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左翼思潮 在政治夾縫中求存
當年「反高鐵」運動，出現過一個年輕的左翼組織—左翼廿一—成員大多數是80後，分別是他們不太後物質。「因為不認同世代論，不認同沒有階級視野的分析，所以便成立左翼廿一。」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社會科學、人文及設計學部講師李峻嶸是左翼廿一的創辦人之一認為左翼應該對後物質主義抱持相當懷疑的態度。
承接上文︰一部香港社運史 書寫後物質主義？
「就算那班人（後物質主義者）真的追求一個所謂非物質或者後物質價值，但它一定有一個物質基礎在下面」，而且所謂物質和價值根本很難分得清楚，「是不是可以真的這麼簡單地說有些東西叫經濟民生，有些就叫價值呢？經濟民生是跟價值有關的，經濟資源、經濟權力的分配本身一定要有某些價值觀在背後支撐。為什麼我們平時在資本主義社會會覺得勞工可以分少一點（利潤），老闆分多一點，這個其實與資本主義灌輸的價值觀有關。」
李峻嶸又提到近年英美年輕人的左轉風潮，例如英國有不少年輕人反而支持一頭白髮的社會主義者郝爾彬（工黨領袖）；美國也有民主社會主義者桑德斯（民主黨總統初選參選人）；左翼政治組織「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的會員暴升，種種迹象顯示孕育後物質主義理論的西方世界出現年輕人擁抱激進的左翼政治經濟主張，這或許可以算是重新重視物質主義，不過是要來批判不能永續的資本主義。
不過這種風潮至今未在香港成氣候，或僅僅曇花一現，例如左翼廿一，但這股左傾思潮很快便被其他主流的政治爭議掩蓋。「我們都可以理解香港近十年八年的青年抗爭激進化，也跟資本主義的核心問題有關。只不過因為香港的特殊環境，沒有真正的普選，有『跟北京的關係』這個問題，有跟大陸經濟融合的問題，導致青年人表述出來的不滿，或者能夠動員他們情緒的是一些所謂跟中港矛盾比較直接有關係的議題，而不是一些經濟民生問題。」
客觀環境是，香港的反對政治自1989年以來一直被「民主抗共」主導，近年的本土主義不過是這種路線的激進變種，不變的始終是身份政治這個核心，亦即不斷地去論述「香港人」曾經是怎樣怎樣、應該是怎樣怎樣。「始終香港人或者本土那個符號不是塞什麼進去都可以的，有些東西是塞不進去的。你可以塞光顧小店，你可以塞我們很喜歡吃茶餐廳、菠蘿油、冰室、小販。但你能不能塞全民養老金呢？你能不能塞規管最高工時呢？這些東西從來在香港都沒有出現嘛。如果香港的身份認同、本土情懷，一定程度需要一些香港社會曾經存在過或者我們以為存在過的東西……你怎樣老作都作唔到香港曾經有一個完善嘅福利制度丫嘛，咁你（左翼思潮）咪無辦法囉。」
再加上一些左翼議題，例如最低工資，自領匯上市之後的反私有化運動，即使成功都不是經過大規模動員而來，所以在群眾眼中好像不太重要。李峻嶸的講法是香港的反對運動總是用「我哋好慘」的賣慘式動員，讓大家以為每次都爭取失敗，但事實是「主張基層勞工權益的力量在過去幾十年的鬥爭是有一定成果的。這是鐵一般的事實。」雪上加霜的是，近年的右翼本土政治加上互聯網的興起，令一般年輕人經歷政治化的年紀比上一輩早，而他們能夠接收到的資訊都不會是比較批判性的左翼框架。同時間近年本土政治令左翼多了很多「敵人」—左翼當然不會反對光顧小店，但總不會認同移民和世代是社會衝突的根本矛盾所在—以往他們主要說服年輕人明白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是有問題的，現在還要應付一些歧視移民的問題。
整個反修例風暴，左翼均處於被動狀態，除了6月12日和今天（8月5日）的罷工。但這種政治性罷工跟以往常見的經濟性罷工有根本差異，起碼阿Gum說他想參與罷工，純粹是不能接受7月21日的「元朗黑夜」，一個相對「後物質主義」的原因。然而政治性罷工在香港的法例裏基本上是沒有保障的，加上香港各行各業的工會覆蓋率偏低，打工仔們怕被秋後算帳，因交通問題而變相「罷工」便成為不少想參與罷工的打工仔的寄望。左翼能否趁這次反修例風暴之機推動成立工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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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74期《香港01》周報（2019年8月5日）《講了又講的後物質主義 改變社會還是脫離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