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收拾心情再出發　香港此刻要什麼

今年6月以來，香港發生多次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抗爭運動，部份示威者甚至在回歸紀念日佔領立法會大樓，震驚中外。風暴過後，各界應冷靜下來，反思過去一段時間發生的種種，並為香港重新出發出謀獻策。當中比較突出的建議是呼籲當局盡快重啟政改，解決管治認受性不足的問題。我們認同政改很重要，但與此同時，各界絕不能耽誤對社會經濟政策與社會民生的討論，否則，香港的真正病源，亦即經濟民主與自由缺位的問題，將繼續不獲正視，導致深層次矛盾遲遲無法解決。

經歷「六月浪潮」後，相信沒有人會再低估港府面對的管治危機。無論是上月的兩場大型示威，還是「6．12」警民衝突，乃至立法會被佔領，這些事例都足以反映許多市民，特別是年輕人的焦躁和不安。可惜港府似乎不懂得如何應對，不單對有別於過往的抗爭手法一籌莫展，更關鍵的是把握不到年輕人的訴求。

管治危機既然客觀存在，負責任的政府當然不應再採取鴕鳥政策，但是否像一些社會精英所說，只要重啟政改，問題便可迎刃而解？《香港01》早已多番闡明，體現於普選的政治民主當然值得提倡，但它本身亦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以香港人十分熟悉的台灣為例，自從在1996年首度直選總統以來，最高行政首長的認受性已不成問題，但還是發生了「紅衫軍運動」和「太陽花學運」；法國總統馬克龍也由普選產生，當地卻爆發了持續多周的「黃背心運動」；英國選民在2016年以直接民主的方式決定「脫歐」，但該國至今仍在這個問題上糾纏不清。這些事例足以說明，政治民主重要，其效用卻不宜誇大。

管治思維太落伍小市民水深火熱

《基本法》寫明香港特首和立法會最終由「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方式產生，換言之，香港應該在合適時機尋求普選。真正值得警惕的是，部份人可能一廂情願地視普選為解決社會問題的靈丹妙藥，忽視社會及經濟的深層次結構矛盾才是香港管治問題的根源。

回歸以來，政治衝突頻仍，成因極為複雜。我們並不否認政治體制落後是肇因之一，但更大原因是不合時宜的管治思維。長期以來，港府崇尚「大市場、小政府」，視「干預」為萬惡，對「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稱號沾沾自喜。在這種思維作祟下，港府對房屋、醫療、安老、貧富懸殊等深層次結構問題，一直採取「小修小補」的方式應對，欠缺大刀闊斧作出改革的魄力，導致許多有需要的市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任何有志於成為「政治領袖」的人，只要想像一下「劏房」處處、公立醫院大排長龍，以及老人家彎腰執紙皮等畫面，就知道溫和的社會改革根本不夠，香港需要的是更積極，甚至是激進的社會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縱使「大市場、小政府」邏輯源自港英年代，但殖民地政府其實也曾有過「大有為」的時候，堪為特區政府效法。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的情況較現在的還要惡劣—官員貪污成風、市民居住環境惡劣、教育極不普及，加上內地難民湧入而造成的壓力，令整個社會處於動盪之中。1966年和1967年兩場暴動，雖然有着政治背景，但本質上就是社會問題長期未獲正視的惡果，乾柴烈火，一發不可收拾。

麥理浩珠玉在前港府應見賢思齊

面對這個爛攤子，1971年至1982年期間出任港督的麥理浩，便展現了驚人的魄力和膽識。他果斷地推出許多極具前瞻性的政策，包括成立廉政公署、落實十年建屋計劃、開拓新市鎮、落實九年免費教育等，又興建地鐵、紅磡海底隧道等大型交通基建，深刻改變香港社會的面貌，至今仍然為人稱道。

可惜在麥理浩年代之後，尤其是主權移交以來，香港經濟結構受外部及內部各種因素影響，逐步失衡，利益分配不均，社會資源嚴重向商界傾斜，青年上流機會大減，以致政治激進主義得以在這個發達和富裕的城市中滋長。

問題出現了，也就需要政府去解決。可是歷任特首彷彿失去為香港的社會矛盾把脈、繼而施以重藥的能力、責任感和使命感，當民怨累積到一定程度，只懂以「派糖」麻痺市民，而非撼動不合理的社會經濟結構，扭轉商界壟斷、大眾利益備受漠視的局面。倘若港府想達致真正的長治久安，必須痛定思痛，馬上推動積極的社會改革，做好資源分配，創造可持續發展的多元經濟環境，滿足市民的生活訴求，否則管治危機還會無日無之。

