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重構系列解讀】 何為事關中共命運和前途的重大課題
對於中共這些年的黨政機構改革，有着種種不同的解讀和評說，有些評論甚為矛盾。或是讚譽，認為這是為破除「政令不出中南海」、 破除「九龍治水」的措施，構建了中共特色的黨政關係；或是批評，稱中共體制在改革後更加走向集權。為何會有這種大相徑庭的評價？是意識形態作祟還是學識知識不同導致？
筆者作為對黨建研究有興趣的後輩，就些許疑問特別整理了中共黨建領域著名專家王長江教授近幾年的作品，並向他請教。他曾是中共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2016年退出領導崗位。逃離瑣事和行政任務的他，有了對於中共黨建及其歷史作更為專心更為深入思考的機會。
「好多根本問題和概念都要重新認識。」這是王長江總在提的一句話，也是我印象最深的一句。或許也就是這一句話，擊中了我的所有疑問。我們把他的所思所想編輯成以下對話，以饗讀者。
以下為此次對話實錄，將分三篇發佈。此篇為第一篇，話題重點為政黨執政的制度環境和西方政黨制度面臨的挑戰。
香港01：去年，中共對黨和國家機構進行了大幅度的改革，這種深度改革，基於中共建政70年來的經驗總結，也是對於目前改革進入深水區的一種回應。其中反映着中共對於黨政關係的新看法，以及中共對於權力的認識。
王長江：近年來，我研究的着眼點主要在中共建政之後黨建方面的歷史。諸多收穫之一，就是了解和認識了這個黨對於權力的認識和運用實踐的曲折過程。我們知道，一個黨獲得了國家公權力，生存的條件完全變了，由此帶來的在理念、理論、行為方式以及國家治理等等方面的情況，都會與之前不掌權時有很大的不同。用新制度主義的觀點來解釋，雖然一個政治系統本身就是制度，但其實它周邊環境、制度活在其中的文化，過去叫做制度環境，其實都是大概念制度的組成部分。正是這個大概念的制度，約束着權力，決定着權力的運行。共產黨在局部執政的時候，約束中共權力的最大因素是執政的國民黨，這就是當時的制度環境。它促使中共在那段時期內必須做到比國民黨更先進，才能吸引更多的民心。這是制度環境本身就有的對中共的巨大約束力。但是，共產黨在全國執政後，情況就不一樣了。原來外部的國民黨政權的壓力一下子垮掉了。在這種情況下，權力要不要約束，誰來約束，用什麼來約束，都成了新的問題。可以說，它們是伴隨至今一直在探索的問題。今天的改革，就是這個探索的繼續，是這個探索的一部分。
香港01：對當時取得政權的中共來說，可能國內並不存在對其有影響的政治勢力，但放眼世界，無論是蘇聯亦或美國為首的西方，都對中共某種程度產生着制度環境的影響。
王長江：的確，國際環境任何情況下都是一種存在着的制度環境，它們是有作用的。但對於一個執政的黨而言，這種影響是間接的，只能看作是一些外部影響因子，是背景，而不是構成權力約束機制的內容。納入國家內部制度的約束才是直接的。從歷史上看，如果構成約束的機制是缺失的，權力任性往往會不受限制地體現出來，只有在付出巨大的代價之後，才會出現改變。因此，對於執政黨，特別是對於共產黨一黨領導的制度而言，如何規範和約束手中的權力，始終是一個事關命運和前途的重大課題。
對於如何規範和約束公權力，一般民主理論有很詳細的論述。基於民主政治的理念，西方的多黨制、三權分立以及議會制、總統制、君主立憲制等制度架構得以形成。蘇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形成的顯然不是這樣的限制權力理念。中共在很長的時期內接受了蘇共的觀念，曾經認為，權力之所以出現腐敗等問題，是由於它的階級屬性。剝削階級的政權，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腐敗。無產階級則不同，我們用了大量諸如最先進、最大公無私、最代表未來等詞句來形容它。這給人的感覺似乎是，它掌握的權力沒有約束的必要，或者自己能夠成功約束自己。這客觀上導致了這類政黨普遍沒有在設計相關制度上下功夫，最終結出了權力失去制約的果實。中共執政之後發生的不少事情，也都與權力約束不夠有必然的聯繫。
香港01：關於對黨和國家權力的制約，是存在一定的張力。一方面是黨的政策在落實時的執行情況和有效性，這直接影響到執政績效。另一方面，西方政黨模式下的其他在野黨對執政黨的制約。而在此情況下也會出現兩種模式，其一是反對黨通過議會和內閣對執政黨產生極大的制約，以至於政令難以執行；其二是出現諸如日本這樣一黨獨大的現實。這種情況在政黨的發展歷史中也屢見不鮮。
王長江：從政治學原理上講，權力肯定需要制約。但具體到制約的方式，實際情況是不一樣的。多黨制下，政黨之間本身就會有制約，但並不能因此就簡單地說多黨制一定好。多黨制下的政黨和權力運行也有各種不同情況。有些時候因為制約而扯皮，決策困難，權力運行艱難，導致行政效率極低，國家發展的方方面面也很容易出現問題。如果說有什麼好處的話，那就是這種情況不會出現專權，因權力壟斷而出現的風險也就很低。相反，一黨專權的情況下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但同時也需要警惕這種專權也能辦大壞事。這種情況的經驗教訓也是非常多的。
