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下人人恐慌 家庭醫生可作解鈴良方?
家庭醫生一直都被矮化為「開轉介信」的作用,但其實,他們從培養公眾的衛生健康習慣層面,就已開始為公眾健康保駕護航。「全人治療」理念不僅可以全面地照顧到病人身心健康,還在公共衛生層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影響力。但這樣的巨大的影響力和作用,若得不到切實的重視,便只會作為「藍圖」而存在,無法實現真正價值。
建立信任關係就能緩解大眾焦慮?
為了解本港市民對是次疫情的風險感知及心理行為反應,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賽馬會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於今年1月24日至2月5日,以問卷訪問了1,168名市民,結果88%的受訪者自覺有很大機會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反映市民對疫情的風險感知屬高水平。調查又發現,約90%受訪者加強了個人衞生,如戴口罩、潔手等。而家庭醫學對培養健康意識、養成衞生習慣起到引導的作用。
李國棟認同家庭醫生在疫情中的作用,他表示家庭醫學不只是看病,還要在公共衞生層面發揮影響力,讓大眾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小心」:「你看今年的其他傳染病,像是流感、手足口病這些少了很多,這都是大家戴口罩、注意衞生的結果。疫情後我們也可以小心一點,到人多的地方保持距離,勤洗手,不舒服時要戴口罩。這些都是家庭醫生可以產生影響的地方。」
除了影響大家在衞生健康上的觀念和行為外,家庭醫生與病人之間的關係也是預防疾病及對抗疫情的關鍵。李國棟反覆強調每個人都應該有一名可以信賴的家庭醫生,像在今次疫情期間,他的一些病人偶爾會致電他,或者通過視像「匯報」健康近況。他建議家庭醫生應和病人建立更好的關係:「不用特地上門拜訪,打個電話問問他們最近的身體情況,病人感覺得到你的關心,就會加強信任。信任對家庭醫生這個職業來說,是很重要的一部份,如果有人擔心被感染,詢問完家庭醫生後就可以安心點,不用每天擔驚受怕。我們也可以提供信息,比如很多病人都想知道血清化驗到底有沒有用、自己現在是否已有症狀等,這些我們都可以免費提供解釋,也會提醒他們做好防疫措施,亦可以關心長期病患的藥夠不夠、有沒有必要現在去醫院做檢查等等。」
上述中大問卷調查還顯示,98%受訪者對疫情表示焦慮,平均焦慮指數高達8.82分(7分或以下為正常、8至10分屬臨界異常、11分至21分則屬異常),反映大眾的焦慮程度已經很高。面對社會上大範圍的恐慌和焦慮,家庭醫生擔當着重要的「治療」角色,因為他們是站在社區最前線、與市民和患者有最多交流、最為互相了解的人,健康教育資訊往往是透過他們傳達到病人。
林露娟指出,在香港的醫療網絡中,大部份市民都有慣常去看的家庭醫生。在疫情中一旦出現流鼻涕、打噴嚏、咳嗽等症狀時,都會懷疑自己是否「中招」,這時若所有人都湧入醫院做檢查,難免會增加醫院的負擔。故很多人選擇去看自己熟悉的家庭醫生,醫生也會據病人以往病史、身體狀況來判斷其受感染的可能性。
林露娟表示,一般來說,每人一年起碼要見兩次家庭醫生,故醫生不僅熟悉患者的病情,醫患間更建立起心理上的信任,這些是很多專科醫生都無法做到的。她舉例指,一些病人在去醫院就診、治療甚至動手術時,會給自己的家庭醫生打電話說明情況,參考他們的意見,並讓他們為自己解釋一些高難度醫學名詞,之後才能放心接受治療。此外,由於家庭醫生與病患之間有緊密聯繫,對病患的情況更為了解,故即使是線上問診,效果也會更好、更準確。
她又提到,家庭醫生會關注疫前預防,在疫情中區分患者的病情以轉介醫院,並在疫情後期做好『復陽』人士、痊癒人士的收尾和跟進。除此之外,家庭醫學更關注公共衞生危機時人們的心理:「染病的可能是一千多人,但因疫情而心理上多多少少受到影響的,則是七百多萬人。」
發展受阻 全人治療僅是「藍圖」?
