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港人治港落到實處——對選舉制度改革的積極反思｜于品海

前一段時間，香港大多數人都在觀望中央如何改革香港的選舉制度。當從兩種視角望向同一件事情，由於角度不同，看見的東西會不一樣，選舉制度改革就是例子。泛民主派注意的是方案能保留多少直選議席，但主導改革的中央政府則把焦點放在如何減少議事過程中的政治干擾，特別是通過修補制度漏洞，讓不符合「愛國者治港」原則的參選者無法進入議會。前者只因直選議席減少就聲言改革是民主倒退，後者着眼的則是在重構選舉委員會和設置資格審查委員會後，安全系數要大幅上升，對於泛民主派是否關注顯然並不介意。
實話實說，當社會發生嚴重政治衝突，作為最高責任方的中央政府能夠敷衍應對、繼續笑臉迎人嗎？泛民主派、建制派，甚至商界、香港政府也許都可以得過且過，但中央政府可以嗎？

泛民建制商界政府 各有該算的帳

表面看來，泛民主派的境況最糟，他們對改制近乎失語，就是因為深陷兩難困局：一方面抵擋不了激進派竊取道德高地之後的民粹壓力；另一方面亦無法接受騷亂之後中央對政治格局的嚴肅整頓，結果只能由時間去沖淡尷尬。但建制派的情況其實更不好受，「忠誠廢物」的帽子壓得他們喘不過氣，又無法駁斥，只能沉默以待。他們知道自己在中央面前並不待見，中央的行動是針對亂局，很多人以為這是要打擊泛民，事實上，建制派受到的責難更入肉，「廢物論」反映了北京官場的主流觀點，這才是真正的尷尬所在。

商界的憂心則是多面的，他們知道深層次矛盾的批評聲音愈大愈頻密，就愈會突顯自己的角色，但他們仍未知道中央將如何推行經濟及民生改革，會觸動到自己多少利益，真可以說是坐立不安。資本家的利益不是抽象的，都是真金白銀，他們不願意失去主導市場的地位，然而，中央既然要約束內地資本的無序擴張，也就不會對香港商界的壟斷視而不見，香港要繼續發展經濟，但商界以往在政治上的優越地位很可能無法維持。

從任何角度評價，香港政府的治理質素都是失敗或低效的，這已經是京港共識。無論是修例之前、騷亂過程中、疫情期間，還是應對改革要求、回應中央指示，每一個階段或領域，政府官員都進退失據，掌握不了民情，無法知道解決問題的藥方所在，故步自封，因循守舊，甚至是傲慢對待社會的合理訴求，對北京的指令也諸多推搪。可是，中央支持香港政府依法施政的套話還能夠遮掩港府的失誤多久？政府官員面對的不是尷尬，而是生死存亡。如何收拾殘局？最寬鬆的做法是為自己留個下台階，保留面子，安靜地退出歷史舞台。

改制糾正選舉弊端 　為更全面改革開路

這次選舉制度調整是改革的一步，而且是承先啟後的關鍵一步，之後還會有更全面、多維度、多層次的改革，時間估計持續數年。改革的目的很簡單，深化「一國兩制」，用另一種方式讓「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成功，這關乎中共的歷史定位，包括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能否成功，因此必須是完勝的。借用英國脫歐公投的例子，對留歐派或英國工黨來說，公投結果是晴天霹靂，泛民主派當下的心情估計也一樣。但既然米已成炊，留歐派也只能夠在脫歐談判中做得更好，積極為脫歐之後的英國謀求最大福祉，因為說到底，脫歐不是世界末日，只是要建立另一種形式的治理。香港沒有脫歐談判，但在選舉制度調整之後，應做的就是社會改革。對身為社會大多數的「和理非」來說，如果能夠務實面對，依然可以從多個層次積極看待選舉改革。

首先，由於少了直選議席，選區增加到十個，而且每個選區只有兩個席位，政治博弈的氣氛會全面緩解，亂糟糟的選舉宣傳會減少，政治躁動與情緒化操作對社會的衝擊亦會下降，對社會恢復理性與穩定將會是積極的。

