的訊息之一，就是尋求法律支援的電話，「出事」亦有人守護。
「守護者」是一群義務律師，收到轉介的求助資料便到警署奔波，為被捕者與警方周旋。看到受助人由社運常客，到愈來愈多「素人」，有義務律師感觸，社會上有人甘願冒險追求理想，當中已做相關義務工作近10年的律師直言希望社會終達大家理想的局面，「最好義務律師消失。」
據警方統計，回歸後，2014年有1,726人涉公眾活動被捕，數字為廿年之冠。當年雨傘運動是回歸以來規模最大及最持久的社運，共近千人被警方以不同罪名拘捕。傘運初期，學生之間電話流傳最多的訊息之一，就是可尋求法律協助的支援電話，有需要時交代低身分證號碼及姓名，讓大家一旦「出事」，亦有人守護。
是我多謝示威者，做我無做的事。
「守護者」是一群義務律師，大律師、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楊岳橋亦是傘運的義務律師團成員之一，「佔中前後先企得咁出，之前無做咁多。」自言擔任義務律師非出於特別理念，由2014年的七一預演佔中開始，透過WhatsApp群組與一群志同道合的行家聯繫，遇有需要個案，大家就「自動波」分工。
至9月底爆發雨傘運動，由衝入公民廣場的學生被捕開始，打開了整個局面。「927、928之間黃之鋒被捕，走咗3個警署」，他的義助工作亦忙碌起來。讓楊岳橋最深刻的是，除了社運名人常客，在警署見到的，更多是寂寂無名的年輕面孔，他接觸過最年輕的個案是中三、四學生。當下最強烈的感受是「肉赤」，令他想「上一代做咗咩，要呢班年輕人行出來，佢地知唔知將面對的挑戰係可以好漫長…」
難忘年輕「素人」的淡定
但年輕人的冷靜超越他的想像，「無見過有人抱頭痛哭，好多都係好知道自己要做什麼。」有部份人更會關心外面情勢，「唉、死啦！楊律師，我好驚呀！我嘅將來無啦！」這類說話，他從未聽過。
匆匆的緣分，多以對方一句真誠的「多謝」作結。楊岳橋卻笑言，「其實應是我多謝你，做緊一啲我無做到嘅嘢，你喺前面衝鋒陷陣，我只不過係運用小小嘅法律知識去幫你小小事，有乜好多謝呢。」
又唔係為左攞生意，又唔係為出名，做義務律師係買難受，真係為咗使命感。
傘運期間，不辭勞苦到警署奔波義助示威者的，還有人權律師文浩正。文浩正的義務律師生涯早於10年前開始，開初就遇到捍衛天星碼頭及反囍帖街重建，後者更有示威者被警方迫令脫衣搜查。然而過去10年大大小小的示威案件都接觸過，早已熟習相關義務工作，但每每都有感觸，「無人會無緣無故行出來，走去前線是為了出名、貪玩……邊個唔想安安靜靜留在屋企，唔需要咁煩？」
不過令他難忘的還是傘運，他憶述那段時間是長期作戰狀態，一群義務律師要排更表「候命」。要數最辛苦一次，是警方正式清場那天，一波示威者被分批帶去6、7個警署，幸有一群義務律師分擔，「始終最辛苦的是前線示威者。」有時見到示威者家屬及老師在外焦急等候，都會簡單轉述他們子女的情況，安撫他們情緒。
曾遇警方多種理由拖延見事主
於他而言，「律師只是一個好小的角色，盡綿力去做一小部分嘅支援，我覺得如果係講學習法律、以法律為專業，我有幸去付出返。」是否認同示威者的理念並非他會考慮的，關鍵只是示威者有無運用到應有的權利。他曾遇過，要求與當事人見面時，警方以不同理由拖延，如「未搵到佢」、「阿Sir做緊嘢」，亦聽過「示威者講唔出你個名」為理由，「無話咩時期多（阻撓），因為一直都有。」
額外抽時間做義務工作，遇上大型示威，甚至試過要在逗留警署1、2日，陪示威者留口供與阿sir周旋。又試過有個案纏繞多時，他卻不願放底，如鄭仲恒在旺角被時任警司朱經緯以警棍毆打一案，等了兩年半才終於等到檢控階段。被問到在過程中享受到什麼時，文浩正笑言「又唔係為左攞生意，又唔係為出名，做義務律師係買難受，真係為咗使命感。」
義務律師團體的成員人數由三年前的數十人，目前估計已數以百計，但文浩正直言，義務律師的存在是可悲的，「點解要有義務律師？原因不外乎無錢、無途徑搵到律師。」他指，若當局有足夠法援資源，公眾由被捕一刻起獲一定的法律支援及保障，「義務律師最好消失。」但若社會未能達至理想，他願繼續義助，亦樂見更多人以義務律師身份同行。
就示威者被捕後被拖延見律師，警方回應指，尊重被羈留人士的權利，包括尋求法律支援及與親友聯絡的權利。警方會視乎案件性質及調查進度，按照既定程序及準則處理有關事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