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分析】醫委會改革拗完又拗：一場有理說不清的政治鬧劇
醫務委員會（醫委會）近日否決4個放寬海外醫生實習安排，再引起社會關注醫委會權力過大、醫界保護主義等問題。政黨亦紛紛發聲，打算提出私人草案改革醫委會和醫生執業門檻。
不過現實上，醫委會改革已不是新鮮議題，每次結果都是走樣變形。參照2015年、2017年兩輪醫委會改革經驗，議題初時在爭議不大，但後來被急速政治化，議員見民情勢色不對又急急變面轉軑。最終改革亦「和稀泥」收場，並無改變醫生團體牢牢掌控醫委會的格局。
可以說，近年醫委會改革爭議，正好體現了何謂「政治操盤」。按理，現時醫生不足、引入海外醫生門檻過嚴、醫療投訴機制落後等等，已是社會共識，改革迫在眉睫。但這些改革因觸動不少人的既得利益，往往被操作成政治議題，如2016年的醫委會改革，醫界運用改革等於「引入一帶一路醫生」等口號引發公眾恐慌，轉移視線扭曲議題。現時一談海外醫生，部分人即會和「滲透」、「赤化」等政治詞語扯上關係，整場爭議亦淪為一場有理說不清的鬧劇。
萬多人掌控全港醫療政策 難符公眾利益
香港醫療問題複雜，由眾多範疇交織而成，而問題關鍵之一，在於對醫生執業資格操生殺大權的獨立法定機構，竟然由醫生團體牢牢控制。一方面，現時醫委會32席中，24席是醫生，16席由傾向醫生利益的團體選出，他們有權決定誰在香港掛牌行醫、是否懲處違規醫生。醫委會處理投訴往往被指「球員兼任球證」。過往醫委會處理醫療糾紛需時平均6年甚至更久，如張崇德夫婦為夭折的幼子討回公道，過程前後竟要纏訟九年，過往亦有醫委會聆訊曾被法官痛斥「無理拖延」，裁決亦被指偏袒醫生。
另一方面，現時香港每千人只有約1.9名醫生，遠低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的先進經濟體平均數3.4。以目前全港約1.4萬名醫生計算，往後醫生人數至少要大增八成，即約萬人。大家每年流感高峰期，定必見到公立醫院迫爆、前線醫生「叫晒救命」的慘況。不過控制醫委會的醫學界代表，對於引入「外援」極度抗拒。連醫委會前主席麥列菲菲也坦言，香港部分醫生極度保護主義，這些人當年更曾主張削減醫科生學額。
由此可見，要打破目前的醫療困局，醫委會是其中一座必須移動的「大山」，因為醫生也是人，也有自己的考量，特別是一些代表醫生立場的既得利益組織，站在醫委會這個「戰略位置」，自然會優先考慮業界利益。
《哈佛報告－醫療大辯論20周年》系列：
2016年改革 泛民初時未有強烈反對
直至2015年，醫委會改革終於打響第一鎗。當年源於立法會飲食界議員張宇人，他不滿在海外讀醫港人回流執業太難，其女兒和女婿也難以回港行醫，於是在2015年提出私人條例草案，修訂《醫生註冊條例》、增加由特首委任的醫委會業外委員，將由醫生控制的醫委會席位減至少於一半。建議後來被政府吸納，成為《2016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
這項改革，即使和當時梁振英關係極差的泛民主派也沒有太大意見，以至時任人民力量議員、人稱「大舊」的陳偉業也傾向支持。在2015年11月的立法會會議中，除本身是醫生的梁家騮、郭家麒外，各黨派都未見有太多反對聲音，張超雄更認同改革有助縮短醫委會處理投訴過長問題。
風向大變 陳偉業：梁振英才是「大惡魔」
然而改革推動起來，一個醫療議題被扭曲成一個荒腔走板的政治議題。政府在2016年2月底將草案提交立法會，醫學界隨即反彈，批評政府干預專業自主。而當時政治環境，中港政治矛盾升溫、本土意識興起，醫學界不斷渲染改革是梁振英政府的陰謀，企圖「操控及赤化醫學界」及「為引入一帶一路醫生打開缺口」。
結果事件被嚴重政治化，引致公眾恐慌，醫科生、醫生團體在立法會外靜坐抗議。民情風向大轉之下，原本支持改革的泛民議員亦紛紛「歸隊」，多名議員在6月先後表態反對醫委會改革。其中陳偉業在6月底見傳媒時，表示醫學界是「小惡魔」，承認香港是「世界上最難告醫生的地方」，很難找到專家證人指控本地醫生，但梁振英是「大惡魔」，須先對付這個目標。他同時指出，當時只有太少時間處理民間情緒，敦促醫學界提出令人滿意的改革方案。
這番話極具象徵性：陳偉業從政多年，經常在醫療糾紛中替病人出頭，堪稱當時政界的「病人權益KOL」。醫學界醫醫相衞、病人申訴無門的苦況，他當然熟悉。但在一個更大的政治恐懼情緒之下，連當時快將卸任的他，也不敢支持改革醫委會，因為在群情洶湧、有理說不清之下，一旦支持肯定萬箭穿心。
最終，梁家騮發揮其「怪醫」本色，獨力在議會內持續拉布，草案未能趕及在會期完結前處理完成，最終被拉倒。林鄭月娥上任特首後修改建議，《2017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在去年3月獲通過。新修訂增加4名業外委員，但醫生仍佔三分之二，而醫生團體選出醫委會一半席位的格局維持不變，只成立初步偵訊委員會加快討論積壓投訴個案，原先改革意義已大打折扣。
怕政府滲透 自身卻不改革 是什麼玩法？
醫委會改革，涉及的是醫學界、政府、政界的長久角力，在2016年一役中，醫學界成功利用公眾對梁振英的不信任、以及對內地的政治恐慌情緒，包裝這場利益角力，終拖垮這場觸及他們既得利益的改革。足見，複雜的政策議題，一涉及這類政治意識形態，就會完全立場先行，無道理可講。直到今日，即使講明是放寬海外頂尖學府，如哈佛、耶魯的醫生來港，一樣會有人聯想到「海外醫生遲早變內地醫生」。
平心而論，在政策議題中捆綁政治議程，不單是醫學界，亦是政府的慣常做法，政治角力、議會攻防，向來就是如此。但醫學界本身亦要反思：多年來社會一直不滿醫生投訴機制不公，醫生不足但海外醫生來港執業太難，醫學界也拿不出令社會信服的改革方案，問題毫無改善，市民大眾深受其苦。在妖魔化醫生的，到底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