其次，嚴厲的提名和資格審查機制，包括雙議席單票制的結構，將把激進候選人徹底摒除在議會之外。《香港01》一直認為立法會選舉所採取的多議席單票制模式並不合理，大選區多議席的設計使當選門檻偏低，徒令議席碎片化及助長激進勢力攪局，同時也造成嚴重的選票浪費。以2016年為例，新界西兩張單人名單朱凱迪與何君堯得票相差一倍有餘，但同樣只得一席；九龍西游蕙禎得票不及蔣麗芸與梁美芬這兩張名單的一半，但後二者也只能與她各分一席。這種制度是荒謬的，它只會製造撕裂和衝突。過去多年的議會亂象就是如此造成，選舉制度調整徹底糾正了這種弊端。

第三，全國性機構的香港成員作為選舉委員會和立法會多個界別的候選人，能夠更好將融合的「一國兩制」這種新理念植入香港社會，改變以往區隔的「一國兩制」。這是有意義的，但需要時間讓香港社會習慣，亦需要中央政府通過具體行動，反駁部份人認為這些成員是政治傀儡的偏見。中央政府應該正視這個問題，而且要系統地糾正它，特別因為這些機構既要承擔新的政治任務，更要承擔銜接兩制之間多個領域的融合發展之責，對「一國兩制」的成功發揮關鍵作用。

第四，根據傳統認知，間接和協商選舉的結構將政治競爭前置於小圈子中。以往的中聯辦和港澳辦嘗試平衡各方勢力，但內部惡鬥難以避免，甚至可能催化腐敗，今天的治港體系顯然更具權威，足以淨化惡質選舉文化。如果中央政府對這些機構的運作持續改革，它們選出的代表應該有更好的議政能力。當然，社會的認受性還是需要時間培養。

要讓港人逐步接受選舉制度調整，首先要化解香港社會對中央普遍存在的誤解。誤解是傳統精英和激進派輿論長時期誤導的結果，建制派沒能力駁斥，治港體系亦視而不見，甚至在無意中令誤解得以鞏固。誤解源於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內地的無知和偏見，許多港人下意識地不願意看見自己由絕對優越淪落到相對落後，不努力提升自己的認知水平，結果是由逃避現實惡化為拒絕接受現實，因拒絕而讓誤解深化，無法再有開放的胸襟去接受嶄新的政治格局，更無法擁抱一個自己不再熟悉的國家和世界。另一方面是精英階層對內地的傲慢，他們往往以西方的視角對內地評頭品足，擺出高高在上的姿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在阿拉斯加回懟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的傲慢時如是說：「美國沒有資格居高臨下同中國說話，中國人不吃這一套」，同樣的批駁也可應用到香港的精英身上—「你們沒有資格趾高氣揚地同中央說話，內地不吃這一套」。

做好「一國兩制」2.0橋樑　才能洗脫「忠誠廢物」惡名

我們也不能無視以人大和政協代表為主的建制派同樣在助長誤解，雖然這並非他們的主觀願望。人大和政協部份港區成員的言行與其身份並不匹配，更不能恰當傳播國家對治理和「一國兩制」的要求。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決議要求對香港「一國兩制」作出完善和發展，然而，有哪一位人大或政協港區代表曾經為香港人介紹過其中的「一國兩制」2.0的深意？又有誰為香港年輕人解說過國家「十四五」規劃對他們的未來有多少影響？更有誰是「一國兩制」的權威解讀者？如果中央政府在邀請港人出任人大和政協代表時做得更嚴謹，讓香港人認同他們，也可激發代表們以香港的視角發聲，並成為香港人認識內地的橋樑，改變香港人對中央的認識。

這是讓香港人擁護選舉制度改革的最艱難部份，亦是最關鍵的一步。首先，香港社會普遍認為建制派從政者的議政水準和執政能力有限，對人大、政協委員的期望不高，內地法律學者田飛龍無意間說出的「忠誠廢物」，或許反映了不少京官的觀感，更在香港社會真正產生了迴響。由於香港人長年對人大和政協事務不聞不問，要改變這種評價和陌生感很不容易，更何況大家誤以為基於「一國兩制」，香港人不需要了解人大和政協。因此，融合的「一國兩制」必須在這方面先找個破局的缺口，但情況並不樂觀。

其次，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及進入政府的問責官員表現並不突出，給人的印象強差人意。如果新制度下從政者的表現繼續如此，民間無論是出於何種立場，對選舉委員會的信任都不會超越對建制派原有的信任，亦即不會認同選舉制度的改革。這是藉調整選舉制度實現改變政治格局這一目標的最主要障礙。