這兩種都是極端情況。許多有制度創新機會的國家，往往想避開兩種極端，取其優點，去其缺陷。美國的兩黨制，是其中比較成功者。形成兩個相對較大的政黨，一方面可以保證其中一黨在掌權時另一黨有足夠的力量牽制和約束，另一方面，又可保證掌權的一方得到的是多數以上的支持，能夠有效地行使權力。
香港01：在美國特朗普上台當總統之後，他逐漸表現出政治強人的形象，並且一直不斷擴展其行政權，在違憲的邊緣徘徊，以至於在外界看來，他的總統之權是難以受到約束的。
王長江：美國曆來存在立法權和行政權的劃分、博弈。原則上講，涉及如戰爭等關乎整個國家和社會重大事項的決策，一定要參眾兩會的通過，總統簽字後才生效。而在一些政府行政事務上，總統具有決定權，此外總統也有緊急狀態之下的臨時決定權，等等。但在實踐上，這種邊界有時並不清晰，留有各自解讀的空間。很多情況下，往往看誰更強勢。特朗普是個強勢總統，他上台後，將行政權的邊界向前推了很遠，引起反彈是必然的。美國曆史上這種故事很多，但也很難把這說成是美國政治制度的危機。
香港01：兩黨輪流執政還會出現另外一個問題。例如在目前中國台灣地區，甚至在美國，出現了選民對兩黨都失去興趣和信心的情況。而在兩黨制的制度環境下，第三黨或者小黨是難以生存的。
王長江：這需要分兩種情況。在一般情況下，社會分層多元化和社會思潮多元化往往促使有影響力的黨作出調整，不再偏向於單一的階級、階層，更願意吸收更多階層特別是中間階層、中性觀點。其客觀效果，就是左右兩翼的政黨相互靠攏，它們提出的政策主張有越來越多的相似之處。也正因為這種相似，反過來使選民難以選擇，逐漸對政黨政治失去興趣。從兩百多年的政黨歷史發展來看，絕大多數時間屬於這種情況。在政治學家眼裏，這種現象不一定是壞事，因為社會處於穩定狀態。反而是人們參與度高的時候，更容易加劇社會衝突。
香港01：只是目前來看，無論是歐洲極右翼勢力的興起，以及特朗普的上台，都在表明，選民和政黨在向兩端靠攏，並非您提到的那種更常見的情況。
王長江：我同意，這正是我想說的第二種情況，即社會經濟局勢發生大變動的狀況。這種情況與社會經濟發展不好是有關係的，比如經濟形勢惡化，社會貧富分化等。社會分化嚴重，政黨容易走極端。傳統政黨往往顧及方方面面的訴求，難以適時調整，這就給極端主義政黨提供了充分的活動空間。
你所舉的例子，都說明了這一點。歐洲傳統政黨由於堅持「維護人權」的「政治正確」立場，無法應對非洲難民潮和伊斯蘭主義擴張帶來的危機，於是歐洲極右翼政黨這幾年發展得特別迅速。美國共和黨、民主黨的建制派把「政治正確」作為安身立命之本，在外交內政上都陷入被動和困境，於是打破「政治正確」而追求「美國第一」的特朗普得以上台。
但我要強調的是，這些情況，仍然屬於政黨歷史發展的正常現象，沒有超出政黨政治所在的範圍。
香港01：現在一些國家的主流政黨已無法獲取選民的信任，而在此背景下，部分學者和媒體開始藉此唱衰西方政黨制度以及西方民主制度，這已然也成為一種趨勢。
王長江：人們對西方政黨制度的質疑並不是現在才有的，歷史上也曾發生過，並且有很強的周期性。當一種新的表達路徑以及觀點出現、而既有政黨無法將其包容進去時，人們便開始從制度之外去尋找工具、手段和路徑。在此情況下，政黨的作用空間開始被擠佔，也就可以說政黨到了一個衰落和危機期。關於政黨衰落或者政黨危機的研究成果，甚至以此作為書名的著作就有若干，文章更是不計其數。
但實際上，現代政黨制度具有很大的彈性，不會輕易退出歷史舞台。從某種程度上說，政黨比起其他組織更具有優勢。從歷史中我們看到，那些新出現的組織以及代表的觀點往往被體制內政黨吸收，政黨並藉此度過危機，之後去迎接下一次危機。所以，每一次危機，都有人斷言政黨要退出歷史舞台，但每一次的實際情況都是，政黨調整了自己，改善了理念和結構，開闢了新的活動空間。
舉綠黨為例。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一直存在應該給資本以更大的刺激，還是給勞動力更大的刺激這種傳統議題。而在這種傳統議題互相爭論激烈之時，如何處理髮展與環境之間的關係這個議題被挖掘出來，於是綠黨開始出現。在剛出現之初，也是引發一片看好和熱議，認為綠黨才是真正代表未來的政黨。但結果卻不完全如人們想象：傳統的左右翼政黨也都開始認識到環境議題的重要，便開始吸收綠黨的一些主張，綠黨在很大程度上被解構了。現在看，綠黨雖然在許多國家都存在，但更確切說代表的是一種提醒執政黨的強大的聲音，單獨執政的可能性卻並沒有變得大起來。
香港01：所以現在在歐洲出現的那種對移民問題持極度反對的政黨，在您看來隨着時間發展也會被融入左右陣營之中？
王長江：我認為趨勢是這樣的，它們的出現與綠黨有相似性，都是由於現有政黨無法解決出現的新問題，例如這次是種族主義危機和移民問題。我相信最後的結果仍然是被消化掉。有種族主義傾向的主張也和綠黨一樣，會被主流政黨所吸納，不會形成獨立執政的新政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