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中國和日本】中國通兼日本通眼中的中日關係
美國學者傅高義（Ezra F Vogel）的《中國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去年出版後，隨即廣受關注。傅高義既寫了一本關於日本的書《日本第一》，在日本成為暢銷書；也寫了一本關於中國的書《鄧小平時代》，在中國成為暢銷書。被譽為西方最具影響力的「中國通」和「日本通」，傅高義自稱是以旁觀者的角度，論述1,500年來的中日關係，並提出意見，供兩國參考。
撰文：方蘅
筆者讀過日本學者岡本隆司所著、於去年出版的《日中關係1500年》中譯本（參見《香港01》周報2019年5月27日第164期書評《為新型中日關係解開心結》）。再遇上本書，兩者同樣以1,500年入題，但岡本隆司是與所論有切身關係的日本人，傅高義則是旁觀者；岡本隆司的書篇幅較短，且只由西漢時期談到二十世紀前期中日戰爭前為止，傅高義的書則以成書前的一刻，即2019年為時間的下限，可說是一直寫到眼前。作為一位研究當代東亞的專家，傅高義採取詳今略古的方式，描寫近兩百年歷史所花的筆墨遠多於之前的歷史時期，並對未來有所前瞻。
從旁觀者角度提出意見
身為日本人，岡本隆司對兩國關係有深刻的感受，希望提出自己獨特的看法，即使這有別於一般國人。作為旁觀者，傅高義則嘗試歸納雙方的主流意見，希望雙方彼此尊重，從而維持良好的關係。
清朝以前，中國一直以天朝大國自居，輕視日本蕞爾小國。岡本隆司雖然也斥責中國的自高自大，沒興趣了解外國，卻也指出日本對忽必烈的國書置之不理，甚至處死來使的做法不合常理，那種認為「勇於對抗大國，不屈服於大國」是正當的心態，是出於對外部世界的不了解。
另外，明朝時，日本幕府將軍足利義滿認為與中國進行貿易往來是有利的，因而與明朝短暫恢復了朝貢關係，被日本人認為是「屈辱外交」。可是，岡本隆司卻稱許他是當時的一流人物，有很高的政治成就。由此看來，岡本隆司並不認同日本過度剛勇。
至於傅高義，則深深理解主流日本人對於兩國漫長交往史中，中國要求別人臣服於己的自大和傲慢不以為然，堅決要求被視為政治上的一個平等國家。他指出，對當代日本人來說，每次中國要求他們低聲下氣地為二戰時的侵略行為道歉，就代表着中國試圖宣稱其優越性。日本人願意道歉，卻不願卑躬屈膝地按照中國要求的去道歉。傅高義因而建議中國應向民眾更全面地陳述甲午戰爭後中國向日本學到了什麼、日本在1945年後追求和平上的努力，以及1978年以來日本對中國的貢獻。而且，他認為日本官員已經作了道歉，中國應該減少製作和放映二戰反日電影。
傅高義在書中陳述不少史料都是關於日本人如何致力於謀求與中國維持良好關係的，無論是甲午戰爭前，還是甲午戰爭後；二次大戰前，還是二次大戰後。
突出日本人對中國人的善意
傅高義指出，甲午戰爭前，日本國內的官員本擔心，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進攻中國的英國和法國可能也會進攻日本，故此，於1871年與中國簽訂《中日修好條規》，希望共同面對西方帶來的挑戰。日本人對西方人把中國人當奴隸一樣對待的傲慢態度也深感憤怒，並對中國人很有親近感。
與岡本隆司一樣，傅高義也講及甲午戰爭後，中國向日本學習。不過，岡本隆司主要講中國向日本學習的不是日本固有文化、文明，而是移植到日本的西方文明，對日本其實並不了解；日本人則開始對中國人產生輕視的心態。傅高義卻突出日本對中國的貢獻，以及不斷有人致力維繫中日間的關係，其中包括近衛篤麿、川島浪速、有賀長雄、石橋湛三等。
近衛篤麿是明治時代的皇室宗親，認為中國人和日本人都會被白種人視為仇敵，因而渴望擺脫以歐洲為中心的外交政策，與中國建立戰略關係，招納中國留學生，又成立了同文會，強調中日間同文同種的情感共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近衛敦促日本政府率先從中國撤軍，向中國示好，同時向列強施壓，讓他們隨之退兵。其間，日本軍人表現了高度守紀與克制，而其他列強的軍隊則燒殺搶掠。
清末中國派出考察團到日本取經，並有大量留學生赴日，而日本也有顧問在中國工作，包括由川島浪速協助建立警察系統，到民國時期，又由有賀長雄協助共和國建立新的法律框架。不過中國當時的改革卻不見成效，傅高義將此歸咎於民國的官僚制度和不穩定的政治局勢，以及日方的投機政策和一戰的影響。
