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院駁回呂世瑜上訴　國安法情節嚴重者　認罪與否最低刑期5年

理大生呂世瑜承認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區院法官原判囚3年8個月，惟控方指案件屬於「情節嚴重」類別，最低刑期應為5年，呂被改判5 年，未能獲得認罪的全數三分之一減刑。他向上訴庭提上訴遭駁回，再提出終極上訴，爭議如何詮釋《港區國安法》條文。上訴方強調，第21條中的「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五年以上」屬量刑起點，非最低刑期。終審法院早前聽取陳詞後，今（22日）頒判辭，駁回呂的上訴。

終院認為上訴方就《港區國安法》第21條是釐定量刑起點說法站不住腳，又指根據條文的原文和英文版本，條文明顯是用上強制性的用字，訂明指定幅度內的刑罰；就《港區國安法》第33條文的詮譯，呂的律師所認為法庭可使用現時的求情考慮，作從輕或減輕處罰，並就全數刑期扣減三分一刑期。但終院並不接納此看法。

但終院亦強調，更生因素不應被排除，若被告因年幼無知﹕受人擺佈犯案，若非情節嚴重，可判非監禁式刑罰，以免被告成堅定的反社會分子。

上訴人呂世瑜，承認於2020年6月30日至9月24日，煽動他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旨在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行為，被判囚5年。

認為參閱內地法律詮譯並不恰當

終院在判辭中處理涉案法律爭議前，先提及上訴庭處理本案時，律政司尋求援引內地量刑法律，上訴庭當時未有採納，但就此定下一般性原則，指《港區國安法》參閱相關內地法律詮譯是恰當，終院指不能同意此原則，強調詮譯《港區國安法》時，可參考立法過程中相關的言論，但非與《港區國安法》目的有別的其他內地法律。

更生因素不應被排除

此外，終院亦指上訴庭處理本案時，其考慮明顯忽略更生的原則，就考慮第21條的判刑時，更生此因素不應被排除。若案件屬「情節較輕」，被告因年幼無知或受人擺佈而犯案，可判非監禁式刑罰，以幫助被告更生，避免成為堅定的反社會分子。終院亦指，難以理解上訴庭指「在《國安法」的框架中...非所有求情因素都適用」，並指判刑時應考慮加刑、減刑因素，以及被告個人情況。

法庭評估案件情節嚴重性以定量刑級別

終院繼而處理如何詮釋《港區國安法》第21條，並參考第20條的「分裂國家」罪。第20條按照被告的角色分為「首要分子」、「積極參加的」和「其他參加的」，因此訂明不同程度的刑罰。終院認為第21條和第20條都是制定分級量刑框架，第21條屬兩級，法庭評估案件情節的嚴重性，以決定較高或較低的量刑級別內判刑。

條文明顯強制刑罰性質和刑期

終院續指，第21條訂明「情節嚴重，處五年以下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按照其文意，條文明顯以強制性的措辭訂明刑罰的性質和刑期。如果立法目的是容許「情節嚴重」的案件，判刑在訂明幅度5年以下，是自相矛盾的解讀。

就第33條的爭議，上訴庭裁定該條中，「從輕處罰」應被解讀為：「在《國安法》條文訂明的適用級別之內判處較輕的處罰」，而「減輕處罰」則是「從適用級別減輕至較低級別」，即在案件屬「情節嚴重」情況下，判處低於5年的刑罰。終院同意該分析。而本案爭議為，是否只有33條所列的3種情況：即自動放棄犯案、自動投案或揭發他人犯罪，才可「減輕處罰」，

必須符合所列情況可落入較低的幅度

呂認為，除了第33條所列的三種情兄，案中可依據如認罪的減刑因素，判處低於五年以下的刑期。惟終院不同意此看法，認為需出現第33條的其中一種條件才可「減輕處罰」，於判刑時把「情節嚴重」的案件落入較低的幅度，即5年以下。

條文有列出三大減刑條件

終院強調，《港區國安法》第33條的立法目的並非不清晰，從條文列出的三大減刑條件可見，法例目的是要為從犯者提供停止犯案的誘因，及協助執法部門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若以條文內容和立法目的一併考慮，第33條不能被解讀為法庭可就其他求情因素給予額外調低刑罰。

判辭列出判刑步驟

最後，終院在判辭列出判刑的步驟，就干犯第21條，法官先評估案件的情節屬「嚴重」或「較輕」。終院引用上訴庭就「馬俊文」案的裁定，法官就案件的嚴重性作評估時，著眼點包括犯案者的行為、所引起的實質後果，潛在風險和可能影響，終院同意該些因素有助評估。若法官裁定某案件屬「情節嚴重」，引用較高的量刑幅度，便再考慮一般的量刑法律和原則，作出加刑或減刑，該暫定的刑罰須在「情節嚴重」的處罰幅度內。

此外，若法官認為第33條其中一種情況在案中適用，接著便考慮作出何等程度的「從輕」或「減輕」處理。法官考慮此因素後，達致最終刑罰。

爭議五年以上徒刑是否強制性

是次上訴涉及兩項法律爭議，第一項爭議為：如何詮釋《國安法》第21條，就罪行屬情節嚴重的判刑條文，即「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尤其是「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是否屬強制性。

可否就求情因素而獲減刑

第二項爭議為：如何詮釋《國安法》第33條中，以及在條文中所例的三個減刑條件是否都已「盡列無遺」，即若三個條件均無法達致時，《國安法》第21條中所指的情節嚴重，是否不可減至5年以下的刑期，還是可以因其他求情因素，而作出減刑。

一般減刑應適用於國安法案件

呂的律師早前陳詞指，認為「五年以上」是指量刑起點，非最低刑期，又稱條文不可能為判刑設下「一刀切」的限制，否則會為法官判刑時帶來困難，亦會造成不公。上訴方又指，《港區國安法》第33條指，自動放棄犯罪、自動投案和揭發他人犯罪行為，該些被告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彭認為，條文並非要排除法庭一向認同的求情因素，因此該三個減刑條件，不是「盡列無遺」，一般減刑原則適用於國安法的案件。

律政司強調三種情況下才可減刑

律政司卻指，《港區國安法》第21條中「處五年以上」，其用字顯示是指最終刑期，而非上訴方所指的量刑起點，並舉例指謀殺罪亦須判囚終身，指法例可施加強制刑罰。 律政司一方續指，第33條列明的三種減刑情況下，才可「減輕處罰」，把判刑由「情節嚴重」所列的5至10年刑期，減至「情節較輕」所列的五年以下刑期。

案件編號：FACC 7/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