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這些深層次原因 香港才可能涅槃重生｜于品海
修訂《逃犯條例》可能只有幾個原因，陳同佳案、香港與其他司法領域之間有關司法互助存在的法律漏洞、內地認為香港不應該成為逃犯的匿藏地點、國際間在推進司法互助時發生的各種困難等。然而，事情轉變為社會衝突卻有着眾多原因，包括對內地司法制度的不信任，對香港特首是否能拒絕來自內地不法的引渡請求，錯誤以為「逃犯」可以包括任何內地視作違法的港人，分不清在香港觸犯內地法律會否同樣被引渡，擔憂內地會用非政治指控掩蓋背後的政治目的，繼而申請引渡。
這些原因其實只是大家口頭表達的，卻沒有包括一直在年輕人心中積累怨氣的其他原因，如生活壓迫、前路茫茫、工作不順、家庭衝突不斷等。近年各種社會辯論，不論對錯，年輕人的訴求都無法有符合他們追求的理想結果，這都成為怨氣上升的疊加原因。顧名思義，《逃犯條例》的對象是「逃犯」，對絕大多數港人本無影響，竟然成為全港市民「同仇敵愾」的催化劑，實在讓人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但事實就是這樣。
怨氣一直在積累 有群人被遺忘了
有人曾經認為，香港的社會工作者大多是社工系畢業，而不是社會學研究，所以只能夠解決一些表象問題、做一些福利層面的事情，無法從全局、歷史、結構上掌握社會的發展與其內在規律。這種分析或許過於簡化，但香港人對社會結構的討論從來都不熱衷也是事實，就算是從政者、學者和處理社會事務的官員都不願意挑起這種討論。試問，解決個別問題或許是大家習慣的，當我們發覺問題沒有停止發生，大家是否應該從問題不斷發生的立論來研究，嘗試尋找這些問題發生背後的更深層次原因？只有這樣，不斷發生的問題才有機會被徹底消除。
當政府官員以為幾年前發生的社會衝突已經平息，這種判斷本身就已經是衝突死灰復燃的支持。它一方面反映政府對衝突缺乏認識和反思，另一方面根本沒有意識到社會怨氣還一直在積累，甚至不知道這種怨氣並非來自政治和經濟領域，而是社會不公和某一群人一直被社會遺忘。在如此細小的地方，地狹人稠，卻有着無數不同生活水平的群體居住，包括那些生活在貧窮線下的弱勢群體，他們數量龐大，卻無法讓政府和社會注意到，也就無法為自己的生活找到希望。他們的沮喪和無奈，假以時日，又如何不變成怨氣，不轉化為怒氣？最可悲的是，當這種怒氣爆發時，社會精英們依然搞不懂事情的原委，依然沉醉在早已經證明錯誤的理論分析上。
這次反修例衝突是民粹政治的典型案例，更是網絡世界瘋狂發展之後假新聞野蠻滋生的絕佳作品—「送中條例」這四個字，就是將無數的思考和想像一筆勾銷，只用情緒來定義，結果是將複雜的世界簡單劃分為「敵、我」之間，被煽動者只能夠跟着「送中」這個符號前進，理性思考和「停一停、想一想」完全起不了作用，政治被徹底扭曲。或許它只是一個小編輯偶然間的調皮靈感觸動之後的成果，卻讓民眾將焦點轉移，不再需要認識事情背後的諸多原因，更不用再多說明。人與人之間的討論變得無意義，反「送中」成為當下的最大政治正確。
傲慢的官僚 政治教科書反面教材
《香港01》從第一天就意識到政府處理這件事情的粗暴和傲慢，我們從社會發展和提升依法治理的角度認同修例的合理性，卻擔憂官員們的理所當然和自以為是，「數夠票」就想強硬推動的任性，所以我們多次要求政府必須注意社會的憂慮，避免觸動市民對內地政治的不信任，讓兩地之間的矛盾重燃。政府官員不斷指摘其他人的意見不可行，甚至嗤之以鼻，也算是現代政治教科書的絕佳反面教材。這種背景只會擴大了「反送中」的合法性和傳播性，甚至將反對者集中到了這面旗幟之下，一股反對大潮驟然成為社會的主流意見。
這不是第一次，甚至已經是多次發生過的，早在回歸前就出現過無數相同類型的扭曲言論，一些人根本不相信一國兩制，認為回歸後香港就沒有了新聞自由或言論自由。試想，香港的立法會議員不就是根據《基本法》制定的立法會機制，成功否決了中央政府建議的政制改革方案嗎？回歸以來，香港爆發多次數十萬人的遊行示威，和平表達意見的權利一直受保障，反對派和反共媒體依然大行其道，外國媒體可以繼續在這裏嚴厲批評中國政府。但偏見始終是頑強的，更何況有着如此龐大的意識形態支撐。城市可以改變，甚至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卻無法撼動人的習慣，這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屬性，孰好孰壞，見仁見智。
顯而易見，「送中條例」的寓意是「送終」，一個所有中國人都聽得明白，而且代表消極、極不吉利，大家都不願意發生在自己身上的行為。絕大部份香港市民不會認為自己是逃犯，這次修例本應與他們毫無關係，「送」也無從談起。然而，這個詞竟然能輕鬆地喧賓奪主，取代了「逃犯」的應有角色，扭曲為條例的核心意思。「送中」的諧音讓大家將自己想像為「逃犯」，當然就會視此次修例影響到自己的自由與安全。這絕不代表人們是愚蠢的，卻說明社會的從眾心理，特別是社會深陷轉型瓶頸的時期，各種事物都在逼迫他們尋找新方向，當沒有指引時，任何讓大家活在同溫層中的機會都會被注意到，甚至對號入座。創造這種假象的人當然可惡，但縱容這種假象的政府官員顯然責無旁貸。政治本來就是爭奪話語權的遊戲，技不如人就要挨打受辱，不為過！
