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壓力．一】做到崩潰是常事　現職老師：不要妄想學校會幫你

一個開放進步的社會，談論教育制度的局限，學校的管理本應不是敏感題材。傳媒報道相關議題時，願意挺身而出接受訪問的老師往往打扮得如同被通緝的犯人，不是套着衣不稱身外套，就是戴上口罩。他們不約而同說，教育界是封閉保守的世界，站在正義角度說話，不一定得到掌聲，反而會被當成滋事份子而飯碗不保─然而，穿過重重黑影去看鏡頭背後的這些人，他們只是一班西褲熨貼、裙子過膝、白襯衣下永遠穿着內襯的普通中小學老師，願望僅是教好學生。許多人說，香港教育走上了一條不歸路，年輕生命墜落似星，老師接連不堪壓力輕生。災難永遠不止一位受害人，2004年，教改推行約四年，有指教師成為改革最大受害者。同年，香港教育學院研究及國際合作中心綜合調查發現，教師當中一萬至兩萬人患上情緒病，2,000至2,500名教師有自殺傾向，逾九成教師認為教育改革為他們帶來壓力……（此為老師壓力系列之一）

周末下午，阿凝（化名）帶我們去她家，一邊行走一邊漫無邊際地聊天。她的眼神堅定，但底下的黑眼圈卻洩露了疲態，聲音有點沙啞，原來前一天她剛帶完歷奇訓練營，玩攀岩、高空游繩，學生玩得盡興，她則一身疲憊。「年紀再大一點，我想像唔到遇上這種要吊上吊落的活動，仲能唔能夠參加。」青春都耗在教育工作上，她好像從沒停下來過。

阿凝很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中學時喜歡上文學，大學時修讀中文，畢業後投身教育前線，希望將自己對文學的熱愛傳授下一代。學院老師常言，要用愛去感化學生，又說只要教書教得好，學生就會聽書。第一年教書，她被學生侮辱，被罵「八婆」，回到屋企便喊，原來許多事不是一個愛字便能解決。學生上堂放飛自我，與老師爭奪課室的控制權，她逼迫自己學會堅強，原來教書教得好並不足夠，許多時候更要有一點手段。

八年來，每天迎着晨光出門，走出校園已是黃昏，回到家累得什麼都不想做，有時趴在梳化上睡着了，天未光起來洗個澡再出門。工作一年比一年多，兩年前的一天，她的腦袋好像失靈了，工作像跑馬燈般一直閃過，一出門只想返屋企，覺得24小時都不夠用。「我已經遊走於抑鬱的邊緣，如果再陷下去，一定會有抑鬱。」她如此說。

坐在旁邊的阿誠（化名），默默點頭。兩人都是老師，三十出頭，結婚兩年多，想過生小朋友，但有返工冇放工，「都係得個講字」，阿誠望着眼前凌亂的客廳輕嘆。家裏空間不大，桌上的書堆成小山，地上放着手袋背包和好幾袋舊物。唯一的房間也是雜物處處，床上是一片衣服海，阿凝解釋：「之前晾在客廳，但你們來，就搬入房。」就像小朋友將東西收起來當作不存在似的。房子雖亂，她強調有做基本清潔，堅持在我們來之前吸一次塵。

教學挑戰多 期望落差大

身邊有不少老師朋友，每次見面總是分享學校的奇人奇事。有些是校長難纏，叫老師「美化」樓梯底的天花板，又要求他們在幾日內籌辦展覽；有些是查簿、觀課多，每次查簿都查得極細緻，連改簿格式都要統一；有些學校為提升形象，搞海量活動，老師周末都要帶活動，放假便帶交流團，常常累得不似人形；亦有麻煩家長常常「追擊」老師，一個電話分分鐘講上一個鐘。最誇張的是，有朋友壓力大得每天返學前都會嘔，放學後全身起「風癩」，持續近半年，最後受不了辭職休息一年。許多年後他還是會提起這段經歷，說那是一間地獄學校。

「每間學校的文化、辦學理念、背景都不一樣，以致不同學校會出現不同的情況。」阿凝說。他們在入行前已知行業生態差，而新手老師面對課業、教學等挑戰，期望落差大，更是容易被觸動。她入行那年，恰逢舊學制過度至三三四之際，教師需求大，工作量也大。入職第一年，她被安排教中文、中史、普通話，中文教中一、中三、中四，中史教中二，普通話教中一、中三，牽涉七個班級，每天單是備課便要花好幾個小時。學生操行差，講粗口、丟東西、推翻枱面是常事，每天上課要花許多時間處理秩序，教學進度落後了，壓力隨之而來。「我第一年教書教得很不開心，但之後慢慢習慣了。當然也有老師被困擾得不能自拔，你想想，被學生鬧兩個星期，日日鬧你八婆，日日在你面前扔東西，你每堂課都上不了，每天都因為這些事找支援老師，你會不會崩潰？」

