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壓力．三】前校長：要知道想辦什麼學校　校長不一定是壞人

現在不少學校為了得到更多的資源，會申請教育局的「優質教育基金」（QEF，Quality Education Fund），然而，背後一樣需要由校方自行撰寫周詳的申請計劃和財政預算。老師的工作如今脫離了教育，反而被逼着於官僚制度之下周旋，行內不少人因而笑說老師都「不務正業」了，除了需要分出大部分時間被評估和撰寫各樣的申請書外，又要自行做招標，如果擔任總務主任的話，連廁所維修都要去管，不是趕培訓，趕開會，就是趕研討，教學的時間少了，更莫論多點關心學生的身心靈發展。（此為老師壓力系列之三）

走進一個新時代，外面發生許多事，大家都提出教育需要新改革，將許多的枝節逼過來，卻很少人會去想老師本身的人手和壓力。

「自教改之後，用了小班的課程去面對大班的規模，教學上一樣很難兼顧的。現在教育界什麼東西都說是為了教育去做，老師亦因而背負一切擔子。尤其走進一個新時代，外面發生許多事，大家都提出教育需要新改革，將許多的枝節逼過來，卻很少人會去想老師本身的人手和壓力。許多時我們都需去嘗試一些新的教育法，行內的老師叫這些做『大龍鳳』。如果不同意那些新的方法，但上面叫你做，你不聽話的話，到底管理層會將之定義為老師個人的專業判斷，還是老師不聽話呢？」田方澤質疑道。

教育的目標說來宏大美好，年年都有不同的新倡議，新的方向與新的口號，政府一時鼓勵學生人人都得做專題研習，一時又要「教育走出課室」，一時是多元線上學習，一時又提倡廣泛閱讀，打後幾年又是一堆正向教育、生涯規劃、STEM教育與校本教材……彷彿工廠的機器被加快加快再加快，教育反而變得四不像，學校不停順應潮流包裝不忘宣傳，凡是學校門外總掛上各式橫額與獎項，一系列的門面工夫成為了教育工作者日常作業的一部分，跟隨教改風氣而來的教育口號亦取代了深耕細作的教育經營，老師成為中間的夾心人，既要回應社會的需要、家長的意願、校長的命令、學生的權益，卻無人過問他們的工作量和心情。

早年發表「廚房論」的羅范椒芬亦在推動教改五年之後，在一次傳媒訪問中公開承認自己當年急於推行，未有先評估教師專業承受力與思維模式，最後導致教改「形成一些有形無實的東西」。

缺解僱機制 學校猶如困獸籠

陳葒其實只做了六年校長，但我們談起他都叫他陳校長。校長的身份也許會跟着他一輩子。在身為校長的那六年，他時常開完會，摺起襯衫衣袖，解開頸鈕就到球場和學生打籃球，試過好幾次，以校長身份保住表現欠佳學生免被休學。學校主張人人可教，他的夢想是入學毋須面試，以抽籤制挑選學生，「只要你來，我就可以教好你」，他當時是這樣想的。

沒做校長之後，他年年和曾共事的老師同事見面吃飯吹水。老師心底都敬佩這個有教無類的校長，該校和一般學校不同，關心學生的多元發展，會在學校辦日營，學生需要參加各種的活動，放了學還要上茶藝課、國畫課，年年都有才藝匯演，他和老師在這之前抽了個多月時間構思劇本和綵排，除了學生表演，校長和老師同樣賣力演出。除卻課擔，這間學校的老師需要面對大量的活動小組和學生發展問題，然而，他手下的老師卻大多沒有怨言。

但我必須公道地去說，不一定只有校長不好，有些老師其實也給校長很大的壓力，人有好有壞，老師也有好和不好，總不會有哪個崗位的人永遠最受苦。

「如果你問我，我會覺得上司和下屬不和諧並不光是教師這行的問題。我記得我做學生的時代，老師的確很空閒，放了學就不見了影，許多東西都是學生自己搞掂。但你問我當時有沒有人事上的問題，當然一樣會有，只是在空閒的環境中人事的壓力沒那麼重。人在清閒的時候，承受壓力的能力特別高的，你試想像都已經忙到一頭煙了，校長再加一句去挑剔你。那是很難過的，是會爆的，如果悠悠閒閒，你批評我，我還是可以試着去接受。」陳葒回憶說。後來到他自大學畢業，走進校園做老師時，老師的工作不再那樣的清閒，教育不再只是傳授知識，社會鼓勵學校給學生多些生活體驗，「但當時又相對而言，沒有現時那樣瘋狂。」

工作量才是因　人事關係點火

「其實老師的好與壞個個年代都差不多，我覺得（現在所面對的教育問題）是教育政策和社會環境。在政策而言，縮班殺校主要引致教育生態扭曲的原因，因為第一次令老師覺得，原來學校是會倒閉的，我的位是會被裁的，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就會有許多的憂慮，不自覺之間就會埋頭集中做些對招生有利的工程，一旦有這種心態，有些學校和學校之間存在競爭，這是一發不可收拾的，也是停不下來的。那趟列車永不停息，只有加速再加速。」

