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治思維】半世紀前迷失一代重生的啟示　 社會改革如何上路

7月1日，本應是香港慶祝回歸祖國的日子，然而，這年的「七一」，以年輕人為主的示威者搗破了玻璃，闖進了立法會大樓，佔據了議事廳，塗黑了掛在主席台牆上的區徽，無序和混亂降臨了這座我們以之為家的城市。示威者無組織、無計劃、無目的，只是普遍彌漫着一種絕望的情緒。當中不少甚至認為要奮力一博，準備押上自己的前途乃至性命。這種氛圍不禁令人聯想起五十多年前在彌敦道街頭，與警察對峙的年輕人。

回顧當年，港英政府在連場同樣以年輕人為主體的激烈社會運動後亡羊補牢，既詳細調查參與者動機及前因後果，又全面檢討在政治、經濟、教育、住屋、社區政策方面，市民所面對的困境及壓力，促成後來大規模開展社會改革，成功為社會帶來相對安穩與有希望的生活面貌。雖說今天的香港與五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語，但五十年前的經驗提醒我們，政府須確實承擔起民生責任，與市民建立實質的聯繫，如此其認受性才有堅實基礎。如今的管治團隊不應再將頭埋在沙中，而是應該深入調查民怨大爆發的始末並對症下藥，以求重建與市民的信任和聯繫。

過時政制構不公社會天星碼頭加價釀騷亂

1966年4月，一場由反對天星小輪加價約五仙的示威，演變成一場連續兩晚打砸搶燒的騷亂。當時海底隧道仍未興建，天星小輪為來往港九的主要交通幹道。然而1965年爆發銀行危機後，天星小輪在經濟一片蕭條下仍向政府申請加價「斗零」，惹來各界強烈反對，市政局議員葉錫恩更收集超過二萬個簽名，政府卻一意孤行。1966年4月4日， 25歲青年蘇守忠隻身於今為愛丁堡廣場的中環天星碼頭絕食抗議，吸引途人圍觀，又有幾名青年加入，包括盧麒。及後蘇守忠以阻街為名被捕，盧麒等人到港督府請願，又在尖沙咀天星碼頭起沿彌敦道遊行。

示威在翌夜卻演變成一連兩晚的大型打砸搶燒，示威者向警署擲石和玻璃樽，又企圖縱火。殖民地政府出動英軍以催淚彈、木子彈、手槍、輕機槍鎮壓，一名途人被流彈擊中死亡，26人受傷，超過1,400人被捕。事件平息後，政府委任首席按察司何瑾爵士等人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寫成《1966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報告發現，過千名被捕示威者當中，大部份為15至25歲低學歷、低收入、高工時、居住環境惡劣的青年。當中不少青年只是中途加入示威，根本對示威的訴求不太清楚。及後演變成騷亂，根本無關天星小輪加價宏旨，不過是一場無組織、無計劃、無目的，純粹對政府及社會怨憤的宣洩。

然而，令這些年輕人不惜以身試法，破壞社會秩序的深層次原因為何呢？要知道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殖民地香港絕不是花花世界。當時香港超過一半人口為青年，其餘大部份為大陸南來的難民人口，在此彈丸之地難覓一地安身之所。漫山的木屋區環境惡劣，儘管1953年聖誕日的石硤尾大火逼使政府積極興建徙置大廈，成為香港公共房屋的前身。不過，其空間狹小擠逼、設施簡陋原始，無法滿足大量市民的住屋需求。再者，當時的香港又正處於急速工業化，保障勞工措施卻嚴重不足，勞資關係緊張、工業行動時有所聞。另外，其時警隊貪污成風、警黑勾結，對小販等低下階層極盡壓榨之能事，警民關係極為惡劣。

如此社會滋生的，是勞工剝削嚴重、階級極為懸殊、警隊腐敗叢生。殖民地政府身為一個外來政權，卻仍以戰前的一套「前去殖化」管治模式。政府長期封閉，連其官方語言亦為大部份港人所不諳的英語，官民隔閡之深可想而知。惟一能擔當官民橋樑的市政局權力有限，僅有部份議席由民選產生，其餘皆為官守成員或是官方委任之議員，難以體察民情。就算是民選議員，也不過是由23個專業界別人士投票產生，絕大部份市民被排拒在外。當年為民先鋒而深得民心的市政局民選議員葉錫恩，其聲音也被政府所無視，這也成為了反天星小輪加價騷亂的導火線。

在如此低度開放的政制，如此不公的社會環境下，新一代的戰後嬰兒，儘管是大多在香港土生或土長，亦難以建立一種歸屬感。

殖民地政府是否沒有嘗試解決問題呢？事實上， 1945年香港重光後，港督楊慕琦返港後第一件事，便是向全香港人廣播，宣布推動憲制改革，讓「香港市民有更多責任去管理自己的事務」。楊慕琦建議成立一個大都會議會，三分之二議席由市民直選或間選產生，此為香港管治者首次給予港人「港人治港」的承諾。然而當時立法局內的英資商界代表強烈反對，殖民地政府又生怕國共兩黨會透過民選議會滲透政治架構，楊慕琦計劃最終不了了之，香港人亦錯失了首次自治的機會。結果過時的政制根本回應不了香港戰後工業化帶來社會翻天覆地的變化，以及戰後嬰兒對生活和未來的憧憬。

