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委會已過時？】地方行政的歷史：殖民政府曾憂成基層代表　

你有多久沒走進樓下那塵封多年、連陽光也好像照不到的「互助委員會」？在社會資源尚未豐足的1970年代，互委會曾凝聚一班熱心邨務的街坊；但在今天家家關上大門的年代，互委會好像要從歷史舞台上退下火線。百多呎的互委會辦事處不見天日，為政黨助選，甚至成為法團棋子，以助鞏固其力量。在這個時代，我們還需要互委會嗎？
攝影：曾梓洋、鍾偉德、李澤彤

在罪案猖獗及衞生惡劣的1970年代，港英政府為加強管治力度，遂於1973年開始在公共屋邨及私人住宅大廈組織互助委員會。1976年，港督麥理浩在《施政報告》正式提出成立互助委員會：「成立組織完善而工作積極的互助委員會，由居民選出委員，互委會可隨時與有關政府部門接觸，尋求意見及協助……」

互助委員會作為政府諮詢架構中一個由下而上的組織，如同其後逐漸成形的地區行政架構一樣，旨在把民意納入諮詢系統，同時亦方便社會動員。有趣的是，互委會的成形跟政府的「清潔香港運動」及「撲滅暴力罪行」計劃有關。不同於英殖政府一般做法，此兩項計劃皆希望發動全面社區參與，發起市民由下而上的支持—互委會就成為計劃中最基層的負責單位。當時不少互委會亦自組糾察隊，組織男丁持棍巡邏，以保障屋苑安全。

殖民政府憂互委會成居民代表

1982年，「地區行政計劃」正式實施，全港各區均會設立區議會及地區管理委員會，從地區層面納入民意。「民政區委員會－分區委員會－互助委員會」的三層地區行政架構開始清晰起來。但是這代表市民能透過參與這些組織實踐民主嗎？呂大樂在《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中指出政府其實更似利用社區建設來實現政策，而不是真正鼓勵民主參與：「殖民政府不單無意推行民主化，連將部分權力下放或確認互委會作為基層代表，亦甚為抗拒。它想做到的，只是市民通過社區參與來協助它的行政管理。」

民政司署一份1976年的文件更如此表明：「……公屋居民的單一背景亦會促使他們形成挑戰建制的統一陣線……但他（房屋署署長）肯定不會期望互委會聯合起來而成為一個大型的團體，自稱可代表以萬計的居民有關房屋管理方面的利益。」字裏行間可見殖民政府的憂慮。

跟法團、區議會位置重疊 

今天的互委會又如何？今天，具法定地位的業主立案法團發展愈趨成熟，區議會也已在地區發展數十年，互助委員會位置就更顯得尷尬。現在大多互助委員會也位於公共屋邨。民政事務總署回應指，截至2016年12月全港共有1,744個互委會（包括541個私人樓宇互委會及1,203個公共屋邨互委會），比五年前減少490個，原因不外乎大廈重建或業主在成立業主立案法團後解散互委會。 在民意諮詢架構中，區議會、法團及互委會三者之間的關係一向複雜，亦欠明確的官方說法。在部分屋苑，法團主席同時亦是互委會主席。對政黨來說，當然希望能跟法團及互委會同站一線，可保障選票來源；但若三方各落入不同人手中，可以是持續經年的拉扯角力。

互助委員會每三年換屆，選舉由每層住戶推舉層代表再互選主席、秘書、司庫產生。為鼓勵居民成立互助委員會，民政事務總署現為互委會提供每季最多為2,000元的經費津貼，又向新成立的互委會提供最多6,000元津貼。房委會則會為公共屋邨的互委會提供免費會址。不過，互委會的黃金年代，似乎俱往矣。

黃潤達：互委會曾發揮鄰里互助精神

從事地區工作多年的葵涌邨區議員黃潤達指，互助委員會曾是1970年代房屋評議會積極推動的計劃：「以前聽前輩講，居民透過互委會提供意見，可發揮到一定功能，如爭取到增加石春路及長者健體設施等。雖然互委會只屬諮詢架構，但也是居民參與屋邨管理的重要一步。」他又指，以前的互委會跟街坊福利會較類近，能發揮鄰里的互助關懷精神，亦幫助彌補政府服務空隙。「但現在社會服務完善得多，加上代議政制已發展，每條邨也有區議員，互委會很少再自助互助，變得愈來愈文娛康體。」黃潤達說。

黃潤達真的見過有互委會變成一班人打麻雀的地方。但今天是否到了互委會需被淘汰的年代？「唉，就像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黃潤達說。因互委會始終是一條諮詢渠道，雖然會否諮詢互委會的決定在政府部門手中，但只要有互委會身份，可約見政府部門、跟聯絡主任傾，反映途徑比一般人多。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鄒崇銘就認為，要令互委會改革，須加強問責及民主參與。「雖然互委會是民選出來的，但他們卻不需要向居民負責，於是久而久之就變得封閉，甚至淪為政黨工具。」鄒崇銘說。亦有人認為互委會是義務組織，若有太重的權責反會嚇阻居民參與。但鄒崇銘表示，在目前晦暗無力的政治環境下，香港興起「自己社區自己救」，若互委會有更大權責，相信不少人會願意加入組織。

告別政黨政治  自己條邨自己話事？

「權責是相對的，如果互委會工作得花很多時間，又不能發揮影響力，相信就無人肯做。」鄒崇銘說。他又指出，民主不一定是代議遊戲，互委會仍可給予屋邨裏實踐民主的空間。「為什麼條邨裏不是民主黨就是民建聯？為什麼一條邨不可以自己決定、自己做一些事情？」他舉例道，現在社聯正研究屋邨內閒置空間以舉辦更多民間活動。若該邨有互委會，是否可有能力重塑屋邨空間？

前文引述過呂大樂對1970年代互委會的看法，現再請他講講此世代的互委會。他請記者留意政府於2002年成立的「社區投資共享基金」。標榜建立社區人情、互助網絡的「社會資本」一詞，在其計劃簡介中頻頻出場。「若政府希望在社區裏建立社會資本，為什麼不在現有框架裏改善互委會？這是否暗示制度已老化？」呂大樂說。他又指，跟以往英殖政府所建立的地區行政系統不同，今天政府要在地區層面推動政策，如在某區興建戒毒所，無論是建制或非建制的議員都會反對，因為他們需要選票。「所以今天在地區層次做諮詢，跟以前不同，所遇的阻力大得多。政府就把討論方向變成『社會資本』，選出區長、樓長推動社會共融關愛。但問題是社區不只得關愛吧？」政府建立居民組織、把政策由上而下地傳達，同時亦無阻民間也能由下而上的自主抗爭。這會是政府冷待互委會等的地區組織、把論述轉向「鄰里共融」等和平理性之說的原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