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長梯的抗爭】 逆權老人（下）

「我們爭取升降機多年，也是得個桔！」
記者問四個老人，哪裡做訪問坐得比較舒服，麗群姐建議我們到葵涌新區公園一角：「那邊有樹，坐著較陰涼。」走到石椅、石桌前坐下，標叔驚嘆：「開桔了。」便沒入草叢中，麗群也上前，摘下一顆桔，高高興興。標叔說，桔樹已種了兩三年，一直沒結果，今年春天他下過肥料，就結果了。繼炳叔來到，看見麗群手上的小桔，自嘲說了這句，四位老人聽著卻是笑逐顏開。
說起來，「葵涌新區公園」也是這班街坊從康文署爭取回來的名銜，它替代了政府訂定的「大窩口道的公園」這個毫無地域特性的名字，村內居民，從此一進公園，便能記住從前這裡有個徙置區，和一段段民間抗爭野史。

人最緊要係安居樂業，如果放工後連個竇都冇，點算呢？如果你地唔爭取，就乜都冇！

顛覆日常　基層民主的演練場所 

應該說這群葵涌山上的老人苦命還是執著？他們發起的抗爭，在百步梯以外，還有很多場戰役，九十年代徙置區重建，原來的居屋可以改為公屋集體安置，2006年又成功爭取「葵涌新區公園」，社區設施自己爭，老人家比我們早實踐了20年。

故事要從1989年說起，葵涌徙置區重建，麗群說居民霎時同坐一船，合一的社工隊也開始入區，與居民創立葵涌重建權益關注組──一個繞過區議會﹑互助委員會體制的居民組織。居民被分散安置於山上的葵盛東邨、大窩口邨及青衣。平叔當年透過房署官員得知，原來徙置區原址已建好的三棟房屋，其中一座會以居屋形式出售，麗群憶說，「這些樓用來賣，我們不准搬入。我們要搬上去葵盛東，有間醫院那邊，但山頂沒有車。這裡明明就有三棟樓，何解不給我們、要我們搬呢？」

平叔記得，當年社工隊逐層「洗樓」，初期每晚跟一層住戶開會，待相熟後，居民也懂得自行往社工隊的辦事處。平叔形容，他們就像坐火車一樣，社工隊帶頭。他回憶，社工隊這樣跟居民說：「人最緊要係安居樂業，如果放工後連個竇都冇，點算呢？如果你地唔爭取，就乜都冇！」

1995年，房署要求街坊遷出徙置區原址時，他們誓死不走，要求原址要作公屋用途而非居屋，讓居民集體遷入。麗群指，當時的房署職員問徙置區的街坊，「公屋租金很貴啊！你能負擔得起租金嗎？我問有多貴？房署指二千多元！我回應：『當然負擔得起』。怎都堅持啦，到時才打算，死都話俾得起。」

首次抗爭成功了，1998年終於可以繼續住在徙置區原址，入伙鄰近地鐵、交通較方便的葵涌邨，租金也因此貴了近十倍。

得寸進尺　拆公園建公屋　再拆停車場建公園

葵涌邨重建後的三棟樓宇春葵樓﹑夏葵樓及秋葵樓，沒有足夠二人單位給單身長者共住，關注組便與房委會協商，把邨內的公園改建成副翼大廈，以安置單身二人長者。他們向區域市政局要求「地換地」，最後成功，房署建成了今天的茵葵樓。我稱讚他們厲害，麗群豪邁大笑，「唔爭取就咩都無！」 原本的公園因為建造茵葵樓而拆掉，居民失去一整片休憩的公共空間。葵涌邨逐步擴建後，關注組開始爭取建造公園。後來，將停車場被拆掉，改建為現今的葵涌新區公園。無論是建公屋或公園，都是由關注組推動，完完全全顛覆由上而下的規劃模式。

我們在這裡長大，有歸屬感，就像一個家！

新邨舊人舊名字 家的追尋

公園快落成之際，關注組發現公園的牌樓寫著「大窩口道公園」，他們很不高興，因為公園明明白白坐落於他們邨內，卻無「名份」。於是他們要求康文署正名。 每次與政府爭取也是一場博奕。康文署官員以「已登憲報」為由拒絕，但關注組一再堅持，找出「痛腳」──改名沒有諮詢居民。康文署又說，牌樓有六隻字，葵涌邨公園只有五隻字，改不到。關注組非常醒目，提出「葵涌新區公園」，同樣是六隻字。葵涌新區已是重建前的稱呼，重建後已不復存在，但大家樂見此名，因為能讓街坊及年輕一代記得葵涌邨曾經是徙置區這段歷史。

名字為何對他們這樣重要，四個老人異口同聲說，「我們在這裡長大，有歸屬感，就像一個家！」麗群補充，「我們都老了，二十多歲便住在這裡。」四位街坊由68歲至83歲不等，也真的活在這裡大半生了。

不過，爭取公園到落成足足用了四年，最熱心的人──吳永澤先生，來不及看見「葵涌新區公園」已離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