我們擔憂的是，在「六月浪潮」後聚焦討論政改，轉移了社會關注深層次結構矛盾的視線，或者淡化之，會令本已嚴重滯後的社會改革一再延遲，實非香港之福。政改非一蹴而就，這一波社會抗爭對管治當局的當頭棒喝，是迫切需要樹立施政新風，重建與市民的互信。在目前財政充裕的情況下，政府應果斷在房屋、教育、生活負擔和安老等議題上發力，讓上流無望的青年看到希望，讓勞碌半生的長者不會感到被遺棄。這既會讓人們看得見改革的魄力，也可令中央意識到香港的根本問題不是政治權鬥，香港市民追求的是理性與和平的社會生活。事實上，在任何挑戰「一國兩制」的企圖都沒有土壤的背景之下重啟政改，才不至於發生另一波破壞香港穩定的社會運動。

「831」不能檢討？國安憂慮須顧及

201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831決定」，就特首選舉辦法作出三項主要決定：一、提名委員會人數為1,200人，按原有四大界別選出；二、特首參選人須獲半數委員提名；三、委員會只能選出兩至三名候選人。在「831決定」出台前，非建制派參選人雖較難勝出特首選舉，但「入閘」並不困難，民主黨前主席何俊仁就曾經成功入閘。「831決定」的重心是要求在提名階段，把中央不接受的參選人「DQ」，以致最終勝選者必然是北京可以接受的人選，避免引發「中央拒絕任命勝選者」的憲制災難。

根據上述決定而舉行的普選當然備受爭議，但在政治現實下，中央確實不可能接受非建制派定義的「真普選」，而香港亦不能無視中央在國家安全上的考慮。這既是政治現實，更關乎政治的博弈實力。如何在「831框架」的既定現實下推動、甚至通過政改，對各大陣營無疑是一項挑戰。

不能忽視的一點是，倘若「831框架」在未經優化的情況下，再次呈交立法會表決，就算可以強行過關，其認受性亦會受到挑戰，人們亦可能繼續借題發揮，以宣洩對政經現實的不滿。這樣的政改不要也罷。兩相權衡，港府理應向中央爭取較大的政治空間，就算繼續是「831框架」之下的普選方案，亦應該是優化了或承諾持續改革的階段性方案，擴大社會對「831框架」下普選的認受性，讓更多溫和派政治聲音支持方案。

香港市民固然可以自由發表政治觀點，爭取自己追求的政治權利，但不要忘了，中央亦是這個過程的持份者，她有自己的政治需要和考慮。就算香港人認為這些顧慮缺乏根據，例如絕大多數香港人不支持港獨，或大家都不認為有外國勢力借香港的特殊環境阻礙中國的崛起，等等。但如果香港人無法消解中央的顧慮，如何取得中央支持我們的追求？這種困局需要理性的絕大多數市民一齊解決。

港人希望重新推動政改，就要考慮如何應對《基本法》就23條立法的要求，以及其他陸港之間行政及法律安排正常化事項。至少有一部份港人認為，如果香港能就《基本法》第23條主動立法，藉以填補香港在國家安全上的缺口，相信有助減低中央對「真普選」的顧慮。從憲政責任的角度來說，香港無法迴避落實第23條立法問題，但現時的社會氣氛確實不利於這樣的討論，加上近期因修訂《逃犯條例》產生的衝突，短期內根本缺乏足夠政治能量就國家安全立法。

這就回到究竟香港人的怨氣從何而來的問題。當本以為平靜的社會卻急速爆發如此具破壞力的社會運動，政治家應該大膽從極為躁動的社會中尋找向前看的動力。我們認為，「居安思危」及「火中取栗」都是香港政治家應有的認知，倘若港府在社會及經濟改革層面快速做出成績，高效扭轉民意，說不定可以平穩完成23條立法，緩解中央的擔憂。

總括而言，修例一役令社會嚴重撕裂，徹底破壞了自梁振英離任以來相對平穩的政治局面，實在令人扼腕。在各方逐步冷靜下來、轉入尋求重新出發的良方之際，必須對香港沉痾的真正病源，亦即深層次結構矛盾有正確的把握，萬萬不能陷入單靠政治民主解決問題的迷思當中。此時此刻，港府必須像當年的麥理浩般，摒棄不合時宜的管治思維，以「大有為」的精神從嚴重的社會衝突中重新振作，克服香港的深層次結構矛盾，解決與民生息息相關的問題。若非如此，香港只能繼續蹉跎，無法涅槃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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