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湯杜火案｜上訴庭裁共同犯罪原則適用暴動罪　不在場者亦負刑責

夫婦湯偉雄和杜依蘭，與及一名16歲少女，在前年一次中西區遊行後的衝突被捕，3人早前經審訊後被裁定暴動及非法集結罪不成立，原審官更指，不能單憑被告的衣著裝備，及現場環境，便推論他是參與了暴動。惟律政司不服說法，以案件陳述形式向上訴庭提出上訴，更進一步推論指兩罪隱含「夥同犯罪」的原則，認為其刑責甚至可擴展至不在現場的參與者。上訴庭今(25日)下判辭裁定，「共同犯罪」適用於非法集結或暴動罪，不在案發現場人士。而律政司曾提及包括幕後指揮、提供物資者，以至「哨兵」及駕「家長車」接載離現場的人士離開的司機等，在新解釋下亦可涵蓋在內。

三被告脫罪裁決不受影響

三名被告：湯偉雄（39歲）、杜依蘭（42歲）及姓李女被告(17歲)。全被控於2019年7月28日在德輔道西近西邊街一帶，參與暴動。原審法官裁定3人暴動罪不成立，而湯及杜就無牌管有一套無線電對講機各被罰款1萬元。

律政司在提出是次申請時已表明，提上訴只為詮釋控罪所含的法律原則，無意推翻原有決定，故上訴庭的裁決，將不會改變3名被告的脫罪裁決。

控方曾提六類非直接參與者

上訴庭指，刑事法的基本原則中，除了主要行事的人，有參與及協助的同夥，也共負刑責，他們認為這原則在暴動及非法集結的罪上亦適用，並引述律政司代表在聆訊時提到，現在的暴動及非法集結，都是以很流動的方式運作，當中有賴不同人士在不同崗上幫忙，有些人是現場直接的參與暴動，亦有些人在旁協助，有些甚至從沒現身於現場，包曾舉以下6類人士作例：

未涵蓋其他參與者會出現法律真空

上訴庭亦稱，相信有份協助及參與的人，並不限於這6類人士，他們認為，如果「共同犯罪」原則不能用於暴動及非法集結罪，這些人將不會被涵括在內，這會令這兩項罪名出現真空，公眾利益亦會受到削弱，認為這不會是這些條文定立時的法律原意。

和平示威者不參與暴力不構成罪行

上訴庭又指，和平的示威不會因為有獨立發生的暴力事件而改變其本質，在這情況下，參與和平示威的人士，若沒有涉及暴力，亦不會被指違法。若一個和平的示威，後來演變成暴力衝突，以常理而言，和平的示威者都會盡快離開現場，如果他們有合理理由留下，或是因為情景下無法離開，從而逗留在現場，也不構成罪行。

作越界行為影響社會安寧則有機會負上刑責

然而若這些示威者參與了暴力行為，或是要脅使用暴力，或甚以言語去促使非法集結或暴動發生，那他便是從受法律保障的集會，「越界」至違法行為，這時，他亦不再會是一名和平示威者，要負上刑責，並會基於其所作行為及現場實際情況，是否直接參與，或共同犯罪的參與者。

言論自由不能為真正罪行開脫

有辯方律師指現在的社交媒體使用十分普遍，擔心有人因為「畀like」，亦會被指是鼓勵他人參與暴動或非法集結。惟法官指，言論自由並非絕對，亦不能為真正的犯罪行為開脫，如果有足夠證據顯示有人涉共同犯罪，他亦不再是無辜，亦不會再受言論自由所保護。

2019年7月28日港島中西區由集會遊行演變成警民衝突。(詳看下圖)

原審官認為裝束及在現場不足證犯法

原審法官郭啟安在裁決理由提到，控方依賴湯及杜在示威現場一帶出現，又因他們都穿上黑衣，便認為他們必然是示威者，認為推論流於臆測，認為不足證明他們是參與者；此外，當時16歲的女被告，雖然也在現場出現，但未知她曾作過任何實際或鼓勵他人破社會安寧的行為，即使她當時戴有頭盔等裝備，亦認為證據不足裁定她有罪，最後裁定3人暴動及非法集結罪均不成立。

控方認為控罪暗含夥同犯罪元素

律政司的代表在上訴時，卻指非法集結及暴動罪均隱含「夥同犯罪」原則，並指其意義甚至可延伸不在現場的參與者，只要被告是有共同目的，認為這罪都應能涵蓋。

辯方爭議這或令無辜者受牽連

辯方卻認為，若「夥同犯罪」原則適用於這兩罪，會令非處身現場的人也受牽連，然而言些人根本無法預視其他人的行動，卻要為在場人士即時的行動負上刑責，例如若有人載過一名示威者到現場，該駕駛者是否亦要就之後發生的事負上刑責，認為刑責上並不合比例。

案件編號：CASJ1/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