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分析】醫科曾是「乞食科」？ 香港醫生人手不足問題初探
1999年4月，由政府委托的哈佛專家，發表探討醫療體系的報告，但回顧20年前的這份報告有一個缺陷，就是未觸及醫療人手不足問題。現時香港醫生對人口比例，每千人只有約1.9名醫生，遠低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的先進經濟體平均數3.4。大家每年也會見到公立醫院人手緊張，流感高峰期例牌「倒瀉籮蟹」、醫護抗議的情景。
但可能大家會「黑人問號」的是，近日醫務委員會表決4個放寬海外專科醫生來港後的實習安排，全數議案皆被否決。公眾可能會有疑問，既然前線醫生不斷批評人手不足，何以醫委會對吸引、挽留海外醫生來港卻如此「手緊」？
回看政策源流，九十年代本港的醫生對人口比例，其實比現時更嚴峻。不過當時醫科生畢業後未必找到工作，基於飯碗未必有保障，當時醫學界甚至質疑醫生人數過剩，主張削減醫科學額，政府亦「從善如流」削人手。所以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即使近年醫生人手黑洞愈來愈明顯，醫學界領袖對於各種增加醫生人手的措施，都不會太熱衷，甚至反對，因為這可能令業界重溫當年有醫科生畢業等於失業的「惡夢」。
《哈佛報告－醫療大辯論20周年》系列之四
▼哈佛報告懶人包▼
回歸初期：醫生失業 醫學會要求削減醫科生名額
醫生人手是「多」還是「少」，從來視乎利益立場。回歸前後醫生人數其實比現時更嚴峻，直至1996年底香港有7,845位註冊醫生，比例是每千人口1.24名醫生，公立醫院輪候時間偏長，部分專科門診要等9個月「起錶」，所以有病人組織質疑醫生不足。
不過當時主導討論的醫學界，看的是另一現象：九十年代，醫管局剛成立後醫生薪酬福利有改善，工作環境仍算不錯，流失率偏低。每年約三百名醫科畢業生，未必所有人都能正式成為醫生，實習名額也供不應求，對現職醫生也構成競爭。1997年中，更有多達百名應屆醫科畢業生找不到工作。
所以在那個年代，讀醫並不等同收入保證，部分醫科畢業生被迫改為私人執業，但由於欠缺行醫經驗，自立門戶未必個個成功，出現過醫科生畢業後就業困難，被迫轉行做保險、藥品推銷等情況。1997年，公共醫生協會及香港醫學會均要求政府削減醫科學院學額。
政府減赤向醫療開刀 一場沙士現形
另一個當年認為香港醫生人手過剩的理據，是政府自1998/1999財政年度起錄得赤字，所以即使公立醫院的服務輪候時間已偏長，惟政府亦無意擴大公營醫療規模。於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在2000年決定，自2001/2002學年起削減醫科學額，由每間醫學院培訓160人，減至每間收生125人。政府對醫管局撥款變得手緊，2003/2004至2005/2006年度更削減醫管局預算。
醫管局自2002年底為省錢，推出「自願提早退休計劃」，以「肥雞餐」勸走資深員工，收到逾二千申請。醫管局亦只以合約制聘請醫科畢業生，醫生入職起薪大減之餘，完成7年專科培訓後便要離開醫管局。
不過2003年一場沙士，改變政府對醫護人手的看法。當時疫症在多間醫院先後爆發，大量前線醫護哭訴人手不足，有新入職醫護人員未受足夠訓練便要「上戰場」，更有醫護人員染病，人心惶惶。群情洶湧之下，醫管局擱置自願提早退休計劃。
醫管局建議重新增加醫科學額 醫學界反對
往後幾年，削減醫科學額、醫管局削人手的後遺症開始浮現。公立醫院服務需求提高，人手追不上需求，醫生工時過長，每周可長達七、八十小時，導致人手持續流失，形成惡性循環。醫管局2007年人手檢討報告更指，直至2018年平均每年會缺少199名醫生，提議重新增加醫科生名額，及後獲教資會接納，在2009年開始逐步增加各醫護職系培訓學額。在2011年及2014年施政報告中，政府都分別宣布增加醫護學額。
不過有醫生組織當時強烈反對增加醫科學額，認為醫生總人數無短缺，學額太多反引起失業問題。前醫學會會長蔡堅指，公立醫院人手荒是基於醫管局工作環境差、缺乏專業培訓機會及前景欠佳等。時任立法會醫學界議員郭家麒也認為，私家診所愈開愈多，反映問題不是醫生不足，只是醫管局留不住人才。醫管局於2011年擴大以有限度註冊形成聘請海外醫生，醫學界也強烈反對，指聘請私家醫生兼職就足夠。
其實醫學界擔憂也非毫無根據，香港醫療體系公私營失衡、醫管局管理問題，確實惡化公立醫院環境，而站在醫學界立場，如果增加培訓醫生但無足夠職位配合，可能威脅現有醫生的生計，他們在九十年代已「中過伏」，自然有戒心。但需要問的是，公私營失衡、醫管局管理問題短期內難解決，那增加人手又何嘗不能作為其中一個紓緩方案？
4月3日醫委會就四個方案投票，委員取向如下：
醫生人手需大增八成
直到近年，公立醫院環境繼續惡化，前線日日「叫救命」，但政府可做的相當有限。有限度註冊醫生及兼職醫生的人數皆不算多；培訓新醫生又需時動軏十年，教研人才難求。海外醫生來港執業，則需要「過五關斬六將」，通過及格率極低的醫委會執業試，更要被當成「初哥」般實習，堵住不少有意來港執業，甚至是海外名牌學府讀醫想回流的港人醫生。放寬海外醫生門檻，又屢遭醫學界強烈反對。
亦因如此，醫委會近日否決4個放寬海外醫生實習安排的動議後，主席劉允怡慨嘆「最易（爭議較少）嘅方案都輸晒」，更提到政治上「講同做係兩回事」，暗示有人口講同情前線醫生，但一談到各種增加人手的措施，又諸多反對，相信一定程度上解釋到這種現象。
根據食物及衞生局的《醫療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策略檢討報告》，如要維持2015年的醫療服務水平，香港直至2030年將缺1,007名醫生。但如要追上發達國家的每千人口3.4名醫生水平，香港現有約1.4萬名醫生，人數至少要大增八成。到底如何填補這個黑洞，至今也沒有人能提供答案。
《哈佛報告－醫療大辯論20周年》系列：
醫生管醫療 未必符公眾利益
無可否認，香港擁有高水平的前線醫護人員，在公立醫院的惡劣環境中救死扶傷，幫香港熬過沙士、流感高峰等難關，值得敬佩。但過去廿多年的經驗告訴大家，部分醫學界代表，長久以來都對醫生人手極為「手緊」，正正加劇醫護人手緊張的問題。而港府過往亦對醫生人手欠缺整全規劃，造成「減完人又呻醫生不足、醫科學額減完又要加」的奇怪現象。
歸根究柢，這還是一個制度問題。現時有權決定誰能掛牌行醫的是醫委會，委員大部分是醫生，一半成員由傾向醫生利益的團體選出，增加人手即使有利整體醫療制度，但只要稍為觸動醫學界既得利益，都會困難重重。但醫生不是聖人，也會有自身的利益考量，由他們主宰整個人手供應，角色有根本矛盾。類似的爭議已持續多年，問題無止境拖下去，不單前線醫生受害，廣大市民亦深受影響。20年前哈佛報告中未有觸及的醫護人手問題，已到了一個不得不正視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