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治思維】迷信自由放任　大市場小政府下的失治香港

說起民生，在反《逃犯條例》修例抗爭爆發之前，上任行政長官兩年的林鄭月娥與其管治團隊也許受到相對平靜的社會表象蒙蔽，如今卻應該意識到社會積蓄的民怨有多深。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葉健民直言，過去兩年看不見政府推出任何可讓市民覺得生活變得更好的重大民生政策：「我看不見政府推出利民措施，我們的社會保障有否一個突破性的發展？其實沒有。（林鄭月娥上場以來）社會極其量是少了政治爭拗，這是最大的改變。」

葉健民曾於2016年旺角騷亂後，在〈釐清香港60年代暴動歷史，汲取真正教訓〉一文提出政府在回應動亂時，可如何從1966年天星小輪加價騷亂和六七暴動中汲取教訓，當中指出港英政府借助兩次衝突的社會效應，全力推動改革，緩解社會張力；「放在今天，大家當然明白不能單靠大灑金錢、開倉派米，甚至經濟增長去達至社會和諧，政治紛爭也不會因此而終止，但更公平的社會資源分配、更周全的退休保障、更合理的勞工權益，卻始終有助於紓解民困，為社會緊張的局面降溫。北京和特區政府倘若能如港英般在騷亂後借力打力順水推舟，去推動原本舉步維艱的社會改革，把壞事變成好事，未嘗不是處理眼前亂局上策。」事過數年，這番話似乎同樣適用。

問題在於怎麼改。葉健民直言，政府長期為人詬病的公共財政思維是引致管治問題的主要原因之一：「香港長年信奉市場主導，認為不應透過公共開支去解決問題，這是一個很貫徹的長期思維。」他形容，回歸以來四任特首的管治思維或許各有差別，但整體的理財哲學都趨向保守。

迷信自由放任 何來有為政府

今年初，殖民地年代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顧汝德（Leo F. Goodstadt）發表新作《失治之城—掙扎求存的香港》（A City Mismanaged: Hong Kong's Struggle for Survival）。他從回歸後四任特首的施政弊端，歸納出數個港府管治問題，當中包括：以《基本法》107條的量入為出為理財桎梏、不斷尋求減少公共服務開支的藉口、盲目迷信市場、沒有將社會權利視為香港人的合法權利等。

顧汝德寫道：「在過去二十年，政府在制定政策時長年秉持一個觀點—拒絕更樂觀地看待香港前景，認為日後的財政危機不斷威脅香港，因為社會累積不滿、可能需要更多的公共開支。」

他又批評，本港的財金政策導致公共服務的質量及數量每況愈下，影響根本及有效的社會運作。的而且確，從董建華到林鄭月娥年代，不論是早年的「積極不干預」、後來的「適度有為」，還是今天「積極有為」，「小政府、大市場」的思維一以貫之，政府是社會政策與發展規劃的配角而非主角。

香港長年奉行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原則，政府視此為本地從轉口港先後轉型為亞太地區的工業重鎮及國際金融中心的成功基石，視其為不可動搖的信條。但回歸逾二十年來，當香港深層次矛盾不消反長—經濟雖然保持增長，但貧富不均日益加劇；年輕人期望上流，卻看不見自己的未來；壯年人期望安居樂業，但家庭收入遠遠追不上樓價升幅，以置業為主導的房屋政策造就了一個又一個「樓奴」；老年人期望安度晚年，但香港三個長者一個貧，雖屆退休之齡，仍需為口奔波。

當社會問題蔓延到社會每一階層，在在說明所謂的自由市場正在不同環節失靈，無法合理分配社會資源，政府為何仍舊迷信市場，對各階層窘局置若罔聞，不制訂有效的對策？

據今年的《財政預算案》預測，2019/20年度香港政府財政儲備達11,784億元，葉健民直言，以香港的公共財政實力，推行社會改革並非沒有本錢，「但政府擺脫不了福利開支是expenditure（支出）而非investment（投資）的想法」。他分析，政府用如此思維看待公共理財，不外乎信奉「滴漏效應」，「政府經常覺得水漲船高，或者如漏斗理論，如何照顧最低下層的人？只要不斷倒水（經濟增長），愈多水滲下去，便會去到底，我們不需要刻意救他們，最重要的是不停倒水，這樣所有人都受惠，包括最基層。」

現實卻是全港目前有逾20萬人居於劏房、堅尼系數達0.539、公屋輪候時間達5.5年，樓價指數盤踞於歷史高位……感受是主觀的，但數字是客觀的，這些數字指標道出了港人的鬱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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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68期《香港01》周報（2019年6月24日）《大市場小政府下的失治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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