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黃衣男墮樓悲劇 政治冷感青年為何上街？
香港的大型社會運動，似乎總是離不開世代政治的框架。千禧年後，由80後、90後到「廢青」；60後、70後到「廢老」，彷彿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物種恰巧地住在同一個地方，一種是不計較物質的理想青年，一種是講求物質主義的現實中年。這種世代的政治差別通常會被分析成「後物質轉向」——年輕世代出生和成長於物質條件豐富的環境中，所以會比他們的父母輩更加傾向追求後物質價值。不過如果今天去問上街的年輕人，他們大多都可以列舉種種的社會問題，特別是置業、向上流動。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這群其實也很物質的「後物質青年」呢？如果他們也覺得社會是不平等的，為何他們對左翼的政治主張似乎很不買賬？
「其實我對政治真的很不熟悉。」步出快餐店的阿Gum一邊整理頭髮，一邊對記者說。如果你曾經在飲食業前線工作就知道，員工需要輪班工作，並要提早分批用膳，好讓顧客能夠在正常時間吃飯。阿Gum這陣子的上班時間是「晚三早一」，「放飯」時間是下午5時，即茶餐廳的下午茶餐牌還未收走的時間。
尷尬的進食時間習慣了就好，真正令阿Gum不習慣的是自6月15日一名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男子在金鐘太古廣場自殺後，一貫輕鬆的職場氣氛變得一片肅穆。「你知道第一次有人在我的店舖旁邊自殺，你會見到整個氣氛不同了，你會看到整個氣氛完全不同了。因為我的公司說得很清楚要大家（意指員工）開開心心，大家工作上會很樂觀，經常笑，手舞足蹈，但你會看到那一陣子公司是一片靜默，這件事讓我覺得我想維護的東西，被人攻佔了。」
7月21日，民陣發起的遊行被警方要求把終點改在灣仔盧押道，當天下午5時，金鐘道已經布滿從盧押道蔓延過來的黑色人潮，阿Gum通常都是從金鐘的太古廣場走到灣仔的餐廳吃飯，只是這個多月來的金鐘道，這個尷尬的用膳時間，多了大量這些走相反方向的黑衣人——他們都是從灣仔走到金鐘的——特別是星期天。「我真的對政治不太敏感，我可以解釋得到對政治不太敏感的原因。」
阿Gum成長在一個不太談政治的家庭，記憶中上一次，也就是第一次參與的遊行是2003年7月1日，十六年前他只有六七歲。第二次，或者應該說，第一次自己主動上街已經是今年7月1日的遊行，第三次是7月7日九龍區遊行。6月兩次人數達百萬計的反修例大遊行，阿Gum都無法參與，因為在他工作的飲食業，僱員是很難在星期日放假的，而偏偏遊行為了要讓最多的人可以參加，總是在星期天或公眾假期舉行。雖然阿Gum沒有辦法參與每一次的遊行，凌晨一點半下班的他會聯絡留守在立法會或政府總部的朋友，問他們要不要水或食物，「這些是我做得到的事情，人要生活，對我來說是沒有辦法。」
「例外」上街的青年：沒特別留意政治，但會看新聞
上月初的兩次上街對阿Gum來說其實也是例外——因為他為了後腦的紋身，請了十幾天假。阿Gum一直強調自己是「現實」的，只是在公餘或放假時間參與抗爭。當他放假有時間，就「全副心神放了在7月7日那個九龍區遊行」，找來了十個人組成「嘴炮小組」，向內地遊客解釋是次修例風波的由來，以及抗爭者的動機，並詢問遊客們對這次反修例運動的觀感，「放低自己」嘗試去說服他們。
如果要比較，在眾多所謂「遍地開花」的地區性遊行中，7月7日的九龍區遊行算是相對平和且謙卑的一次，因為有不少像阿Gum這樣的人，特別準備了簡體字傳單，心平氣和地向內地遊客解釋他們正在做的事，更有人提出用不同方言，例如上海話、閩南話，去接觸來自五湖四海的遊客。在如此躁動的社會氛圍下仍然有人願意花額外的時間心力，用對方的語言去溝通。
即使阿Gum不斷強調只是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做可以做的事，但已經比好一部份人做得更加多。到底是什麼驅使一個本來對政治相對冷感的人開始參與政治活動呢？套用「解釋工作完全失敗」的政府官員的講法，《逃犯條例》根本不會影響他的生活。阿Gum再次提到那宗近在咫尺的悲劇。「因為我是抽煙的，每次我走出公司門口，都會看到一群人在獻花、燒香，覺得很心悒。」而自那悲劇之後，他不但自覺地參與，還去研究之前與特首林鄭月娥相關的政治爭議，「而你林鄭月娥說話經常反口覆舌，還不只是這一次啊，我現在才開始看她以前的新聞什麼的，灣仔那條什麼街（記者：利東街），對啊，那些事情。這次你又說（示威者）是暴徒，又說不是暴徒……你這個人這樣左搖右擺的話，你很難服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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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74期《香港01》周報（2019年8月5日）《講了又講的後物質主義 改變社會還是脫離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