中日關係變壞，始於《二十一條》暴露了日本的侵略野心。不過，也有像有賀長雄這樣的法學家，不贊成這個條約，石橋湛三也勸日本政府放棄在滿洲的特權。傅高義指出，進入昭和年代，在「九一八事變」中，即使昭和天皇曾下令日軍不應進攻錦州，但軍隊還是發起了攻擊，而新一代日本領導人大多害怕遭到右翼極端分子暗殺，日本政府失去了過去那種明確的政治方向。 傅高義認為，在日本，雖然天皇有權任命首相，但裕仁天皇只將自己視為國家的象徵，應超越所有政治派系鬥爭，因此並未試圖限制關東軍在滿洲的行為。
媒體報道取向影響官方判斷
傅高義稱，導致日本於1937年侵略中國，其實並非出自處心積慮的長期謀劃，而是軍隊與政治領導層的決策失敗。兩國均政治失序，而一些事件，因媒體的不同報道取向，中日兩國有不同的解讀，比如「濟南慘案」，日本報紙附上日本僑民殘缺不全的屍體圖片，並將責任完全推給中方；中國媒體則突出6,000中國士兵傷亡的慘烈。於是，雙方國民均十分憤怒，互相敵視。
日本侵華戰爭令中國人產生仇日心態，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官方更增加了關於日軍在二戰中暴行的宣傳，藉以強化愛國主義和民族團結。中日兩國1945至1978年幾乎沒有來往，到1978年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後，日本才大力協助中國改革開放，但兩國始終心結未解，摩擦不斷。 在鄧小平時代，不少日本人想對中國慷慨一點，不是因為害怕中國，而是對曾侵略中國、造成中國人民的苦難感到愧疚，認為應先回饋，再從中國市場賺錢。
鄧小平1978年首次官式訪日不久，約78%日本民眾對中國有好感，但其後每況愈下。傅高義認為，中日關係中的諸多情緒來自對歷史的看法，除非處理好由歷史問題造成的情緒反覆，否則，兩國關係很難建立在一個堅實、穩定的基礎上。與筆者接觸到的有關中日關係的評論相比，傅高義是較為同情日本的處境的。他尤其批評中國領導人常會為了達到某種特定目的，喚起公眾對日本侵略歷史的關注。比如，他指出八十年代日本對於是否延長現有的援助中國計劃猶豫不決時，中國對日本處理歷史問題進行激烈的批評，直到日本同意繼續援助才減弱批評的力度。不少中國商人因為別的過錯，沒有從日本人或日本公司獲得利益時，也會拿日本過去的侵略說事。
兩國之間長期「政冷經熱」
傅高義指出，日本人已經否定了軍國主義道路，在普通民眾看來，日本已經對中國作出了巨大貢獻，卻沒有得到中國適當的肯定。日本人承認，中國無論在軍事還是經濟上都變得更加強大，他們希望被視為受尊重的平等國家。對於2005年中國利用歷史問題阻撓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日本深感失望。
至於中國方面，2012年，低於10%的受訪中國人對日本持正面印象，但隨着兩國民間的交流頻密，中國遊客感到日本乾淨、有秩序，日本人禮貌客氣。2017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多達40%的受訪中國人對日本有好感。只是日本人卻不見得改變了對中國人的負面觀感，他們無法忘懐2010年和2012年中國對日本施壓、日本商店遭示威人群破壞、中國在領土爭議上的堅持，以及中國的反日電影。
與岡本隆司一樣，傅高義也以「政冷經熱」來形容中日間的關係，他認為，中日領導人應該增加交流，提高互信，促進共鳴。他又指出，當下中國國力強大，在兩國關係中處於主導地位。這或許是他對中國提出較多意見的原因。不過，傅高義也提出，日本首相和其他高層官員應該作出決定，在任期內不參拜靖國神社。日本高中歷史必修課的課綱上，應該提供關於中日戰爭更全面的論述，特別在教科書中應該使用「侵略」一詞。日本可以製作更多電視節目，完整呈現日本侵略帶給中國人民的痛苦。每一個日本人都應該更多了解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更好地理解中國社會以及中國人的態度。
《中國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
作者：傅高義
譯者：毛升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出版日期：2019年11月
更多《香港01》周報書評：
上文刊登於第202期《香港01》周報（2020年2月24日）《《中國和日本》中國通兼日本通眼中的中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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