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修《逃犯條例》遇逆風 港府自毀「港人治港」
《逃犯條例》修訂最近在社會上引起廣泛爭議：在立法會內，泛民、建制兩派壁壘分明，連法案委員會主席也無法選出，追本溯源，在於部分議員沒有尊重「遊戲規則」，導致立法會遲遲未能履行審議法案的基本責任；對政府來說，這次修例肯定是《基本法》23條立法前的最大考驗，惟政府並未展現應有的政治技巧和智慧，再次暴露其設定社會議題能力低下。特首林鄭月娥無法收拾殘局，中央只得高調介入。長此下去，試問市民又怎能相信港府有效實踐「港人治港」？
相信無人會認同，任由已承認在台灣殺人的陳同佳逍遙法外合乎公義。稍為理性的港人亦知道盲目區隔陸港連繫，特別是經濟和司法連繫，既不實際，更非一個現代社會應有的偏見。故當港府提出修例，從而堵塞司法漏洞，原則上無可厚非。縱使泛民議員出於對內地司法體制的不信任而對修例有保留或反對，但使用完全沒有實效、甚至是粗暴的方法來阻撓審議法案，畢竟不符合市民對代議士的期望。
今次修訂《逃犯條例》爭議之大近年罕見。法案在4月開始首讀、進入二讀，至今過了六、七個星期，其間發生最資深議員、民主黨的涂謹申因在議會中玩弄規程，被取消主持法案委員會資格，改由建制派石禮謙代替。更令人搖頭嘆息的是，兩派議員曾在會議室內爆發肢體衝突，民主黨主席胡志偉甚至在答問大會上罵林鄭月娥是「八婆」，醜態盡現人前。
泛民主派當然有權反對修例，但作為議員，他們不應違反立法會的規則。涂謹申因資歷而負責主持會議，理應不偏不倚，盡快選出法案委員會主席，展開法案審議工作，在審議過程中盡情表達自己的反對意見。只有這樣，各黨派議員才可以自由辯論，政府官員亦應該誠懇聆聽反對意見，並作出回應和解釋，甚至對法案進行修改。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蔑視規則泛民理虧
可惜的是，涂謹申以變相「拉布」的方式阻撓委員會運作，因而導致內務委員會發出指引，最終由建制派議員取代主持工作。誰是「正統」會議主持人本來清清楚楚，但泛民的違規、粗暴阻礙讓修例寸步難行。大家都知道政府和建制派有多個途徑推動辯論，包括將法案直接提交立法會大會審議，屆時建制派可憑議席優勢，通過修訂。
現在回想，泛民主派在修例一事上表現激動，既因為無奈，也源於早前13萬人（民陣數字，警方指2.28萬人）遊行為他們打了一支強心針，令他們覺得「民氣可恃」。誠然，圍繞《逃犯條例》的爭議實際上是一場政治鬥爭，但泛民議員既已選擇走入現有制度，就應該遵守立法會的運行規則，不應以為自己「有理」，便可無視議事常規。正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幾年前泛民也是透過議事規則否決人大「831」政改方案，如果當時建制派用粗暴方式對抗，泛民又會否認可？
必須指出，在今次的立法會鬧劇中，泛民主派當然要負上最大責任，但最應受到批評的仍是政府。《香港01》曾經指出，自林鄭在2017年上任以來，社會氣氛大致平和，這主要源於市民在經歷「梁振英年代」的社會撕裂後，對政治鬥爭普遍感到厭倦。林鄭執政初期的平和既因為市民累了，加上政府公關手段不錯——林鄭除了向基層市民「派糖」，還改變了梁振英「以鬥爭為綱」的作風，包括在2018年3月率領多名高官出席民主黨黨慶，擺出一副「大和解」姿態，頓時讓人覺得充滿怨氣的香港將會出現新風。
政府官僚解說不力 社會大眾難釋疑慮
修訂《逃犯條例》爭議使政府與民主黨重新走向對立，暴露林鄭的公關只是「走過場」，一遇到大事就毫無作用。儘管大多數市民明白有效的移交逃犯機制對香港的重要性，至少可避免香港淪為「避罪天堂」，但他們對內地司法體制缺乏認識，心存芥蒂，這是鐵一般的事實，執政者不能視而不見。特首有為陸港溝通起橋樑作用之責，理應有耐性、有方法地向市民說明和保證，完成修例後，香港在司法公義與人權保障之間必可取得平衡。
具體來說，林鄭應該闡明，修例其實包含不少提高人權保障的舉措，包括把申請引渡的門檻由原先建議的量刑起點一年或以上罪行，提高至三年或以上。但她沒有做好必要的解說工作，導致部分市民對修例的誤解不斷加深。
