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到」的四中全會 或是中共的「社會主義總動員」
8月30日，中共召開月度政治局會議，除了審議幾項黨內法規條例外，還通報了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的召開動向。關於四中全會，外界關注的始終有兩點：何時開？主題是什麼？圍繞着這兩點，過去一年已經有太多猜測，而此次政治局會議通報，10月四中全會的主要議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研究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撰文︰郝雅璐
用「萬眾期待」來形容這場中共全會一點也不誇張，之所以如此受關注的原因大概有二：召開時間與背景。 從召開時間來說，去年1月、2月中共「意外」連續召開了二中、三中全會，距今一年半有餘形成了空窗期。而根據慣例，中共每年要召開一至兩次中央全會，因此，四中全會也就被認為是一場「被延期」的會議。對於極其講究規律性與傳承性的中共來說，這種不規律的安排也就給外界造成一定的想像空間。
之所以說十九屆四中全會「被延期」，是因為它其實是符合中共中全會9、10月召開的慣例，只是因為十九屆二中和三中因為要趕在當年全國兩會之前通過修憲和機構改革草案，出現提前召開的緣故。
從外界關注四中的背景來看，去年3月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已經擺上枱面，在之後的一年半時間裏，「打」與「談」成為兩國互動的主要基調，與美國關係生變帶來的系列效應就是，從中共歷次會議的表述來看，中國經濟確實承受着一定的壓力，社會情緒也在隨之波動；外部面臨的不確定性增多，不僅是美國及其盟友的施壓，還有被擾亂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以及在國際關係變動中催生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從宏觀國際局勢到微觀民生議題，從外部挑戰到內部壓力，與其說期待四中，不如說，各界希望看到來自中共全黨的意志如何應對當前中國面臨的系列問題。
相比2018年中國面臨的內外時局，如今似乎有種順其自然的意味，不僅是在應對美國等外部挑戰的態度更加明確有力，內部的紛雜也逐漸平息，雖然當前仍有諸多議題，但從中共的應對舉措來看，其重心仍是回歸中國國內議題。這場「四中」輿論風波體現了過去一年中國內外局勢變動下的社會情緒，也反映了中共面對壓力仍能保持定力，按照既定節奏推進的強大規劃性。
四中主題多涉黨建與人事
根據中共通報，此次四中議題大概包括兩個部份；一是工作匯報，這是歷屆中共全會的慣例事項；二是研究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這項內容是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台之初提出的執政理念，也被稱為習版「第五個現代化」，勢將成為習近平重要政治功績。可見，此次四中主要議題不再是聚焦黨建、經濟某一具體領域，而是針對「深化改革」這一總目標，體現了中共全會的戰略性特徵。
「國家治理能力及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是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的中國「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所謂現代化，其含義十分明確，不僅是國家機構、官員素質的現代化，也是執政黨的現代化，在現代化視野下的概念，強調「國家治理」而非「國家統治」，強調「社會治理」而非「社會管理」，因此「第五個現代化」也被認為將使中國擺脫「人治」陰影，使治理國家變得文明規範，也將使中共成為現代化的執政黨。
梳理歷史，中共歷屆四中全會主題多位於承上啟下的關鍵年份，討論內容亦涉及黨和國家發展的重大命題。1979年十一屆四中全會的主題是農業；1985年9月16日召開的十二屆四中全會主要完成了兩個主題：討論並通過「七五」計劃、確定了關於進一步實現中央領導機構成員新老合作和交替的原則；十三屆四中全會於1989年6月舉行，在六四事件已發生的大背景下，這屆四中主要聚焦高層人事，江澤民成為中共總書記；十四屆四中全會在1994年秋天舉行，主題為黨建；十五屆四中全會則把主題聚焦在經濟領域，研究了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問題，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共首次召開全會專門研究國企的改革和發展問題。
此後召開的兩次四中全會，主題均聚焦在黨建領域。2014年十八屆四中全會的主題是「依法治國」，也是中共歷史上第一次將「法治」作為中全會主題。
