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勞死】城巴致命車禍疑車長疲駕　學者促正視OT設「過勞死線」

常言工作生活平衡，「講的是8小時返工、8小時在家、8小時休息，本來可以跟家人聊天、放鬆心情。」但當只能輪迴於返工「搏殺」同睡眠，「就算有補水，但社會有好多成本要貼返出來。」葉兆輝指，留一個員工加班，令他犧牲家庭教育時間而引伸子女學業品行問題、其健康變差要去醫院、減少在外消費機會等，都是「隱藏成本」，「這些是公司無法代為負擔的。」

在職者遺書見端倪

在日本，精神障礙亦可受勞災保障，部分自殺案件獲認定為「過勞死」，案例比比皆是。葉兆輝直言，香港「無案例不代表無發生！」過去有老師、警察、專業人士自殺遺書中，均有表明工作壓力大。他認為，日本情況是敲響一個警鐘，香港亦須及時關注「過勞」，政府應至少由界定做起。「就好似飲食健康指引般，可以吸收幾多鈉，工作都是，(界定)一日工時幾長就會爆燈。」同時亦可立法監管。葉兆輝感慨，「雖然我們GDP是高，其實是大家擺上很大、很沉重的代價，但這些代價未完全在我們的所謂經濟計算上反映到出來。」

經濟學者莊太量​︰歐美工時少但GDP​高

中大經濟學系副教授、「劉佐德及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量亦指，「經濟成果是有代價的，這方面要看社會如何對待人命價值……世界上的先進社會，都不見得要長工時，如歐洲、澳大利亞、北美，一星期（工時）好少超過40小時，但他們的GDP都不低，所以香港是否應該改變吓我們的想法？賺錢不一定是用好多勞動力或者好長工時去搵返來。」

他認為，過勞死並非新鮮事，但社會意識不太強，標準工時是解決「補水」問題，「有補水如1.5倍，可能還工作多了。」所以要追求生活工作平衡健康，就需要最高工時立法，兩者可以同步做。不過，他料「最高工時」最大阻力可能會來自勞方，「因為香港以服務業及銷售為主導，所以愈勤力就有愈高收入。」

珠海學院工商管理系助理教授冼明熹亦認為，最高工時是方法之一，若設工時上限，會令部分打工仔覺得「阻住發達」，他認為，或可借鏡英國的「Opt-out Right」退出選擇權及日本的「三六協定」，容許僱傭雙方協議工時。但他相信，要說服到商界，究竟「過勞」會導致什麼疾病，需要大量醫學證據，過勞自殺則更備受爭議。不過，早前發生的城巴奪命車禍，他認為就已是「社會警號」，反映某部分行業有「過勞」問題，政府最起碼應主動提出探討有關現象，促進勞資溝通，再逐步擴展到更多職種。

鄧家彪指，曾協助過的個案，包括入職廿多年的物業管理人士在工作場所自殺，遺書列明因與管理層瓜葛及不堪壓力；以及有建立工人在地盤暴斃等，由於在職非意外死亡個案不受保障於《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及《僱員補償條例》，通常都是協助家屬經過與資方談判，以一筆賠償，甚或獲支付供養遺孤津貼等條件下和解。

本身亦是大律師的冼明熹表示，香港行普通法，在沒有定義下，認為若真要將「過勞死」案件放上法庭作民事索償是相當困難，「無定義，法例無得跟。」最難是要有強力證明「工作導致過勞，然後過勞導致死亡」的三方「連帶關係」，相信未有界定下，除了僱員、僱主之外，「就算是法庭都要摸住石頭過河。」相對，日本雖然仍未立法設加班上限，但日本跟隨「歐洲大陸法」，即法庭可依「公序良俗」準則，在道德及社會共識的考慮下，已自行將一個月加班80小時視為「過勞死線」。

醫學專家︰涉及大數據　界定合適工時是人道

港大醫學倫理與法律研究中心聯席主任、病理系法醫科副教授、前政府資深法醫馬宣立指，按目前文獻及外國經驗，「過勞死」涉及的是「大數據」研究。他指，目前在醫學上要確定「過勞」會致死，仍未有指標，不過不能論斷「無醫學證據」，已有文獻提及，一個人長期長工時會容易疲倦、消化系統不好，工作壓力會令血壓偏高、失眠，長期之下會令人早些有血管退化、心臟病及中風，亦會影響精神方面如抑鬱、自殺傾向等，在不同範疇會知道過勞是會令身體變差，只是未有將所有相關徵狀綜合成一件事去看。

至於仿照日本將心、腦疾病如血管閉塞納入「過勞死」基準，馬宣立相信，會引起醫學界及相關持份者爭議。若論及立法與否，他認為，當局首先必須收集這些數據，將不同工種工時、每年常見死亡原因、年齡等資料綜合研究，會否有什麼疾病趨向年輕化，及有無主要遍佈在哪類工種，並集合懷疑死者個案資料作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