精英與民情嚴重脫節絕望青年藉衝擊控訴

這跟今天香港每況愈下的情景多麼相似。時間穿越到五十多年後的添美道立法會大樓外，那些正衝擊大樓的示威者。當中大部份看起來都很年輕，衝擊手法也十分稚嫩。他們陣營之間曾經也激起了對於衝擊的目的及計劃的討論。有人反對衝擊，認為違反運動本身非暴力原則，也有人指當時大樓內沒有人，亦沒有會議，質疑衝擊的目的，亦有人認為其原始的衝擊手法不聰明。七嘴八舌的，看似組織零散、計劃不詳、目的模糊。

不過當民主派議員擋在衝擊者前，勸勉他們衝擊可能會換上十年牢獄生涯，他們卻直指已用盡所有方法，皆得不到政府回應訴求，不知道做什麼才有用。這場衝擊立法會行動雖然看似無目的、無計劃、無組織，然而當他們闖進了議事廳，在牆上寫上「我要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等字句時，這場反修例風暴的一大癥結便浮現出來——當一個不民主的政府與議會置百萬人民的意願於不顧，企圖強行通過如此具爭議的法例，許多港人對長年期待卻未可及的普選承諾的不滿，在這些以身試法、甚至矢言要用自己的前途和性命去換的示威者身上體現了出來，他們塗黑議事廳內的區徽，顯示其對政府徹底的不信任。

官民之間的決裂，證明肩負正實現「港人治港」使命的管治精英與民情何等嚴重脫節，重啟政改，落實雙普選，無疑是增加政府管治認受性的方法，是當做的事。然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1966年的青年暴動，有政經社會的深層次原因，而今天的香港相比六十年代，雖然物質生治及條都富裕得多，社會問題依然十分嚴峻。

香港的樓價隨堅尼系數逐年攀升，經濟命脈卻掌握於一小撮大地產商手中。年輕人創業艱難，上車無望，窮人被逼蝸居於劏房，香港首次出現了新一代不再相信會比上一代享有更好生活的現象，昔日由戰後嬰兒創造，自力更生便可出人頭地的「獅子山下」神話已被徹底打碎。這些後工業社會的普遍問題加上了大灣區等陸港的急速融合，以及銅鑼灣書店等事件加深了北京對港干預日益增加的印象，亦令香港的年輕人惴惴不安，生怕當日熟悉親切的香港將會不再熟悉。

當年的戰後嬰兒在街上漫無目的地打砸搶燒，除了攻擊當時市民深惡痛絕的警局外，沒有特別針對政府機關的行為，原因是他們大多對香港仍未產生歸屬感，亦對英國殖民地外來政府無感。而七一衝擊的示威者雖看似無組織、無計劃，卻是高度政治化。事實上，經歷過八九六四、〇三七一、雨傘運動，港人早非昔日殖民地政府刻意去政治化的純粹經濟動物，可惜特區政府仍試圖以早已過時的管治手法鴕鳥式應對。當選舉委員會及功能組別的政治結構設計完全向商界傾斜，少數財閥及政治精英長期壟斷權力，亦成為解決貧富懸殊、樓價高企的絆腳石。

在這些既得利益集團保駕護航下，政府更加肆無忌憚，強推一個又一個極具爭議的政策，當市民的憤怒在體制內無處宣洩，繼而走上街頭，百多萬人的和平示威卻被管治者胡混推搪過去時，示威者訴諸更激進的手法，自然是可以預見。而當示威者以堵路、衝擊作為示威手段，政府調動警察對付示威者，亦令警察捲入政治漩渦。警方本身亦在應付示威者時多次被指出有濫權濫暴行為，也令其多年辛苦修補的威信蕩然無存。政府失去年輕人的徹底信任，最終逼使他們用自己的前途甚至性命作賭注衝擊立法會，1966年迷失一代的絕望感，竟跟五十多年後2019年年輕人的感受暗暗契合。

六十年代年輕人對前景沒有出路的絕望，盡現於天星小輪示威領袖盧麒的遺書中。當時僅19歲的盧麒在示威中意外成為領袖，後來示威失控演變成騷亂，盧麒被以「煽動破壞公安」判守行為三年，後來卻竟因在元朗「盜竊單車」判囚四個月，出獄被發現命喪於其佐敦谷徙置區寓所。其遺言便寫道：

今次盧麒非死不可了。難以傳奇性的絕處重生了，怎麼辦呢？飯又難找吃，當局又說我不適應此社會……我是半天吊的，我失掉了母國的倚靠，無主孤魂的到處漂浮，心靈的創傷，直至永遠？還是短暫的？