從時間上來看，除了1989年和2014年的開會時間分別定在6月和10月外，其他都是在9月中下旬召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四中通常也是中南海高層人事安排的重要時刻，比如1989年十三屆四中全會，江澤民在「六四」之後臨危受命，擔任中共總書記；1999年的十五屆四中全會，胡錦濤被選舉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而2004年的十六屆四中全會，胡錦濤當選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卸任。
雖然每次全會內容各有側重，但在整體上有一個貫穿如一的主題，也即中央全會的銜接性。十九屆一中二中三中全會分別是選舉產生新一屆的中共領導層、修憲、討論中國國家機構領導人名單及審議黨政機構改革方案。從此可以看出貫穿十九屆中共全會的那根線就是「改革」。
更明確一點的線索是在7月初，習近平出席名為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總結會議，被視為中共大規模機構改革劃上一個階段性的句號，當時習近平說，體系現代化後更重要的是要出現「化學反應」，就是官員能力「現代化」。而一個高素質的官員隊伍，他們應當擁有高度的責任性、強烈的民主法治精神、豐富的專業知識和很強的管理能力，來適應習近平一直不斷強調的那個「百年未有大變局」。
由此可見，此次的四中全會是在7月初的黨政機構改革「功成」的基礎上的一次改革延續。對於中共來說，在與美國的矛盾暫時還不能得到控制，香港反修例事件的爆發給了其更加現實的考慮，即對其執政能力的考驗，一定程度上說，正在面臨的這些挑戰也是促使中共加快自我改革的原因。而四中過後也意味着真正觸及思想觀念、動真動硬的改革將登場。
四中的隱藏主題—社會主義
新聞從來需要連起來觀察，今年的四中還有一個主題是「研究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今年7月，習近平曾經在中共重要黨刊《求是》刊文談論「社會主義」，就在8月份，與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也突然被拔高升級為「社會主義示範區」。
可以發現，儘管中南海重大政治會議、決策、高層講話不斷，但是「社會主義」這個在中國政治語境中許久不談的關鍵字又再浮現。所以或許可以下一個初步的論斷，中共建黨一百周年（2021年）將臨之際，習近平要開始回答一張已經留下一百年的答卷，題目就是「社會主義」，這也是這次四中全會可能的根本性議題。
從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後的四十年，政治議題讓位經濟議題，「摸着石頭過河」成為中共標榜自己實踐走在理論之前的口號，但是也正因為三十多年的注重實踐，輕視理論的後果，中共目前面臨着嚴重的理論困局。中國官僚系統、社會領域、網絡言論及外部輿論，對於中國「該走什麼路，該舉什麼旗」都存有巨大疑惑，揮之不去。習近平認為他第一個歷史使命就是澄清這些疑惑，給中共這個百年大黨新的執政信心。
從中國內部時機而言，建國七十年，建黨一百年，2035年，2050年，這些關鍵的年份接踵而至。在中共的語境中，「毛鄧習」的政治論斷正在確定。這種政治傳承的多項指標中，「社會主義」與「現代化」絕對是習近平需要去與毛鄧做對標、傳承與發展的。此外，很明顯現在中國國內所面臨的挑戰仍然艱巨（如貿易戰、經濟轉型），習近平作為「紅色」政治家，「道路與旗幟」、「制度與主義」、「貧窮與發展」都是他在今天需要向黨內外回答的問題，很顯然過去七年中，習近平也是在這麼做的。他需要憑藉「社會主義與現代性」，去做一個全黨性乃至全國性的歸整與動員，去回答「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到底是什麼」？這個「動員」的時機也許在習近平眼中已經來到。
西方民主現頹勢
從外部條件來看，當整個世界走向保守主義的時候，社會主義思潮的重新活躍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西方數百年來所相信的制度與價值體系，在實踐中卻反映其無法解決人們根本的需求，最重要的就是無法實現社會資源配置與公平正義。自由主義民主無論在歐洲、美國、非西方國家，其號召力已今非昔比。從阿拉伯之春到佔領華爾街，再到今天的法國「黃背心」，無一不在暴露自由主義民主的頹勢。
其二是中國崛起提供的可能性，因為中國在這崛起過程中所秉持的制度體系與價值體系，是與西方的制度和價值迥然不同的。很多西方人不明白，中國如何能在一黨執政的體制下實現這麼長時間的發展與穩定，這就讓世界看到另一個制度與價值體系所含有的期待與可能性。尤其當西方老牌輿論陣地《經濟學人》都開始討論「千禧一代的社會主義」的時候，不得不說這是一個不可低估的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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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79期《香港01》周報（2019年9月9日）《「遲到」的四中全會 或是中共的「社會主義總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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