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香港社運史 書寫後物質主義？
雖然這兩個迥異的取態——在個人層面上傾向物質主義；在社會層面上傾向後物質主義——沒有根本上的衝突，但我們可以問這一個問題：為什麼在個人層面和社會層面上，年輕人的追求會出現脫鈎？如果這是因為年輕人看穿了所謂經濟發展、甚或「中環價值」根本沒向下滴流到自己的位置，所以要追求一些後物質理念，例如民主、自由、公義，那麼我們可以問，到底是否覺得政治上的民主可以解決民生問題？其次，又怎樣解釋在經濟民生問題上，年輕人的相對低度參與呢？
承接上文：「後物質主義」世代 追求比溫飽更高的價值
如果我們沿着後物質主義的視覺重新審視香港的社會運動歷史，我們或者會覺得奇怪，每次有以年輕人為中堅的社會運動，都會有「後物質轉向」的講法出現。但我們又很難說「天星、皇后」、「反高鐵」、「利東街」等社會運動，跟「反國教」、「反修例」是同一性質的。
影子長策會成員、香港理工大學講師鄒崇銘一直追蹤香港的社運發展，在他看來，保衛「天星、皇后」到「反高鐵」和保育「囍帖街（即利東街）」算是一個階段，這些社會運動所講的其實是一種集體回憶，一些傳統價值，一種對抗發展主義的保育運動，也是第一代的本土運動。「反國教」、「雨傘」運動等之後的大型社運就是以中港矛盾為主軸，相較之下沒有前者的反對主流經濟價值、綠色環保和保育等意味。這樣對比下來，明顯地前一個階段的社會運動比現在這個階段更加後物質主義。
再用這框架深入比較兩階段的社運，鄒崇銘提出將社會運動的核心訴求分成三類：第一是資源分配，第二是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第三是環保、文化保育，以及一些另類的生活方式。當然，這只是分析方法上的理想狀況，現實中的社會運動往往是混淆不清的，比如風風火火的反修例風暴，主軸當然是捍衛香港的自由，但我們也會見到「遍地開花」的地區抗爭，例如上水的反水貨客遊行，其實是一個地區性的土地用途爭議，亦即一個資源分配問題。
鄒崇銘解釋：「民主、自由永遠是社會運動的頭牌，那是當然的。其實香港一直面對一個政制以致整個政府的缺陷，這個就是主題，但是我認為這個不只是年輕一代的議題，這個是全部香港人的議題。」即使在個人層面上，鄒崇銘覺得也要分開上一輩的物質主義和現在年輕人的物質主義。「後物質的一代（指現時的年輕人）其實真的沒有面對過物質匱乏，即是說我很窮，小時候沒有足夠衣物，沒有足夠食物，其實是沒有這個情況。你只不過是去到某個（物質條件的）程度買不起樓，但不用露宿街頭，不會擠迫得在家沒有睡眠空間。但上一代，我說的是嬰兒潮那代，是經歷過這些狀況，不是純粹說我買不起樓，我就覺得自己很匱乏。當然很多人想買樓，他們還是很物質主義的。但是這個物質主義跟以前的物質主義的分別就是，他不是經歷過一個匱乏（的狀態）所以很渴求一些（物質），主要跟成長經歷有關。」
在他的著作《用消費改變世界》中，鄒崇銘借用法國社會學大師Pierre Bourdieu的框架去理解香港年輕人的階級狀況。簡而言之，Bourdieu認為要理解一個人在社會屬於低位還是高位，不單止要知道他的經濟資本（例如薪酬和資產），還要知道他的社會資本（例如人脈）、文化資本（例如學歷）和象徵資本（例如榮譽、社會地位）。所有範疇的資本彼此間有動態關係，而一個人的社會位置或高或低，是這些資本之間的互動整合，循這個方向理解香港的80後，甚至90後，會得出一個頗為糾結的畫面。比起60後、70後成長在只有兩間大學的香港，近三十年愈來愈多傳統聯招以外的高等教育機會，例如副學士、自資學士等途徑，令新生代比起嬰兒潮那一代人普遍擁有較高的文化資本；然而，現時應屆大學畢業生平均工資雖然有逐步上升，但根本追不上通脹，對比1997年後的樓價升幅，更是負增長。換句話說，整體而言，香港現在的年輕人普遍是文化資本高但經濟資本低。幾個病態結構所反映的其中一個表徵，就是這次反修例風暴，警員被嘲笑是「毅進仔」（指低學歷）的文化現象。鄒崇銘同意這是一個「真問題」—為什麼我這麼高學歷，但收入卻比不上一個沒有大學學位的警員呢？他半說笑的說：「我有兩個選擇，根據我的知識，我找一些另類的生活方式，例如去耕田，（社運人士）周思中是博士但是去耕田，這個很明顯是後物質選擇。但是我這麼高學歷，但同時也會有酸葡萄（心理）。」
當然年輕人當中真的會選擇後物質生活的是少數，更何況，周思中本身另外有兼職教學養活自己。只是「學歷高但人工低」的青年人是結構性現象，現在的年輕人面對的是一個愈來愈朝不保夕的職業結構—薪金追不上通脹、一年續約一次已經是相對理想、愈來愈多人選擇或被迫當散工。這種愈來愈危險的宏觀政治經濟結構如何解決？單靠傳統的民主運動又是否足夠？
鄒崇銘認為情況「必然只會惡化不會改善」。他提出用產權問題去解決新自由主義和科技發展的衝擊，「我當你真是建（東大嶼）人工島，一萬億元倒進海。那麼我會問一個問題，就是這一萬億元是納稅人拿出來的，大部份香港人應該有份，不是將來變了一個大灣區什麼什麼。我的想法很簡單，還一定可行，那麼就整個人工島我們所有市民一起擁有，情況就好像開一間公司擁有人工島，所有市民就是股東。」同理，「因為未來的社會一定是這樣。AI（人工智能）一定取代所有職位。問題是AI可以完成所有工作，人類便沒有工作。那麼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人類沒有工作也就沒有收入）？答案很簡單，AI應該是由所有人擁有，很簡單而已。」
「全民共同擁有」，一個在香港社會相當激進的左傾想法，根據政府現時的取態，似乎是天方夜譚。如果將這個想法變成實質行動，又是否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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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74期《香港01》周報（2019年8月5日）《講了又講的後物質主義 改變社會還是脫離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