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十】燭光集會首次口述影像　視障人士：我心看得清歷史

每年六月四日晚上八時正，維多利亞公園足球場上，一個接一個人點起手中燭光，黃俊恒（Billy）感到球場漸漸熱起來。到要向烈士紀念碑鞠躬的時候，所有人都移動了，他無法辨別紀念碑的方向，有點不知所措。
Billy是視障人士，未夠10歲就開始參與集會，但視力一年比一年衰退，他愈需要靠記憶去補充視覺上的不足。「老實說，自己雖然看不見，都很想參與在六四悼念這件事。」
今年終於有人彌補這個遺憾，劇場工作者鍾勵君（Michele）在晚會聯同義工為視障人士提供口述影像。「一個社會說民主就是包括所有人。那為何一個悼念因民主而犧牲的集會不包括這些受障的人？」
走入未舉辦晚會的維園，Michele開始跟Billy說起球場發生的一切：老伯推著嬰兒車，孫子坐在上面，走過蜻蜓掠過的球場，頭頂是棕櫚樹上的花。
攝影：歐嘉樂、高仲明

阿輝在場內敲打著手機鍵盤：「今年六四三十有特別意義，今年集會首次有口述影像。」義工派發收音機和點字場刊，視障人士紛紛戴上聽筒，邊摸著點字，邊聽著Michele即場講述現場情況。

阿輝的白杖放了在浸滿雨水的球場地面。認識六四，始於家人和心光盲人學校，小五時的他聽著家人敘述1989年的記憶，「都唔知點解釋你知。」

長大後，他透過網絡搜尋八九民運，讀到的不止當年鎮壓，還讀到近年內地維權律師王全璋及已故維權人士劉曉波被捕的新聞。「原來只是由衷的講出事實，也不容許。我明白人接受不到自己的過錯，但因為顧全面子而令人受傷害，我不能接受。」

「身殘，但心看得清」

台上播放影片，從1989年天安門廣場鎮壓，到2014年雨傘運動，Michele的聲音在收音機說著：「一個小孩看著手中的燭光，慢慢抬頭，眼有淚光。」

其實阿輝心裡擔心的，是6月9日討論的《引渡條例》修訂；中國與香港的邊界，愈趨模糊。「殘疾人士也會對一些政策有意見，如果今天不表達意見，未來就任人宰割。殘疾人要跟其他人，做一盞燈，一樣守護民主和自由。」

阿輝舉起燭光。「我們殘障人士是其中一點光，告訴別人，我們走出來，人殘，但心看得清。」他說：「我有一個奇想，下年我們殘障人士也可以跟普羅大眾一起坐，那會是很美的圖畫。」

「烈士紀念碑在哪個方向？」

另一位視障人士Billy二十年前第一次去六四集會，以前他還能勉強看到人群高舉的橫額、場地佈置，他也默默記下了集會流程：集會開始後播放歷史短片，之後向六四死難者獻花圈，並點燃火炬、致悼辭、默哀、由民運人士致辭，最後火化弔唁冊。因為看不清楚，他回家會翻看新聞片段，透過近鏡頭，才知道短片上說話的人是誰。

近年他雙眼視網膜退化至只能看見光影輪廓，集會時，只能看見晃動的燭火影子了。「獻花那一刻，他會拿著花牌走到場地中間，全場靜默，燈亦熄滅，我完全不會知道發生什麼事，只能跟著大家肅立，然後等待。大家向紀念碑鞠躬，弊，紀念碑在哪個方向？我該向住哪邊三鞠躬？」

大家向紀念碑鞠躬，弊，紀念碑在哪個方向？我該向住哪邊三鞠躬？

以往Billy都會跟家人和朋友出席集會，但他不喜歡在過程中打擾他人，「他有他的投入，你去問會阻礙他去感受儀式。」悼念儀式變得單向，他感受不到自己參與其中，是一個被忽略的與會者。「過往沒有口述影像，我就無奈的接受。但我幸運一點，有殘餘記憶。在我之後的視障朋友，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他們第一次親身接觸六四資訊可能就在維園。」

口述影像讓視障和健視「共同參與」

無獨有偶，Michele身邊的視障朋友提出同樣問題。「有晚我們打邊爐，問起他們有沒有想去但沒有口述影像的活動？他們說，六四三十周年了，會不會有？」她一直在不同劇場、電影活動為視障人士做口述影像，於是很快跟支聯會溝通好，在自己組織的「囂民集作」宣傳，將在晚會做口述影像，現在有七至八人報名。

之前，她有視障朋友跟健視朋友看舞台劇，Michele安排了口述影像，結果健視人比視障人更開心——這對朋友終於可以一起同時欣賞劇目，然後討論，而不是坐低後先回答視障朋友的問題，補足看不見的細節。「他當然也樂意為朋友去解釋，但大家就會錯失了同步觀看、接收的經驗。」