林鄭的敗筆在於，社會大眾認為她對市民的憂慮視而不見，欠缺同理心。她一味利用「陳同佳案」，以得理不饒人、居高臨下的姿態強行闖關，不給時間讓社會凝聚共識。在這種情況下，修例過程中無可避免會出現政治猜疑，以及被人借機煽風點火，導致近年已見沉寂、針對內地的民粹思潮死灰復燃。到了這個境地，修例爭議已演變成另一次讓港府騎虎難下，再次置陸港關係於二元對立的困局裏，這是中央不能亦無法容忍的。
林鄭無法讓有憂慮的市民放心之餘，同時又令包括商界在內的建制力量「造反」，最終要靠中央出手「統一思想」。政圈一直流傳，今次修例是林鄭的意思，中央沒有指派「硬任務」，因此部分建制中人對擱置法案心存幻想。但隨着有關爭議觸及林鄭的管治威信，更讓稍微緩和的陸港衝突重來，中央官員不得不表態支持港府。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最近定調修例「合適、合理、合法」，呼籲港人毋須擔憂；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明確指出修例「既有法理依據又有現實迫切需要」，「是落實《基本法》的應有之義」，要求各界抵制別有用心的「蠱惑謠言」和「人為製造的恐慌」。這是過去兩年少有的「強硬」聲音。
站在落實《基本法》、實踐跨境司法公義的立場上，中央就修例發聲實屬理所當然，但具體如何修例，本是特區自己的工作。誠如負責推動修例的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所言，港府一直沒有填補移交逃犯的法律漏洞，「鴕鳥了二十二年」。我們同意，港府不能因泛民主派和部分市民反對，繼續任由漏洞存在。問題是，最近圍繞修例的爭議，完全暴露港府在制訂政策、溝通政策、評估社會輿論反映多方面的無能，已經演變成政治危機，「逼」中央表態「加持」，甚至要求建制派為港府保駕護航。
修例要靠中央「加持」 港府如何能立「23條」
林鄭曾說，要為《基本法》23條立法創造有利條件。單從複雜和敏感程度而言，《國家安全法》較《逃犯條例》有過之而無不及，屆時港府肯定要平衡「社會憂慮」和「憲制責任」之間的矛盾。可以想像，如果連被視為23條前奏的《逃犯條例》也處理得一塌糊塗，那麼當23條立法正式啟動時，爭議究竟有多大？港府憑什麼令人相信，它有足夠政治能量和技巧，帶領香港完成立法工作？
回到《逃犯條例》本身，究竟有沒有既可完成修例，又能令市民放心的方法？《香港01》早前建議港府調整手法，優先把謀殺、強姦、傷人等較少爭議的罪行納入修例範圍，至於定義含糊、較易引起政治解讀的罪行，包括「危害種族或直接和公開煽惑他人進行危害種族」、「方便或容許任何人從羈押中逃走」，港府理應在現階段剔出修例範圍。
上述提議絕非天馬行空：單從政府早前迎合商界要求、剔除九項與經濟相關的罪行可見，刪除部分罪行已有先例可援，如果政府繼續堅持己見，只回應商界憂慮，對市民或其他司法團體的憂慮不予理會，這將會是愚蠢的政治行為。林鄭理應順水推舟，以先易後難的方式，先訂立「減辣版」陸港逃犯移交安排，將來再因應內地司法建設的進度，適時調整可移交罪行名單。只有這樣，當局才可在現階段完成修例，同時令對內地司法體制有疑慮的人釋懷，何樂而不為？
總括而言，泛民主派無視議會規則，阻撓法案審議，沒有履行議員應盡的責任，難道他們真的認為逼中央出手有利於香港或提升他們的政治籌碼？政府對社會憂慮視而不見，自以為權力在手，有中央支持，霸王硬上弓，將本來旨在填補司法漏洞、無可厚非的修例工作，演變成一場管治危機。難道要中央出手解困，才可彰顯官員的威風？
在政治現實下，政府當然可以成功修例，但特首應該反思，當政府的管治能力一遇到大事便弱態畢現，將來施政肯定會更為艱巨，試問中央政府又如何相信她領導的「港人治港」可以行穩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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