第三，香港人能否真心和徹底接受選舉調整，甚至心悅誠服地承認以往的抗爭是錯誤的，取決於中央政府能否快速證明這次調整可以實現經濟和民生上的改革。難度並不大，只要中央不直接介入社會改革，而是監督新制度選拔出來的議員或行政長官克盡治理職責，快速讓變化發生，特別是糾正社會不公。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事實從來就是最具說服力的。

聚焦四大基本面　重塑香港特色制度

香港社會應該客觀審視這次選舉制度的改革，而且將評價標準聚焦在幾個基本面。

首先，「一國兩制」是香港和中央政府之間的最大共識，它不是中共的權宜之計，如果是，中央政府就沒有必要在平息騷亂之後大費周章推動選舉制度改革，而不借機實施「一國一制」，使立法會完全通過委任組成，並取消最終實現普選的《基本法》條文。為什麼中共如此堅持「一國兩制」及保留普選目標？這是因為它是香港人最能接受及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人心回歸路徑，而且有利於中國的改革開放。更簡單的理由就是，它可以保證對香港和台灣的和平統一，以及統一之後能根據各自需要去選擇不同的社會發展路徑。

有一點理由少為人探討，卻是最重要的—中共希望通過香港和台灣的不同制度實踐，為國家治理的長治久安和不斷優化提供靈感及積累科學經驗。很多人誤會中共是僵化、教條，甚至專制的政治組織，如果真的如此，它就不會多次進行自我改革，讓這個古老大國如今成為一百多年以來大家想像不到的富強國家。堅持在香港實施「一國兩制」是中國的國策，更是中共的信念，完全沒有必要改變，但不要以為它可以一蹴而就，更不要誤以為區隔兩地就是「一國兩制」。相反，它是人類自從有了國家概念之後最具挑戰性的制度安排，必須用謙卑的態度應對和學習，而且要通過實踐不斷優化和完善它。

第二，在這次改革中，中央除了強調愛國者治港，同時強化了對經濟民生改革的「叮囑」，在選舉制度調整完成後，民生勢將成為下一階段改革的重心。中共是社會主義政黨，針對內地一些大型資本壟斷個別經濟領域而造成不利於社會均衡發展，包括威脅到某些領域的民生需要，它出台了制約資本無序擴張的政策。香港的經濟發展不均衡，民生分配不公，都是政治走向極端化的深層次原因。如果說以往對此並不重視，反修例騷亂就是喚醒了社會及告誡了精英，若不直面矛盾，反而逃避，更激烈的動盪將成為社會常態。在制止政治不穩和社會騷亂之後，盡快推動經濟和民生改革，既能夠真正應對問題，也為日後進行更廣泛和深入的社會重構提供了基礎。這已經是中央治港探索的結論，香港建制政黨近期大聲宣揚民生改革，反映中央已經將治港的焦點轉移到經濟和民生改革上。

第三，香港社會過往普遍認為中央政府不願撼動商界的利益，但在反修例騷亂發生之前，我已聽聞中央並沒有將商界利益凌駕於社會之上的政策，國家主席習近平甚至在港澳工作會議中明確指示，商界左右中央治港政策的日子不復存在。反修例騷亂期間，各個層級的中央要員對商界發表的言論和責難，也令人有理由相信曾經是港人治港權力核心的商界不再壟斷治港政策的規劃。企業在香港經濟的關鍵地位毋庸置疑，但關鍵性並不等同政府政策都應該根據商界的利益來設計。相反，如果政府能有效領導經濟發展，商界的利益將更能獲得保障。一旦商界喧賓奪主，對社會事務頤指氣使，強迫政府政策以其利益為依歸，資源配置必然失衡，其他階層必定群起反對，這時候，商界也會得不償失。讓商界意識到這一點，讓政府官員和建制從政者平視商界，都是改革是否成功的起點，亦是中央要求建制派聚焦力量之所在。這絕不是清算商界，更不是否定商界的重要角色，商界應知所進退，在賺取合理回報的同時，要考慮社會利益是否受到傷害，特別是受到不合理侵蝕。在以往，制度對此毫無警覺，但日後的情況將不再一樣。商界聚集了香港的大多數精英，就算是環境變了，亦無礙他們獲利的能力，香港與內地融合發展將提供更多機會，香港的營商環境只會變得更好。