我們常說葬禮不只為死者做，也為生者而做。

六四晚會也一樣。「人來了，就是因為對事情有熱誠和哀痛。我們常說葬禮不只為死者做，也為生者而做。去集會當然是要紀念死去的那些人，但同時這個悼念儀式為與會者帶來療癒，而當中包括的行為、動作，透過影像會深刻，這個經驗跟呆等原地不同。」她說。「口述影像正是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所說的合理便利。」

為何一個悼念因民主而犧牲的集會不包括這些受障的人？

「民運不包括殘障者嗎？」

六四晚會已有手語翻譯好幾年，卻是30年來第一次提供口述影像服務。「朋友提出這個需要是當頭棒喝。我哋搞咩？民主運動。民包括咩民？這個『民』字裡頭，沒有視障或受障的朋友嗎？一個社會說民主就是包括所有人。那為何一個悼念因民主而犧牲的集會不包括這些人？」

Michele有輕度智障朋友每年都去六四集會，她最近構思為兒童和智障人士做敘述六四的小書。「我們常說資訊發達，但對一些人來說資訊一點也不爆膨。」她說：「這也是政府做法，從大部分人方向去發展相關社會小眾的資源。」

八九啟蒙：原來有意見可以發聲

這對在人權工作上認識的朋友，各自有對八九六四的記憶。對Michele來說，六四是一次個人身分的召喚。當年她中三，學校舉辦集會，同學可上台分享想法。這個一頭蓬鬆曲髮的女子說：「我在美國出世，細個覺得自己是美國人。六四給我很強烈的感覺跟香港人的身分拉近。原來當我們對一些事有意見的時候，我們可以講的。」

六四對於Billy更是政治啟蒙，他未夠八歲就跟父母參與1989年的150萬人上街遊行。他的爸爸是裁縫師，媽媽是工廠工人，從不因他有視障而不讓他認識世界。他自此投入翻查中國近代歷史，上大學前用放大鏡讀完上下兩冊《中國「六四」真相》。「六四後很多不同說法，對我來說，『邊樣真』好重要。我們不可能知道百分百的事實，只能根據史料盡量貼近。這個思考方式到現在仍影響著我，後期選擇半個身踏入政治圈。」

『你本來沒這權利，是我給你才有』的思想根深蒂固，超過一百年了，基本上很難叫香港人認真考慮民主與自由。

人權至今仍然被剝奪

30年前，學生在天安門廣場上，要求爭取人民監察政府的權利，民間辦報、遊行及示威的權利，同時要求通過民主形式對部分領導實行改選。「為何大家那麼憤怒於六四，因為鎮壓徹底衝擊最基本的人權，但我們只說悲慘、激昂，很少正面提及鎮壓剝奪了最基本的人權。」Michele說。

當年廣場上，人們高舉活著的基本權利，跟她今天追求的社會平等一脈相承。

Michele一直投身婦權、性小眾運動、藝術通達工作，是走在前線的人權倡議者。「香港社會一直從福利角度出發，而不是人權角度出發看待殘障者的權利。這要怪殖民政府，它要控制你，便用福利的概念——這些人不能貢獻、或提供不到經濟效益，便給你福利，不要作反。」

Billy以前做過十年議員助理，有更深感受：「香港人被訓練為經濟動物，不會從平等權利做判斷，很自然會說『我畀福利你』，但一講資源分配就牽涉權利。」

Michele說：「『你本來沒這權利，是我給你才有』的思想根深蒂固，超過一百年了，基本上很難叫香港人認真考慮民主與自由。」

尤其在處於緊急關頭的香港，要堅定團結起來，盡可能為不同人提供合理便利，多人參與，力量就會大了。

一個也不能少

今年六月特別多事，六四晚會後五日，正正是反對《引渡條例》修訂的遊行日子。會不會有天，香港人無法再免於恐懼地高舉六四真相？「如果個個都出來，它能拉幾多個人？你將香港變成監獄囉。如果因為驚，而不去做你不想我做的，我就輸了。如果我離開，我就輸了。」她說：「如果一個人的死，可以令更多的人去生，去明白。我想當年天安門學生就是教會我這件事。」

「囂民集作」有一句宗旨——「做人做的事」。「做一個人就應該有血有肉有感情，現在的官員沒有。」她說。

民主運動長期抗戰，Michele矢志作無障礙社會的推動者。「尤其在處於緊急關頭的香港，要堅定團結起來，盡可能為不同人提供合理便利，多人參與，力量就會大了。理想的民主運動應是一個也不能少，想來的人，都可以全面、自主、無障礙地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