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局】好爸爸急需換肝續命 「等肝到」悲劇是否無可避免?

撰文:林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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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歲爸爸黃富強上月因乙型肝炎致急性肝衰竭,肝功能餘下約一成,情況一直危殆,急需換肝續命,命懸一線。較早前有人捐出屍肝,其情況一度出現曙光,惜最後屍肝不適合作移植。其母親連日來以淚洗面,盼求有奇蹟出現。
在香港,類似的「等肝到」的悲劇已一再發生,但這些情況是否無可避免?雖然政府近年大力宣傳器官捐贈,不過整體器官捐贈比率仍然偏低。因此,要避免悲劇重演,關鍵在於政府要在器官捐贈制度上,作出重大改革。

黃富強目前排在B型血的肝臟移植輪候名冊首位,黃媽媽非常擔心兒子的情況。(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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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採「自願捐贈」機制 多年來成效不彰

現時香港對於器官捐贈,採取的是自願做法。市民要主動填寫相關文件,交予衞生署加入中央器官捐贈名冊,或是填寫器官捐贈卡隨身攜帶,方可成為捐贈者。當然如果沒有表達意願,但死後家屬表明願意,仍可捐出。但若情況相反,自身有簽署而直系家屬表明反對,醫生也不能從死者身上移走任何器官。

目前香港已加入中央器官捐贈名冊的市民有27萬多(截至去年12月31日),雖說已比前幾年有明顯改善,但比率仍然偏低,佔整體人口僅3.8%。在2015年,本港每百萬人之中僅有5.8名捐贈者,在全球屬低位,而歐盟的比率為每百萬人有19.6名捐贈者,部分歐洲國家如西班牙更高達每百萬人43.4。現時本港有超過2,000名病者正苦苦等待合適的器官,涉及腎、心、肝等,不少人等不及合適器官便與世長辭。

2017年4月14日,43歲急性肝衰竭女病人鄧桂思獲素未謀面的26歲女文員鄭小姐(阿甄)捐出活肝,在瑪麗醫院完成換肝手術。她最終不敵病魔,於8月26日凌晨離世,終年43歲。鄧桂思求肝過程波折重重,一再引起社會道德爭論,包括遺體器官捐贈為什麼短缺,及是否可以彈性讓未成年人士捐贈器官。鄧桂思換肝後,更爆出原來她肝衰竭元兇,是聯合醫院漏處方抗肝炎藥物,本港一度現器官捐贈登記退出潮。(蔡正邦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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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諱死亡、保留全屍 成器官捐贈障礙

器官捐贈數字不足,可以涉及很多原因,如在文化上,華人社會傾向在離世後保留全屍,甚至忌諱在生時談論死亡,影響意欲。實際執行的問題就更多,例如捐贈器官要再過家屬一關,即使本人簽署同意死後捐贈器官,家屬尚且可以推翻,更遑論生前沒有簽署。由於家屬在親人離世後沉浸於悲傷之中,不一定能立即作出理智的決定,以致錯過了摘取器官的時機。

再者,很多人其實本身願意在身後捐出器官,但可能因為工作忙碌、不知如何登記等等的因素,沒有主動去加入中央器官捐贈名冊,導致徒有捐贈之心,卻未能在意外身故後遺愛人間。不同機構對香港市民死後捐出器官的意願都作過調查,結果相當不一致,表示願意的比率由3成多到8成都有,但姑勿論哪一個調查準確,願意的比率都遠遠超過現時的登記數字,意味目前的器官捐贈制度,忽略了許多「隱性」的捐贈者。

雖然政府邀來明星大力推廣器官捐贈,但捐贈數字仍然低迷。(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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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默許」成國際新趨勢 拒捐需主動登記

其實器官捐贈數量不足,等候器官移植的病患者大排長龍,是全球不少病者以至政府衞生部門的頭痛問題,而解決之道,在於改革整個器官捐贈制度。例如法國自去年初,由過往的自願捐贈,改為實行以「預設默許」(presumed consent)為處理器官捐獻的原則,即是若生前無表明反對,就自動視為願意死後捐贈器官。國民若不想在身故後捐出器官,要自行在「拒絕名冊」(Refusal Register)登記。除法國之外,奧地利、新加坡等國都有類似制度,家屬甚至不能推翻,捐贈者比率大約增加25%。而西班牙、威爾斯等地的政策則較為彈性,於遺體摘取器官前也要先問家屬意見。

對於香港是否也要將器官捐贈制度,由自願捐贈改為「預設默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上月表示,政府已就默許機制的完成調查,稍後會再公布最新結果,了解市民對機制的意見。不過可以預視,香港要推行默許機制,確實有一定阻力。例如統計處早前發表《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報告書》,發現香港人對默許機制支持、反對、中立或沒有意見分別佔3成多,顯示社會對此仍意見分歧。

政府早前提出研究將器官捐贈機制,由現時的「自願捐贈」改為「預設默許」。(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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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官避事謀自保 還是救人如救火?

「預設默許」器官捐贈制度的爭議雖大,但只要大家在搜尋器打上「等待換肝」、「等待換心」等字眼,就可以看到大量個案。當中有人幸運等到器官重獲新生,有人沒那麼幸運。這些個案的背後,不是冷冰冰的數字,而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一個個水深火熱的家庭。

人口持續老化之下,可以預期日後港人對器官移植的需求將持續上升。現時器官已如此短缺,未來的情況可想而知。政府的角色就是要在爭議之中,帶領公眾作出最符合社會整體利益的解決辦法。這涉及的不單單是人命,更凸顯政府背後的核心思維:到底是選擇為官避事自保平安要緊,還是盡最大努力挽救每一個苦候器官的悲劇,拯救病者和他們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