早在2018年底,特首林鄭月娥就指出上世紀八十年代已有評論認為,以醫院為主的醫療制度無法應對所有醫療需求。她又指出,本港以人為本的基層醫療發展已落後三十年,而現時的醫療制度過度倚賴住院服務,為可持續性帶來挑戰。事實上,本港公營醫療早已不堪重負,公院爆煲亦非新的狀況,從較早的沙士(SARS)、豬流感,到每年都會遇上的流感及其他傳染性疾病高峰期,醫院病床和人手往往會出現緊絀。這種恆常存在的「危機」,很大程與公私營間協調不當、家庭醫生不足有關。
「現時香港有73家醫管局管理的普通科門診,無法滿足全港需要,因此要配合私人執業的家庭醫生。私人家庭醫生診所和醫管局的普通門診科都是基層醫療的提供者。」林露娟說。香港家庭醫學學院在報告中也指出,私家醫生是香港整體公共衞生系統策略和緊急應變的重要持份者,現有70%的基層醫療服務都是由私營診所提供。私人家庭醫生的參與,以及加強公私營機構協調,在對抗疾病以至新冠肺炎疫情上至為關鍵。2009至2015年間醫管局家庭醫生對糖尿病患者所做的風險評估管理計劃(RAMP)顯示,共六萬多名患者降低了所有原因的死亡率13.4%,計算在五年內為醫管局節省了35億元。這說明了基層醫療作為「第一道防線」,不僅在人力上為醫院減負,也大大緩解了財政壓力。
現時本港有約3,700名家庭醫生,也就是說,平均每名家庭醫生服務2,000名市民。「香港為什麼這麼少家庭醫生?一般來說,外科醫生都很願意留在醫管局,雖然收入比不上私家醫院,但很多醫生都願意留下來積累經驗,待十年、二十年後才轉投私人企業,憑着這些年的經驗足以讓他們增加幾倍收入了。那家庭醫生呢?即使是去到私人企業,我們的收費也不會太高,收入相應就不會那麼吸引。而在醫管局中,家庭醫學只是一個很小的部份,即使是培訓後的醫生也會覺得自己沒有能力獨自開一間診所,很多人最後都選擇從事一些美容相關產業。」李國棟表示,發展基層醫療不能只是說說而已,要像其他國家那樣投入資源—無論在資金投入還是吸引人才方面。
除此之外,醫療體系中的公私結合還體現在技術層面。病人的電子檔案信息流通一直備受關注,即使政府進一步發展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醫健通」,方便市民在網上瀏覽病歷,仍存在需改進之處。李國棟指出,相關系統仍處於「磨合期」,暫時只能單向查閱,即家庭醫生可以看到公營醫院中的病歷記錄,但難以將自己的看診內容錄入其中,這就可能導致病人入院後要重複檢查。此外,全港70%來自私人診所的家庭醫生大多都已經習慣使用一個系統,現在要透過「醫健通」交換信息,單在統一上載文件的格式便需要時間處理。但他相信,在電子信息時代,這並不是難事。
智經研究中心於上月28日發表了《步向全民健康覆蓋:選定地方的基層醫療健康服務》研究報告,報告以英格蘭、澳洲、新加坡、加拿大、荷蘭、以色列、中國內地七個區域為研究對象,探索當中可供香港基層醫療健康服務模式借鑑的政策理念、方向與實踐經驗。報告指出,基層醫療健康發展的因素即便無法一概而論,各地的經驗卻都顯示出共通點—政府乃推動基層醫療的主導者。
身為項目召集人的李國棟表示,本港應將「醫院治療」為重心的固有模式轉移至「社區護理」,擴闊市民「治未病」的安全網,這樣才能夠提供更全面及可持續的醫療服務。在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基層醫療體系中,家庭醫生不僅要診治病人,更要時常拜訪社區內居民,在聊天中了解其生活、身體狀況,對可能存在、發生的疾病做出預判,但香港醫療服務的成本較高,且有社工、護理等工種可協助醫生,於是產生了適應香港需求的基層醫療健康服務模式—醫社結合。
李國棟舉例解釋理想的結合式醫療服務:一名病人出現病症,會先由家庭醫生判斷其需求,若有需要便會轉介至醫院專科進行深切治療,而整個康復過程就需要「醫社」聯繫,讓社福界協助解決經濟條件差、家中無人照顧,又或是護理過程中與醫生即時交流等問題。「不能將社區醫療中心和醫院分開來談,因為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這二者是一個團隊—基層醫療就是要講團隊,不分你我。」李國棟說,「然而,現在(這些工作)是分開的。地區的康健中心應該做的,就是這個工作。」
為進一步改善地區為本的基層醫療服務,政府在去年9月於葵青區推出首個地區康健中心,以公私營協作及醫社合作模式提供服務,長期目標是將地區康健中心推廣至一區一個。但李國棟認為,醫生、社區健康中心、社福三方面的聯繫不夠、溝通不足、欠缺了解,甚至乎市民對康健中心亦不甚了解,「大家沒有做到一個團隊,而是在各做各的,地區康健中心不是只做預防醫療,還要長期配合醫生、跟進病情。這些都是要讓市民知道的。」正如他所言,市民對康建中心的作用不清晰,又怎會去合理使用?這樣一來就會浪費了當初設計的藍圖,令藍圖永遠只是藍圖,無法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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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醫療.一】公院爆煲 輔助醫療系統卻「懷才不遇」上文節錄於第219期《香港01》周報(2020年6月22日)《後疫情思考 家庭醫生為健康守門未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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