在殖民地下成長的青年，既遭排拒於英國殖民地的統治體制，對遙遠的中國有一種既陌生又朦朧的印象，本土身分尚未植根，其「無主孤魂」的失落，再加上生計困難，對前景無望，最終令這些年輕人成為時代的受害者。

而在2019年的今天，社會瀰漫的是前所未見的悲觀情緒，其原因在於今天年輕人的港人身分認同雖然是有史以來最為高漲，政府不民主和不聽民意的管治手法，卻令年輕人判定這個政府並不屬於他們。衝擊立法會的示威者，便是打着「重奪議會」的旗號。六十年代的迷失一代跟今天衝擊立法會的年輕人竟如斯相似，其身分認同跟政制結構本身都產生了根本錯位——1960年代外來的殖民政制與追尋身分認同的戰後嬰兒之身分錯位，以及今天排斥甚至鎮壓青年聲音的不民主政制與港人身分認同及民主意識熾熱的千禧世代之身分錯位。

五十年前大亂換大治如今也該讓青年「回家」

六十年代的社會動盪此起彼落，天星小輪騷亂後一年更因一宗勞資糾紛而爆發了左派的全面暴動。但動亂換來的，是殖民地政府的改轅易轍，積極推行改革。在倫敦及西敏宮敦促下，殖民地政府積極引入諸多勞工法例，又進一步確立九年免費教育、十年建屋計劃，令青年有書讀又可安居樂業。政府亦大搞青年舞會、香港節，眾多針對青年的文娛活動，在社區舉辦撲滅罪行運動、清潔香港運動，加強港人的社區及公民意識，塑造香港人對其鄰里以至香港的歸屬感。

除了民生政策外，政府對於民間冒起，由戰後嬰兒擔綱的諸多社會運動，如中文運動、反貪污捉葛柏運動等亦從善如流，在1974年定中文成為法定語文，最終更冒警廉對立的風險，於同年成立廉政公署肅貪倡廉，努力修補警隊形象，最終令香港警隊譽滿亞洲。政府又在六六騷亂後將政府的網絡擴展至社區層面，在加強官民溝通而成立的互助委員會基礎上，引入區議會制度，樹立地區自治的趨型，又大幅擴大立法局的成員，廣納社會不同階層人士，為八十年代引入代議政制的民主化鋪路。

在殖民地政府積極進行改革之下，加上經濟起飛，一度是人心惶惶、浮躁不安的「難民社會」，竟可在一窮二白、動盪不安的劣境之中浴火重生，開創出被譽為「黃金十年」的麥理浩時代，香港人亦漸漸從昔日「無主孤魂」的意識擺脫過來，在這昔日被喻為「借來的地方」滋長了家的感覺，甚至決意在這小島上安身立命。港人的身分認同一直建構起來，直至1997年的7月1日的凌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鏗鏘的聽在香港人耳裏。然而二十二年後，昔日香港人民當家作主的理想卻似乎徹底的被輾碎了。

立法會的玻璃在砰砰的聲響中打碎，年輕人在電視屏幕前看起來或許很粗暴，但他們在立法會內柱上寫上「是你教我們和平遊行沒用」，卻暴露了殘酷的真相。面對年輕人愈感絕望，轉趨用愈激進的手法，特區政府總不能繼續採取鴕鳥政策，對民間的訴求視而不見。

在1956年、1966年、1967年短短十年間發生的三場大型騷亂後，政府都有寫成報告書。其中以反天星小輪加價示威釀成的騷亂中，港督戴麟趾委任了首席按察司何瑾爵士、香港童軍總監羅徵勤、香港大學前校長賴廉士、律師黃秉乾組成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調查騷動成因。今天歷時逾月的反修例事件，已引發多場過百萬人的示威、數場流血衝突，以及示威者衝擊立法機關的重大事件，民間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聲音，應該得到政府回應。而且獨立調查委員會不僅可調查警察在「6．12」清場行動有否濫權濫暴，亦可調查整場風波的成因以及來龍去脈，將真相還原以給公眾一個交代，也可為當日「暴動」的定性作檢討，究竟連夜打砸搶燒都只是被定性為「騷動」時，「6．12」被判定為「暴動」是否合理？

當五十多年後，香港再次被紛亂不安的氛圍籠罩，年輕人對香港及自身都感到徹底絕望，甚至不惜流血和隱痛，以死相搏的時候，香港會否能如六十年代一樣，再次「傳奇性的絕處重生」嗎？然而解鈴還須繫鈴人，除了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事件外，特區政府更該痛定思痛，進行全面的大規模改革，解決社會不平等、政治不民主、纏繞了香港多年的深層次問題。讓香港人真正感受到政府是我們的政府，議會是我們的議會，香港是我們的香港，切切實實落實「一國兩制」，讓我們尋回家的感覺，把年輕人從絕望之中拉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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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載於第170期《香港01》周報（2019年7月8日）《半世紀前迷失一代重生的啟示　 社會改革如何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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