事情接下來或許會稍作平息。這麼短時間讓如此多的人迅速走過一次火場，已經消耗不少精力，讓大家重新停一停、想一想，當然是有益的。但事情沒有了結，因為「逃犯」既然可以被「送終」取代，就表示修改條例從來就不是衝突的真正原因。就好像一個人感冒了，或許是因為被風吹了，但實際上這只是次要原因，主要原因還是他的身體本來就衰弱，除了風之外，還可以有其他原因讓他生病，風只是借「體」發揮而已。
人們很習慣諉過於人，釀成衝突的始作俑者都是對方—不論是批評政府大石砸死蟹，還是指摘反對派扭曲修例原意，都是如此。現任政府認為過去兩年的平靜是自己的豐功偉績，反對派認為鼓動如此多人參與示威是自己有號召力，事實上兩者心底下都明白，自己只是旁觀者，大家都知道社會的躁動從來就沒有停息，甚至一直在積累。反對派近年的沮喪是因為他們本來就不知道社會和市民的希望所在，政府則更無法掌握大眾的所想所求，以為市民的無聲就是對自己的默許。無聲的風暴是最可怕的，缺乏約束的野象可以製造極大的傷害。當然，政府和反對派根本不會承認自己的缺失，更遑論一起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
當香港遇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香港01》從開始與香港社會對話的第一天，就企圖推銷另一種認識香港問題的方法。這種方法既是從方法論層面觀察，更是嘗試為香港建立一種新認識，用冷靜、誠實、包容的方式述說香港的結構性困局。它既是與回歸和內地相關，更是要解構香港一直以來信奉的邏輯規律和信念，從自身的缺陷中尋找藥方。香港的議題並非是單一的，它與英國發生脫歐事件，法國面對黃背心騷亂，美國選了個特朗普，甚至是中美發生強烈的經濟衝突，乃至美俄在蘇聯解體之後依然在中東和東歐發生直接和間接的軍事競賽等國際大事，可以一併思考。或許沒有人會認為「送中」衝突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近期經常掛在口邊的「百年未有的大變局」有什麼關係，但事實上，這在事情發生的諸多原因中可能是最能夠說明情況的關鍵。
如果中國崛起被視為西方文明的威脅，香港作為西方文明的一面旗幟，又如何不發生某種碰撞？如果中國經濟的強勢發展暴露了西方經濟優越性所遮蓋不了的結構缺陷，香港作為被讚譽的最自由經濟體，又如何不會同樣暴露自己的危機？如果法國總統的稅制改革激發大量巴黎市民上街和騷亂，香港的任何一項政策都可以激發同樣衝突，更何況它被穿上了「送中」的黃背心？如果特朗普為了與中國角力，連運行數十年的台灣政策都可以被肆意改動，連歐美的同盟關係都可以棄之如敝屣，那麼將香港放入美國與中國的貿易戰中又有何難？出出口術，對這位口沒遮攔的政客簡直是輕而易舉之事。
當政府知道香港再次蟬聯「最自由經濟體」地位時呈現喜悅，當他們決定暫緩修例時呈現不忿和無奈，將衝突推卸為市民被誤導，甚至認為警察的強力執法是「天公地義」時，他們根本不知道事情的原因所在。這與在脫歐公投中失去英國首相位置的卡梅倫、必須徹底改變自己經濟政策的法國總統馬克龍、面對全世界批評儼然成為過街老鼠的特朗普，其實都沒有太大分別。將香港政府與這些大國領袖相提並論，顯然有些矯情，但它們不就是這個大變局中的一個個章節，是說明事情發生的多種原因之一？
多走一步 或許才能鳳凰涅槃
香港的經濟或人口都不大，但它有着獨特的功能與角色，因為它長年是中西兩種制度與文明之間的交匯點。這個典型的華人社會本質上是中國的，但穿着上和習慣上完全是西方的。這可以是優勢與強項所在，亦可以是香港人的負擔與挑戰。稍有不慎，就會被負擔所壓垮，將優勢轉換成劣勢。其實，這一次《逃犯條例》修訂，正是在中西方關係重構的大變局中的小事，就是因為政府處理得極欠妥當，被反對派一句「送中條例」解除了所有正當性，甚至成為西方各國借題發揮大吃中國「豆腐」的一次盛宴。香港有些人或許會高興，以為又一次能在中西方文明爭議中「擇善固執」，為自由主義搖旗吶喊，但香港在這次事件中又會耽誤多少時間，多少人又要付出什麼代價，顯然不是他們的關心所在。
正如在文章開頭所說的，當多種原因疊加，人們並不會精心挑選其中的主次輕重，用批判的眼光來審視其中的意思，認真了解事情的原委。既然「送中條例」能夠誤導大家，為什麼政府不能用其他方式，將被「誤導」的市民拉回來？或許一時糊塗就是生活的規律，然而，如果我們不相信社會大眾心裏有數的，我們又為什麼要如此關心，甚至不懈努力，企圖建立一個相互尊重、體諒、公平和進步的社會？我們始終認為香港這個中西方交匯點的角色是積極的，以及有着引領潮流的作用。或許大家依然努力不足，還需要多走一步，甚至多步，才能鳳凰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