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師」的中港「利益區隔論」談起 排外本土如何掩蓋香港病根
《港區國安法》通過前夕，有本土派「國師」之稱的陳雲宣布退出香港社運，稱大多數人不需要其社運理論指導，而把命運交給泛民港獨，將香港推入國際政治鬥爭的黑洞。陳雲於2011年出版《香港城邦論》，提出中港「利益區隔論」，認為香港應以本土利益為先，達致與中國政府互惠互利。該書成為當年暢銷作品，亦被指是本土派奠基之作，強化了「香港人」的主體意識。時過經年，是時候反思其利益區隔論的種種陷阱，認識香港經濟民生困局的真正根源了！
在《香港城邦論》的前言中，陳雲引入「鱷魚說」的比喻，認為香港應守好邊界，以「香港本位、香港優先、香港第一」的思維發展，達到反共保港的目的。這一比喻即是陳雲利益區隔論的縮影：發端於中港矛盾，論述兩地利益之爭，在鬥爭中建構香港本土身份認同。
「空中樓閣」的本土主義
該書的出版呼應了當時氾濫於網絡的「蝗蟲論」，在吸引了大批讀者的同時亦為「內地政治、經濟與文化資源衝擊香港、擠佔香港資源」等說法提供了理論根基，以至出現「光復上水」、「反自由行」等抗中排外的集體行動。其後，以利益區隔論為基礎的本土主義政治論述逐漸甚囂塵上，將香港種種社會民生問題簡單歸因於中港兩地的政治衝突，例如新移民搶佔公屋導致港人上樓難，內地客搶購奶粉掠奪港人資源等等。然而，事實真的是如此嗎？若不是，又是什麼在加固我們的偏見？
值得一提的是，建構在利益區隔論基礎之上的香港人身份認同，不僅加劇了陸港民間的對立甚至仇視情緒，而且模糊了中國香港的主體性。簡言之，就是只強調「兩制」間的制度衝突，提倡「河水不犯井水」的「區隔」和「割裂」，並將香港社會問題歸咎於「一國」下的「意識形態矛盾」，認為香港社會喪失核心價值，導致民不聊生，皆因港府對北京唯命是從，容許大量新移民及自由行來港搶奪資源，導致基層排不到公屋、中產買不到私樓、青年找不到工作、長者看不到醫生。如此本土主義論述如同魔術師手上花哨的障眼法，旨在將港人的視線由社會深層次矛盾上轉移開。
港府不思改革 民間怨氣疊加
香港經濟民生矛盾由來已久。而當下最為突出的民生矛盾，實則是回歸前普遍存在的勞資矛盾深化的結果，亦即是貧富差距增大、小市民與大財團之間的矛盾。
如此局面下，特區政府不思改革，只依靠國內湧進香港的資金及其所帶動的投機炒賣活動維持本土經濟增長。然而，整體的經濟增長未能惠及中下階層。港府沿襲英殖時期的「官商共治格局」，各種政策皆向工商界別傾斜，導致了五大地產財團的經濟壟斷。統計處在2018年10月出版的《行業集中度統計數字》報告顯示，不少和民生息息相關的行業均被大企業壟斷，如食品、酒類飲品及煙草零售業、快餐業、陸路運輸業及電訊業，行內十大企業佔據超過全行業一半的收入，且這一局面已維持多年。與此同時，行業內卻未能為工薪階層提供更多保證，導致生活成本激增，上流機會減少，貧富差距日益懸殊。
上文節錄自第221期《香港01》周報（2020年7月6日）《從「國師」的中港「利益區隔論」談起 排外本土如何掩蓋香港病根》。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訂閱周報，或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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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國安法》的通過，幾乎預示着本地「港獨」思潮末路。本土派「國師」陳雲宣布退出香港社運，為此作了註腳。然而，這股激進思潮從何而來？如何將香港拖入政治撕裂的境地？今後又將往何處去？
細審《港區國安法》，不難看出條文基本上以中國《刑法》作為基礎，可謂是中央在法律層面嘗試統合「一國兩制」差異的首次嘗試，不管隸屬任何政治立場，都有必要冷靜理性看待這條新的香港法律。
反修例運動爆發一年後的今天，被捕人數直逼9,000，面臨法律檢控，當中多為年輕人。僅靠刑事後果未必能令年輕人守法，《香港01》倡議在法律、心理和社會關係層面支援年輕人，幫助其解決問題，真正修補社會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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