在體制裏教學的那幾年，他眼見不同的東西被引進來，當中涉及的大多是對教師和學校的評估，以及無數學校的增值指標，不同的措施都增加老師的工作量。「現在和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課擔是差不多的，但到了2000年馬上就多了許多額外的工作，而且有增無減，再加上縮班殺校的威脅，教育的初衷一步步不同了，政策一再襲來，當中的量是會令老師的工作去到頂點及臨界點的。那些原本我可以承受到的東西，到了這個關頭也承受不來。」他感嘆，如果這個時候再去面對人事關係，聽到上司說出難受的話，遇到不想遇見的人，心情惡劣是理所當然的。

「但我必須公道地去說，不一定只有校長不好，有些老師其實也給校長很大的壓力，人有好有壞，老師也有好和不好，總不會有哪個崗位的人永遠最受苦。」他說，幾千年來人性都是差不多的，然而當教育生態改變，便會令原本存在的人事成為最後一根稻草，「這個時候人事關係變得更重要，人和人之間更需要，在苦境中更要有意識地彼此尊重、體諒和關顧。」陳葒說道。

面對業績壓力　校長都要跑數

田方澤參加工會多年，然而，教育界是個小圈子，他說前來設訴的老師少之又少，多數會作為最後一步才去找工會，「因為老師不是那麼容易轉工的，不管你在教育界做了幾多年都好，你一轉出去就是nothing。就算你在原學校也有人事管理經驗，但外面未必認可這些為經驗。老師轉校也很難，尤其這幾年許多學校都沒有位請新老師，於是老師遇上工作問題和人事關係，只在心底難受，卻無法處理。」

學校也像一個大籠，除非你看得很開，能把過去幾年，甚至十幾年的人生看成空白，並重新投入新的行業，由零開始，否則你在籠裏必須學乖，學做一隻聽從上司命令、言聽計從的鳥。學界如商界，校長為教改彷彿成為一間學校的老闆，從領導到管理與執行、宣傳，甚至公關、籌錢，什麼都要做。

「但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權是沒有的，就是無法解僱老師。連我也解釋不到為什麼這一行沒有這個制度。當我身為校長時，面對一些不滿意的、懶的、不願工作的老師，推也推不動。那些常常請假的，對學生又沒有心的，我亦沒有辦法喚起他對教育的熱誠。假如學校勵精圖治，想推動活動但遇上老師不願接，接了只是做個樣，校長也無辦法─當校長沒這個權利時，無奈下只可以將工作加諸於其他比較有心的老師身上，那對好的老師很不公平；也有一部分校長會用不同的手段逼你走。」他說，校長用不同手段逼迫老師離開學校是教育界的職場手段，然而老師教席難找，他們縱使知道自己和學校的辦學理念不同，也會因為一時三刻找不到新的工作機會，離不開原有的工作，學校於是變成了困獸的籠子。

「校長無法炒老師，老師又走不了，大家只會逼着火星撞地球。要在教師就業保障上和校長的學校管理上取得平衡是很難的。」他說，校長權力雖大，但一樣面對「業績的壓力」，一樣需要跑數，做得不好，學校發生什麼，「第一下都是上校長身」。

2000年馬上就多了許多額外的工作，而且有增無減，再加上縮班殺校的威脅，教育的初衷一步步不同了，政策一再襲來，當中的量是會令老師的工作去到頂點及臨界點的。那些原本我可以承受到的東西，到了這個關頭也承受不來。

他回想上世紀九十年代，他在津貼中學教書，當時還未有教改，校長要做決定的事情來去都是幾件，那時又未有市場化，未有網絡，未有生存與收生問題，「你問我的話，校長今時今日愈來愈難做了，從前的校長不需要做一些沒得依從的決定，現在的校長既要面對生存的問題，又要自行決定學校的資源管理和目標，需要下決定的範圍由資源運用，一直去到老師的升遷，新一年學位要開幾多，學校的教育方針─我覺得校本管理下雖然校長的權力大了，責任也大了。」

「我提到解僱權，大前提是當大家都是正常的人，心性都是好的情況下，教師終身制會導致這樣的人事問題，但如果你說圖書館老師輕生的事件是因為校長沒有這個權利……我並不是那個意思。解僱權是兩面刃，一樣可能會令壞校長更為所欲為。」陳葒說。

