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分析】醫療券淪為眼鏡換領券 「錢跟病人走」說易行難
醫療問題困擾香港人多年，20年前的哈佛報告建議港府推行醫療融資改革，落實「錢跟病人走」，疏導部分病人到私營醫療，但融資改革因種種反對聲音而觸礁，自願醫保亦因未設高風險池而成為雞肋。
話雖如此，當年報告其實亦留下一些「遺產」。因為所謂「錢跟病人走」，核心目的就是「打通」公私營醫療體系，讓有需要的人自行選擇醫療服務。所以政府近十多年先後推出的醫療券、疫苗資助計劃等，某程度是實現這種理念。
當然，這些政策支離破碎，最終變成用錢把醫療需求「外判」出去。但私營醫療機構在商言商，無責任幫政府達成公共衞生政策目標。所以近年不時發生醫療券被濫用成「眼鏡換領券」等事件，某程度就是源於這種政策上的定位不明。
《哈佛報告－醫療大辯論20周年》系列之五
▼哈佛報告懶人包▼
公私營醫療失衡、欠溝通 哈佛報告倡改革
醫管局成立後，本港市民可享收費極低廉但有一定質素的公營醫療服務，導致市民較傾向到公立醫院求診，造成公私營失衡。例如在1998年有紀錄的住院人次共124.44萬，多達82.8%病人使用醫管局服務，私立醫院只佔14.8%，公立醫院輪候時間亦愈來愈長。而且公私營醫生溝通不足，病人難以橫跨公私營看病，更傾向留在公院體系。
1999年的哈佛報告亦指，香港醫療架構出現分裂隔離現象，對服務質素和效益構成威脅。其中公私營服務之間缺乏連貫性，即使為同一病人提供服務，也可能沒有溝通，往往導致不必要地重複檢驗等問題。這種制度，也無法應付日增的慢性疾病。
對此，報告建議全面的融資改革，建立社會保險制度，實行「錢跟病人走」，讓市民選擇合適自己的醫療服務。再進一步地，公私營醫療服務提供者應組成「競爭性一體化醫療護理」，提供預防、基層醫療、門診、住院、復康護理等一條龍服務，在市場中通過競爭，自我監管質素。只是這種大規模融資改革需以全民供款為基礎，在香港難獲支持，如今哈佛報告已公布了20年，這個構想從未付諸實行。
錢跟病人走 政府嘗試打通公私營
然而，即使宏大全民供款醫療融資大計未有實現，不過「錢跟病人走」、「打通公私營醫療」等理念，自那時起已開始發芽，漸為政府重視。醫管局近年也先後推動過公私營協作計劃、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病歷互聯計劃等，加強公私營醫療體系合作。至於將公營醫療病人疏導到私營市場，當局除推動醫療保險外，亦有其他公帑資助的政策。
例如在2007年施政報告，時任特首曾蔭權宣布推出醫療券試驗計劃，為70歲及以上的長者，每人每年提供五張面值50元，即合共250元的醫療券。雖然政策被指力度不足，但明顯可見政府調整政策方向，開始嘗試將部分病人分流到私營醫療體系。醫療券政策在2014年恆常化，金額多次加碼，年齡門檻現時已調低至65歲，累積上限已上升至8,000元。
另外，政府2009年將原本只在醫管局門診進行的「防疫注射計劃」，擴大為「疫苗資助計劃」，資助65歲或以上的長者到私家診所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其後資助範圍逐步擴大。其餘近年推出的措施，包括大腸癌篩查先導計劃、向私家醫院購買床位等，都是承接「錢跟病人走」的原則。
私家醫生無責任實現政府願景 限制政策效果
這種政策之下，政府不親自「落水」，將一些重要的公共衞生政策目標，交予私人醫療機構完成。但矛盾之處是，私家醫生只是提供「醫療服務」，其實是打開門口做生意，無責任實現政府的政策願景。所以政策實行下來效果可能走樣。
例如疫苗資助計劃，確實吸引部分有需要人士接種，減低流感社區爆發的風險，但推出後反應不算熱烈，私家醫生亦沒有責任幫政府加強推廣。所以本港學童在2017/18學年流感疫苗接種率只有兩成多。相反鄰埠澳門早就實施到校打針，將整體學童接種率提升至七成。
港府最後都需要親自牽頭，衞生署於2018/19學年推行「學校外展疫苗接種先導計劃」，在小學實施到校打針，結果2018/19年度，6歲至未滿12歲的兒童疫苗接種率大升至55.3%。政府亦承諾明年會恆常化相關計劃。
醫療券屢遭濫用
至於醫療券政策，根據曾蔭權的說法，是希望讓長者更自由在自己所屬的社區內選擇基層醫療服務，減少輪候。不過近年屢有報道指，有眼鏡店騙取長者以醫療券配貴價眼鏡和購買視光服務。在2015年，只有265名註冊視光師參與醫療券計劃，申報總金額為3,700萬元；惟在2018年，參與計劃的視光師增至697人，申報總金額暴增至7.6億元。
政府今年3月提出檢討醫療券，包括為視光服務的醫療券申報金額設上限，每名長者每兩年最多申報2,000元。不過核心問題仍然存在：私營醫療機構要賺錢，見政府砸錢資助，當然扭盡六壬「提供服務」，甚至包括一些不必要的項目。除以醫療券配貴價眼鏡外，過往亦傳出有長者使用醫療券購買花膠海味。
《哈佛報告－醫療大辯論20周年》系列：
大市場小政府 難達致長遠醫療政策目標
所以，政府著意打通公私營醫療體系，分流病人，原意值得肯定，這亦是當年哈佛報告所提倡的理念。不過在執行上，如政府只想靠「大市場、小政府」，將醫療責任外判，以為借助市場力量就可實現政府的公共衞生、醫療政策目標，未免太過一廂情願，醫療券、疫苗資助計劃等成效不彰，正是顯例。
私營醫療機構固然對醫療體系有貢獻，不過部分非以賺錢為目標、但對整體市民健康有利的工作，還是需要由政府主導。因為醫療是所有人的基本需要，以商業為主的模式運作，可能忽略更重要的政策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