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抗命．二】面對警力鎮壓 台港示威者反應大不同
上文提及，示威者從原本的「撤回逃犯條例」、「林鄭月娥下台」等口號，到7月1號衝擊立法會時轉變為「解散立法會實行雙普選」等五項訴求，抗爭者是否已由對修改某項法例及官員的不滿，轉變為對整個體制的不信任？對此，台灣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陳弘儒不敢輕下定論，但他補充，民眾是否信任體制的關鍵，很大程度取決於警方的執法與法院的裁判：「法院裁判程序比較冗長，抗爭運動短時間內不會被這部份影響，但警方的執法如果欠缺自制與對於基礎權利之尊重，會激起民眾對體制是否正當的反省，這個不只是台灣跟香港，其他地方的抗爭運動也有類似現象。」
陳弘儒表示，國家公權力賦予了警察一定的執法權去維持社會穩定，所以警察執法的行動本身就表彰了政治共同體的基本價值。如果出現執法粗暴、過度用武等情況而未能進行深切檢討的話，那可能反映國家的基本原則允許警方的行為，或是國家基本原則其實不允許，但警方的行為依然被政府默許，這都會影響社會成員對國家政治基本原則的想像，從而加深對體制的不信任感。陳弘儒解釋，太陽花學運初期，示威者雖與立法院駐衛警有零星衝突，但由於時任立法院院長王金平不願意動用警察權，警察無法強制驅離佔領者，就算立法院外圍有警察駐守、警民雙方也互相盯哨，但功能上只是維持現場穩定。然而，在太陽花學運期間，同樣有大批抗爭者因衝入行政院「佔領」，而遭警方以強勢武力驅離，例如朝示威者頭部揮舞警棍、開出大型水砲車噴射示威者，這讓台灣民眾看到國家公權力的暴力性質，並對於警方執法正當性產生高度疑慮。但不滿警方執法手段的台灣民眾，對體制的信心似乎並未動搖。
當時有位警察在Facebook上寫道，「脫下制服，我們也有自己的想法，我也反服貿（協議）草率過關，但是穿上制服，我們就不再只是自己，而是警察，是台灣法律的執行人，你們來到立法院爭取民主，而我們站在立法院前捍衛法治，我們不是敵人，而是站在對面的戰友，請各位冷靜下來，別再與警察發生衝突，聚焦在警民衝突只會模糊焦點」，令不少網民動容；現場抗爭者也不時向站崗警察說「辛苦了」，並自製寫上「警察大人、小姐們，你們辛苦了」的看板，更在警車玻璃窗上貼滿為警方打氣的字句。未知雙方是否真心互相體諒，但至少在大多數的時候，警民關係都相對和諧，「警察不動、我們不動」也成為抗爭者最常呼喊的口號；因此，即便在行政院的武力鎮壓過後，民眾大多也將責任歸咎於上層的政府官員及個別員警，並未遷怒否定整個體制。反觀香港，警民關係緊張得多。媒體不斷報道警察清場時說出「叫你耶穌落嚟見我哋 」、「記你老母」等挑釁字句，或是在一名含淚哀求員警撤退的婦人面前發射催淚彈、對沒有動作坐在原地休息的民眾或正在拍攝的傳媒臉部噴射胡椒噴霧，種種畫面都顯現了警察惡質的一面，民眾在私底下也以「狗」、「黑警」、「警犬」等形容詞稱呼警方，甚或有示威者大罵警察「shame on you」，警民關係降至冰點，也使得示威者更堅信是體制出現問題，才造成公權力恣意濫權而不必承擔責任。
另外，從報道可見，不少警方的執法行動都都引起示威者質疑，例如被指在7月1日刻意「放空城」讓示威者衝入立法會、質疑警方「未卜先知」，在示威者未衝入立法會前，已拍攝會清場的警告短片等等。陳弘儒認為，如果這是警方的策略性行動，也會加深警民之間的信任鴻溝，令運動更激進。然而，在幾次抗爭事件中，我們不時見到有少部分抗爭者，或會出現向警方扔擲石塊、鐵條，或是如同7月1號時以相關器具破壞立法院內外相關設施的情況發生。當示威者因為基於各種原因，而有社會民情認為「暴力」的情況出現時，政府及示威者又應如何面對？
上文節錄自第170期《香港01》周報（2019年7月8日）《從太陽花學運到衝擊立法會 非典型公民抗命如何走下去》。繼續閱讀：【公民抗命．三】如何讓「暴力」不成為抗爭運動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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