投訴機制不足　「更似無心處理」

近日社會訴求改善校本管理的投訴機制，認為校管之後校長無王管，權力如土皇帝。陳葒回想當校長的幾年，不認同投訴機制不足夠，「投訴其實是能層層推進的，到最後能投訴到校董會去，再上教育局，另外還有教協，又或者是作為第四權的傳媒報界─我反而覺得目前最大的問題是，就算上到校董會，上到教育局，或辦學團體，他們的處理都差。這是執行機制的人有問題，處理的人能力和態度都不好，卻不是沒有投訴機制問題。」

田方澤亦認為目前校本管理的機制並不透明，使得校長與老師在面對投訴問題時處於不對等地位。他指出，即使老師果敢地投訴至校董會，但校長本身是校董會一員，一般情況下，雙方關係良好，校董多數會信賴校長，結果老師更沒信心投訴。目前教育局要求法團的校董會組成中，需要有不少於一名教師校董，「但教師校董坐在那邊面對這樣的情況，往往不太敢出聲」。

田方澤認為，有必要提高教師校董的地位，「其次是校董會中有部分人其實並不是教育界的人，於是他們會更選擇去相信校長，如果可以增加校董的培訓，就算是兩三日的課程也好。」他又建議政府應加強諮詢機制，促進局方和老師的溝通，另外他指出老師獨力面對投訴程序時或會卻步，建議能容許老師與其信任的人同行，與校董會見面，「同事、教師校董，甚至工會都好，如果老師可以多帶一個人去見校董，不止保障了老師，同時也保障校長，如果投訴的制度開放一點，對兩邊都是好事。」

宜給老師自由　不應吝嗇讚美

田方澤是教改推動後的老師，常聽前輩說到校本管理後的轉變，校長的實際管理權和資源分配權大了，學校實際的方針更自由，但許多業內前輩都說校長作為夥伴的角色卻淡了。

校長的角色，其實如同職場上千千萬萬的上司，既要管理又要懂得協調關係，並不容易。「在這樣高壓、令人憂鬱的環境下，其實讓老師看見你對他們的尊重和體諒，同時他的付出也被看見，就很好了─做完一件事，校長走過去，跟老師講一聲：『你做得很不錯啊，辛苦你了』，老師心情大概就會變好一點。面對困境下，你要知道這已經很難了，老師可以做到八成好已經很好。如果老師做了八成，你還看不到，問他為什麼沒有做到十成，他很難開心，在工作中也不會有成功感。」

校長至少要知自己想辦怎樣的學校，辦學的意義在哪但現在許多校長其實沒有理念只要收到生，又有老師開工，學校運作到就算但你有了理念，才能判斷，才有一個底線。

陳葒說，學校是個包容學生天馬行空、自主學習、走向日常生活的地方，同樣也應該是一個支持老師自主發揮的空間。「老師提出來的意見，校長是否願意去接納是其中一項很重要的成功感來源。但現在有許多的學校，校長說什麼就要老師跟着去做什麼，「你這樣做不行啊，你要跟我去做，變相老師永遠只是執行者，沒有自己的一套想法，這也不利於教育」。陳葒把老師視作戰友，有時是學生，他說教導學生，一味要他跟你的一套，沒有空間給他發揮，他會覺得學習是一件很沉悶的事；老師也一樣，「學校應是一個彼此尊重的環境，那樣壓力和糾紛都會減少」。

只顧例行公事　缺乏辦學理念

校長不一定要像賺人熱淚的電影中偉大無私，但既是一校之長，就需要有自己的辦學信念。陳葒說，理念很重要，有了理念，面對雜亂的社會才有準繩，知道什麼需要配合，什麼不必跟隨。

「校長至少要知自己想辦怎樣的學校，辦學的意義在哪─你需要有框架，才知自己應該做什麼。但現在許多校長其實沒有理念，校董會叫做就做，只要收到生，又有老師開工，學校運作到就算─沒有教育理念的，不知道學校的定位，可以給到什麼學生。但你有了理念，才能判斷，才有一個底線。有老師同事說想這樣變，你可以把自己的理念套過去，咦，沒有違背當中的理念─OK啊，可以去做；如果有些政府政策和學校的理念無關的，甚至是相違背的，那校長也應該知道要停車，不做。」他認為，校長時常會忘了一件事，就是老師的處境和校長是不同的，雙方的想法和需要亦有所不同。「有些校長在他的角度覺得這個老師這樣做不足，也做不夠，但其實在老師角度，他覺得自己做足了份內事。」陳葒說。

沒做校長的第九個年頭，從前共事過的老師仍會約這位前上司見面。他們在酒樓相見，十幾人像是金風玉露相逢─人人都有離別江湖時，除下名銜，其實，你我還不是暴風雨下，船上的同舟人？

教改之後，校本管理設訴機制如何改善，請看下集，或回顧老師的心底話：【老師壓力．一】做到崩潰是常事　現職老師：不要妄想學校會幫你【老師壓力．二】教育界成修羅場　教師工作瑣碎無盡頭

上文節錄自第158期《香港01》周報（2019年4月15日）《教育走上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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