第四，香港的政制將持續發展，亦會朝着香港人熟悉的普選制度前進。《基本法》承諾在香港落實普選，我不認為中央政府的目標已經改變。事實上，這次選舉制度調整已經隱含為日後推進全面普選的準備。當然，日後的普選將完全屬於地方政府範疇，是在行政主導的制度結構中運行，民選的議會代表在其授權領域作出貢獻，而不是天馬行空，甚至假借民意以令中央。如果任何人幻想利用選舉改變香港的政治地位、挑戰國家主權，那是真正的癡迷。泛民主派從來都以為英美制度就是香港政制發展的藍本，這從一開始就是錯誤的。一方面，英美制度的主體是主權國家，另一方面，它們的制度已經被證明存在各種不利於保障公平正義的弊端，過度沉醉於意識形態和權力博弈，疏於着眼治理和人民的生活。英美愈來愈多有識之士認為，自身社會需要推動深刻的、全方位的改革，既然如此，香港為什麼依然要盲目跟隨？香港不妨借鑑西方社會的選舉機制和制度元素，但絕不是照單全收。香港人是時候承擔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建設和改革任務，而且要扭轉民主純粹是關乎政治權力的謬誤，必須從社會治理發展的視角去認識它。香港要為「一國兩制」2.0之下的民主作出更具超前意識的創新，而不是慵懶地將精神用在抄襲和模仿上。

自己問題自己解決　不能再坐等中央出手

2014年，中央政府就香港政制發表了白皮書，直白說明中央擁有香港的全面管治權，而不是如某些人的幼稚想像那樣以為香港的自治是無限的。可惜，多個群體拒絕接受、甚至鄙視白皮書的內容，結局就是一連串的社會衝突。這是因為抗爭派有意識地挑戰中央的全面管治權，還是大多數泛民主派認識不到中央管治權的現實性，甚至認識不到中央具備何種力量去制裁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政治流氓或幼稚政客？經歷過一年多的政治攻防，香港人再不會對分離主義的傷害感到陌生，大家是時候實事求是地認識騷亂背後的規律，曾經因為缺乏戰略定力而錯誤認定自己角色的溫和泛民主派也應該冷靜下來，思考和學習如何用其他更合適的路徑推動香港的民主發展，而不是被政治幻想籠罩着，迷失方向，失足成為「一國兩制」的破壞者。惟有如此切實裝備自己，香港今後才能主動解決任何性質的騷亂，不再需要中央出手。

作為一個整體，香港社會不能將挑戰國家主權的罪責推卸給一小撮人，認為中央政府不應該株連全香港。港人治港是指全香港人的治港，當香港發生任何不符合「一國兩制」的政治行為，我們有責任共同制止它，這既是作為中國公民的責任，更是作為香港中國公民的責任。在反修例騷亂中，太多人和勇不分，被政治正確所劫持，結果是讓騷亂惡化。一旦大多數香港人將治港或亂港的責任推卸到一小撮人身上，對政治動亂和深層次矛盾都採取袖手旁觀、愛惜羽毛的態度，其實是向破壞香港的力量擺出投降的姿態，這個時候中央能不挺身而出、主持大局嗎？同樣不能漠視的是，建制精英長時期縱容深層次結構矛盾持續惡化，讓香港無聲地沉淪，以致完全失去應有的公平正義，為騷亂提供了土壤和能量。

中央既已表明要徹底解決問題，就不會只是防禦性，而是會推進積極和全方位的改革，徹底清除流毒，更要將滋生衝突的土壤替換掉，讓動亂不再無盡吸收能量。作為積極支持「一國兩制」、港人民主治港、高度自治的香港人，我們不應該鼓勵中央為香港制定解決深層次矛盾的方案，更不樂見香港被改革。香港人當然有能力將香港治理好，讓它既成為中國最優秀的城市，更是國家對外宣揚治理思想的成功案例。當我聽到港府官員及建制精英為中央的改革行動辯護時，宣稱有些事情必須中央出手，就隱約感受到他們推卸責任的雕蟲小技。中央對治港精英的信任已經大打折扣，甚至應該說，中央正全面審視香港社會的心理結構，要從更根本的地方尋找問題的癥結，而且要將其解開。希望香港社會盡快認識中央的決心，積極參與到這個過程，重新成為建設「一國兩制」、推動港人治港的主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