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中九子案】從台灣到香港 看公民抗命的法與罰
在「佔中九子」案中，法庭不接納被告以「公民抗命」作抗辯理由，判戴耀廷、陳健民及朱耀明等九名被告，至少有一項串謀、煽惑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名成立。案件讓不少人聯想起，同樣爆發於2014 年的台灣「太陽花學運」，台北地方檢察署事後以妨害公務、煽惑他人犯罪、違反集會遊行法等罪名起訴22名學運領袖，惟台北地區法院一審曾裁定被告行為符合「公民不服從（公民抗命）」條件，判被告無罪。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陳弘儒指出，不同法律體系對公民抗命是否犯罪因地而異，但如果法院在裁判中一刀切，僅就抗爭者的犯罪行為與一般的犯罪等同處理的話，恐將忽略公民抗命道德正當性的本質。
佔中案九名被告各被裁定一至兩項罪名成立，有人認為這是為「剿滅本土意見及和平抗爭」的裁判，對日後人權及公民社會帶來深遠影響；也有人認為裁決合情合理，證明了法官的中立性，不論任何原因犯法，都須承擔法律責任與代價，判決正彰顯了香港的法治精神，不受政治因素影響。
全案除了檢控的罪名有爭議外，法院判詞中提及的「公民抗命不能成為抗辯理由」，同樣備受各界關注。法院是僅認為「公民抗命」不阻礙犯罪成立，抑或「公民抗命」自此不成為法院考量的因素？今後若還有類似的抗爭發生，應如何理解公民抗命與法院間的關係？
「每個地方其實也有其法律制度中應有的限制，公民抗命應該放在哪個層次討論，不同法律體系也有不同處理方式。像台灣的太陽花學運，法院在第一審認定，318的佔領運動屬於公民抗命，由於刑法裡面的侵入住宅罪需要「無故」這個要件，法院運用了阻卻違法事由來說明，佔領立法院的行為不符合「無故」的要件，從而不構成犯罪。
但到二審法院，承審法官不再援引「公民抗命」的概念，而是認為檢方僅針對被告「言論」部分起訴，而被告言論並無煽惑意圖，僅屬言論自由範疇，因此駁回檢方上訴。「公民抗命要放在三個階段中哪個部分討論，台灣也意見不一，有少數一派認為應該放在第一階段，地方法院則是透過刑法的「無故」要件將違法性判斷前置到了構成要件的階段。也有很多人認為，公民抗命仍構成不法行為，只是在第三階段罪責判斷時，可對行為人應負責任予以減免。」陳弘儒解釋，每種說法都各有法學脈絡，但基本上都不會忽略公民抗命與一般違法行為有差別。
「必須先說的是，根據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對公民抗命的定義，『違法』其實沒有清楚界定，他只要求行為人在主觀上要認知其行為有牴觸法律的可能，並且坦然接受追訴。但最終法院要不要定他罪、什麼罪成立，是另外一回事，不是說最後一定要被判違法。」陳弘儒表示，抗爭者認識自己可能違反法律，並且不逃避法律追訴，靜候法院判決，某程度是藉此展現公民抗命者的真摯態度，因為一般人看不到別人的態度是什麼，但可以透過面對司法的方式去推論他是否真誠。
然而，抗爭者面對法律制裁的態度，並不意味接受任何罪名的控訴、或是對法院的判決全然接受，他仍保有提出抗辯的權利。「羅爾斯只說抗爭者不能逃避法律制裁，但不是一定要接受，沒有到那麼強的程度，當抗爭者被控以不合理罪名、或是刻意加重刑責時，那當然可以對此批判。」
傳達法律阻嚇性非重刑一途
陳弘儒解釋，法院在面對公民抗命的案件時可能會有兩種取向，第一種是完全不考量犯罪的原因，將公民抗命等同一般犯罪，甚至由於行動領袖故意號召社會進行大規模抗爭，反而處以更嚴重處罰；第二種是基於法律上的約束，法院或許無法將抗爭者行為合法化，但基於被告是真摯進行公民抗命，在相同犯罪類型上，法官可以考慮減輕刑期或處罰的輕重。
「因為抗爭者所提出的正當性訴求，法院或許沒辦法處理，但是能不能在不觸及運動本身的訴求，透過公民抗命的其它表徵，例如真誠、公眾性、有事先公開的通知等因素將處罰減輕。」
法官在這宗佔中案的判詞談到，公民抗命或許是本次運動的道德與政治指導原則，但法院沒有職權評斷公民抗命背後的政治因素，而應將重點放在罪名的要素與爭議上，且香港《基本法》中並未將公民抗命列為正當權利，不足以成為有法理基礎的抗辯理由。
