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監管數據收集 保私隱助開放思想
大數據資訊的產業價值已經超越了油礦。手握數據的Google、Facebook、亞馬遜（Amazon）、騰訊和阿里巴巴等科技巨企的資產價值更水漲船高。這些數據來自每一位使用這些平台的用家，包括正在看這篇文章的你。當我們瀏覽不同的視窗時，有時會彈出一些細則和條款，但有多少人會留意隱藏在背後的數據收集？
2018年爆出的「劍橋分析」醜聞已為我們敲響了警鐘。該間位於英國倫敦的公司被揭發非法從Facebook取得8,700萬名用戶的個人資料，並在2016年的美國大選前夕，透過分析這些數據找出「可說服者」（Persuable），然後向這些選民發放各種假新聞及投放廣告，以影響他們的投票取向。
可能你會問，為什麼我們需要關注這些數據的價值和來源呢？這對個人來說有什麼影響？
欠缺私隱保障的影響
首先，每一個數據點都包含了個人私隱，保障數據私隱能防止我們接收不想收到的資訊。試想像，你在網上瀏覽的所有資料、在手機旁進行的對話，都被一一記錄下來，數據收集方會透過這些資料，利用演算法分析你的喜好、習慣等，從而向你投放特定的內容或廣告，又或會是一些能引起你好奇的新聞。這些演算法正控制着你所能看見的資訊，繼而操控着你的思維。
第二，「數據回饋」會形成回音室效應（Echo Chamber，即同溫層效應）。在網上搜尋資料時，你看到的搜尋結果，只是商業網站透過分析從用戶收集而來的數據有「篩選」地呈現在你的眼前。美國法學專家桑斯坦（Cass Sunstein）曾警告，當觀點相似的人聚集抱團，會有可能建立新的壁壘，導致社會更為分化。
第三，保安漏洞可致資料外洩。2018年3月便發生了國泰航空客戶資料外洩事件，近940萬客戶受影響，但國泰在事發後五個月才對外公布。事件反映在香港，個人對自身資料的擁有權處於被動位置，這些個人資料包括信用卡、通訊地址、電話號碼等。
把主導權轉回個人手上
事實上，政府可借鑑歐盟的《通用數據保障條例》，該條例的一大重點為客戶之同意（consent）必須屬自願、具體、知情及不含糊的指示，亦即網站或企業要待個人以聲明或肯定的行動表明同意，才可拿取相關數據，而個人可隨時撤回同意。徵求個人同意的重要性在於能把資料主導權從機構轉移到個人手中。
除了軟性的數據道德教育外，我們有必要更新法律規管，以防止類似國泰的事件再次發生。與此同時，我們必須反思個人資料的自主權，更謹慎地發放自己的資料。
作者簡介：
石中堅
一群對香港未來抱有希望的90後
相信香港必須自身從根本上改善管治
才能在環球政治中及中國崛起下
維持其獨一無二的地位，讓「一國兩制」重回正軌
上文節錄自第222期《香港01》周報（2020年7月13日）《監管數據收集 保私隱助開放思想》。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訂閱周報，或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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