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碼中南海重構】「靶心」瞄準歷史終結論與西方中心論

為時一年半的中國「黨政機構改革」，在觀察人士的沉寂中暫吿一段落。但是外界的沉默，無礙於此次改革的重要性。如果說2012年的「習王反腐」是險峻的「火中取栗」，那此次機構改革，雖然不是一出出大戲，但是確是沉默的「風暴」，是習近平「居安思危」理念的集中呈現。今天中國處於世界百年格局「大變」中，不再如100年前是看客，而是站到了變局的舞台中央。如何掌控中國這艘大船安然度過「變局」的暗湧，更加現代化的體系、機構、制度就是「船槳」，是整艘船的「控制力」。因此，100年後，當後人回望這個時代，希望他們在評價中國的時候，能夠看到這次機構改革的重要性。

2019年7月5日召開的「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總結會議」，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任期裏應該是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政事。

習近平在2012年上任之初便舉起了改革的大旗，到2013年召開十八屆三中全會制定全面深化改革指向，成立「中央深改組」，2018年公布《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再到這次改革總結會議，習近平的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務取得巨大進展。

因為這場改革所涵蓋的整個中國政治體系，已經完成了一次「系統性、整體性重構」，包括中共中央領導機構、組織、宣傳、統戰，以及國務院部門，人大，政協等等，都有大幅調整，而且這些機構調整已經完成。此前曾經引起多方關注的成立各個中央領導小組、監察委，都在其中被重新梳理，成為全盤改革的一部分。

這場「全面深化改革」，其實也是中國政治制度現代化的一次改革，由此將建立起更加現代化的組織架構，也是不同於西方的另一套政治制度形式。其與中國不斷增長的國力相配套，勢將對「歷史終結論」與「西方中心論」造成不小的挑戰。

從「面」上問題到「化學反應」

習近平在這次總結會議上表示，目前的改革「只是解決了『面』上的問題，真正要發生『化學反應』，還有大量工作要做」。那麼，習近平所說的「化學反應」是什麼？其他的「大量工作」是什麼？其背後的關鍵又是什麼？

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中國政治架構的全方位改革，其實就是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據照習近平的說法，「新時代要求的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主體框架已經初步建立」。或許可以理解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裏「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這一部分，已經初步完成。而「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部分的實現，則尚需時日。

習近平所說的「化學反應」和「大量工作」，其實就是指「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部分。該部分的重要性同樣不宜低估。

治理體系現代化是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要途徑，而治理能力現代化則則是治理體系現代化的目標。重構中國政治架構之後，如何使之順暢運轉，產生「化學反應」發揮應有效能，不至於出現較大偏差，如何對其進行實時監控與調適，主動應對問題與風險，確實仍然需要「大量工作」。

其中最重要的關鍵的一點，仍然是中共這一執政黨所扮演的角色。加強中共對各個方面的領導，是這場改革的主線和目標，而其改革過程和改革後的機構運作也是由中共來統攝和驅動。

觀察機構改革方案可見，加強中共領導有多種改革形式：之前成立的一些黨內中央層面的小組被升格為委員會，如中央深改組變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黨內組建新機構指揮其他政務工作，如組建中央審計委員會接口審計署、組建中央教育工作領導小組接口教育部；與黨務有關的政務事項歸口到黨內組織，如將中國公務員局併入中組部，將中國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新聞出版管理職責劃入中宣部，中央統戰部統一領導中國民族事務委員會，等等。

在改革之前的預期裏，中共領導的強化，將打破以往條條塊塊的格局，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各自為政、扯皮推諉，甚至是「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問題。這些是自上而下的政治體制裏幾乎是必然會出現的，也是極難解決的問題。

因為改革的難處就在於這是刀刃向內的自我革命，危機與擔當意識、視野與意志、控制能力與政治手腕，以及整個體制的傳統與凝聚力，等等方面都有很高的要求，而且缺一不可。

當然，政治制度都需要不斷因應新的客觀形勢，即使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制度也無法盡善盡美。

中共改革衝擊「西方中心論」

近年來，西方國家紛紛陷入經濟增長乏力、民粹主義、族群分化、移民難民等問題難以自拔，代表西方「政治正確」的「歷史的終結」幾乎已經無人問津。

「歷史終結論」出自美國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這一理論認為西方國家自由民主制的到來可能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在「冷戰」臨近終結出現的這一預測，一度在西方乃至全世界範圍內成為一種共識。

不過，福山本人已經對此有所「修正」，提出現代政治秩序擁有三個基本要素——國家（State）、法治（Rule of Law）和問責制（Accountability）。其中的「國家」意味着能夠有效地行使政治權力，如果缺失了國家能力，將會演化成另一種災難，就像在敘利亞、阿富汗、伊拉克發生的那樣，無法維持政治秩序，甚至不能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

政治的確存在超乎地域、歷史、文化差異的相通之處。而中國的長處就在於「國家能力」，法治與問責方面在經歷多年改觀之後，也與以往相比不可同日而語。

對於中國，西方不僅有過「歷史終結論」，還曾有過「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如今一度出現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文明衝突論」。

在熟悉中國政治的人看來，這些有些簡單粗糙的觀點都有誇大和不實之處，卻也反映出中國的不斷崛起，中西體量態勢此消彼長，以及西方對於中國崛起的認識和心態的巨大變化。

這些觀點都是站在西方立場上，「西方中心論」的衍生品，而對中國政治缺乏足夠的理解和尊重。在其看來，中國政治制度是落後的、註定失敗的，甚至是邪惡的，在這種政治環境裏生活的人也是有問題的，其長期存在已經難以理解，發生現代化的轉變更是不可能。

然而中國從事實層面的崛起，以及政治制度的現代化轉型，或者說是一次脱胎換骨的「進化」，正在挑戰着西方的「政治正確」與對西方意識形態的自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