從判詞中可以看出，法官雖然理解抗爭者違法行為的動機，但不認為公民抗命能成為法律上辯護的理由，法院的職能應聚焦在行為本身是否構成犯罪，並就爭議之處做出釐清。可見法官確實認為公民抗命不影響罪行成立與否，至於是否成為量刑時的考量，還尚未可知。但陳弘儒認為，法院面對此類案件，必須很細緻去處理這個部分。
「公民抗命跟一般違法行為很不一樣的地方是，抗爭者一定會想正當化（justify）他的行為，不一定是法律上的理由（legal justification），有可能是道德上的（moral justification），被告及其他參與的抗爭者，某程度上都希望看到法院如何面對正當性的訴求。但如果法院在這個層面不去認定或完全忽視的話，那其實只是把正當性的衝突隱藏起來而已。」他指出，傳統法律之所以懲罰犯罪行為，其實是預設某些行為在道德上可譴責或是不正當，如果犯罪者在道德、行為都錯誤，處罰自然沒有問題；但若在道德上沒有問題，卻給予跟一般犯罪相同的懲罰，那無疑是忽視了兩者間的差距，並把公民抗命的訴求與道德性強行壓抑。
不少人認為，一宗罪行法庭判罰愈重，代表該行為的可譴責性愈強，若僅因道德合理性減輕行為人刑責，將降低法律的阻嚇性。但陳弘儒認為，犯罪者行為一旦被裁定違法即已形成道德表述，讓公眾知道有關行為不被法律允許，不一定要透過重罰才能確認犯行。例如印度聖雄甘地在1922年被控煽惑（sediction）罪時，他在法庭上公開說明是基於什麼想法及理念，才基於良心判斷做出的違法行徑。法院在判決時表明尊重甘地的想法，但其行為仍然成罪，不過比起其他同類型犯罪，法院給予最大減刑。
公民抗命不可危及公眾人身安全
陳弘儒認為，社會不應過度擔心若接受公民抗命為減刑理由，會造成群起傚仿。首先，每個行動是不是符合公民抗命，其實法院很容易判斷，法官也有很多權限去檢視該案是否符合標準。其次，在一個法治社會要一個人去做違背法律的事情並不容易，要從一個旁觀者變成行動者，其實需要跨越很多條件和壓力。雖然在行動當下，社會秩序看起來會受到干擾，但只要抗爭者事後真切表現出對法律的忠誠，造成人民漠視法律、不斷違法的風險不大。
而佔中九子案的判詞，法官也確實提及，雨傘運動雖然屬於公民抗命，但對公眾秩序的影響過大，過度令民眾不便，已超過可接受的抗爭比例。陳弘儒認為，若法院承認該活動的公民抗命性質，但認為不合乎比例原則的話，法院負有義務就比例失衡部分做出清楚論述。
他解釋，公民抗命勢必造成一定程度的社會影響，重點在於抗爭者有沒有提前公布資訊，讓民眾避免受到侵害，且該侵害是不是涉及生命、身體、健康等人身安全，同樣是判斷是否失衡的因素。他舉例，如果是在醫院門口進行抗爭，讓很多急診病人無法就醫，那抗爭比例上可能就會失衡。如果只是通行、經濟上的損失，這都是公民抗命本身會造成的不便，並且是迫政府及民眾關注運動訴求的重要條件，法院若認為不符比例，應該提出具體的數字及案例，表明在哪個部分、基於什麼標準判斷已經失衡，讓民眾能清楚了解公民抗命的界線。
而判詞中關於「若任何人相信政府會在佔中後一夜之間作出讓步，推出三子屬意的真普選方案，是天真的想法」的部分，陳弘儒認為運動成功的機率，本來就不是公民抗命的組成元素或是否採取行動的考量，只要抗爭者相信行動仍能帶來一絲改變的希望便可，至於想法是否天真，恐怕不是公民抗命的重點。
最後他提到，如果法院對抗爭者是以很嚴格標準對待，判處較重刑期，可以看出法院是以社會秩序、穩定性的為主要價值考量，想向社會傳遞的訊息是：公民抗命在這個社會是不對的、絕對不允許。而公眾當然會接收到這個訊息，但會不會就此阻卻到未來的公民抗命則難下定論。「對一般參與者而可能受影響，他們會去看行為處罰的輕重，來判斷要不要去參與一場公民運動，但對組織者或是行動的核心人物可能就不一定，只是在手段選擇上會有考量。我只能說打個問號。」
上文節錄自第158期《香港01》周報（2019年4月15日）的《從台灣到香港 看公民抗命的法與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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