課外活動多　一人兼多職

一年後，她轉到另一間學校，學生秩序改善了，但課外活動極多，一人要身兼多職。她既是班主任，又是普通話組主任，訓導組副主任，更常常要帶課外活動，有時會不禁問：「究竟是一開始有這麼多崗位、要做這麼多工作，還是大家覺得你做得幾好，才讓你做那麼多呢？」能者多勞，真不公平。表面上訓導老師管理秩序、處理學生操行，但她要帶風紀隊，要安排訓練營，「這些本來是課外活動組做的，但課外活動組又會覺得他們是幫大家統籌及規劃全校的課外活動，是行政工作，實際執行要全部老師分來做。」

學校要收生嘛，又不能以成績招到學生，只能用活動吸引家長，好似好開心，又多活動又有交流團，讀書又不太差，傻啦，玩得多成績自然會差。每個人的容量都有限，又要讀書又要體驗，是不可能做到的。等同你要我教書，但又要搞好一個活動，我的時間是應該拿去搞活動還是教書？

到底一間學校可以搞多少活動？以一日計算，星期一至星期四，放學後有各類體育、音樂、朗誦訓練、補課補底班，偶有交流團接待等；逢星期五下午，許多學校都安排其他學習體驗活動，譬如做義工、搞講座、宗教分享、制服團隊練習等。「假若學校有60個老師，每兩至三個老師負責一個活動，一星期可以有30個活動，而星期五平均有10個活動同步進行。」

老師這時便化身為活動統籌員，三、四個月前開始物色機構、報價，活動開始前三個星期跟對方溝通、協調、找學生參加、出通告，更遑論同一時間不只一個活動進行。「一些友好學校、團體會突然想辦模擬考試，問可否派20個學生過來，但他們可能兩個星期前才通知你，你便要在兩個星期內找20個學生。誰去？死士喎。你可以想像，未必可以輕易搵到人。」

以海量活動營造愉快的學習氛圍，是不少中下游學校的招生手段，亦是教改後產物。全方位學習是教改其中一個重要環節，時任教育統籌局局長局長李國章於2002年曾說：「全方位學習以學生為中心，提倡讓學生在真實情境脈絡中進行學習。切身的體驗、開放的學習環境，不但增加學生的投入感，更有助學生培養一些單靠課堂學習難以掌握的知識、技能和態度，從而實現課程改革全人發展的目標。」

盲目搬理論　快樂考DSE？

全方位學習又被稱為多元化學習體驗，在教育局眼中，「坐定定」上堂不夠多元化，要加強參與及體驗，譬如教中文，不應只有死板的講書、背誦，可以透過朗誦詩詞來感受意境。「但我覺得不是每個學生都需要去體驗，他們也未必喜歡這種體驗。」她一唱，他一和：「以前是你想玩就玩，不玩就不玩，現在好像在『捽數』。」

過多的體驗，老師有負擔，學生也受苦。阿誠很記得這一幕，三個學生「被成為」合唱團成員，有一天音樂老師來找人，一個躲在柱後面，一個躲到班櫃裏面，一個躲在老師枱下，躲在枱下那個扯着他的褲腳搖頭。「講起得啖笑，但你可以想像，這樣的事無日無之，全部都是臨時拉伕，校長還說要攞獎。」

搞這麼多活動，真的為了體驗？阿凝搖搖頭，說：「學校要收生嘛，又不能以成績招到學生，只能用活動吸引家長，好似好開心，又多活動又有交流團，讀書又不太差，傻啦，玩得多成績自然會差。每個人的容量都有限，又要讀書又要體驗，是不可能做到的。等同你要我教書，但又要搞好一個活動，我的時間是應該拿去搞活動還是教書？學校搞那麼多活動，不是不好，假如你真的覺得很重要，那便減輕學生的讀書壓力，不要只為了『捽數』。」

她透露，有學校甚至誇張到將學生拿到的獎項收集起來，寄到他母校，讓校長知道原來小朋友有不錯的發展，進而鼓勵其他學生入讀這間學校。

提起東華三院，我只能說他們最近時運低，這些情況日日都發生。近期有傳媒報道，兩年走22個老師，我舊校是一年走22個，高峰期試過一年走30個，是連續幾年都這樣。兩年走22個老師，當然有問題，但這個問題大家今天才恍然大悟，好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般，那大家也真的活得太不知不覺。

恰恰亦有不少家長推崇這種學習模式，他們認為傳統學習為小朋友帶來壓力，希望學校可以多點活動，更多元化，可以讓不同的學生發揮潛能。「Happy School」（愉快學習）由此而生，成行成市。但體驗式學習可以帶來愉快學習環境的前設是，學生要喜歡這些體驗，並在自由的環境中實踐。以芬蘭為例，不設評估，學校沒有等級之分，社會不以成績高低來分流學生，老師用同一套標準去教書，學生在每間學校接受的教育都一樣。「香港有評估，如何可以愉快地考DSE？」阿誠說得更直接：「大家只是盲目地將外國理論搬過來，家長又覺得愉快學習好好，你會不會在中六時還跟學生說愉快學習就好？」

面對收生不足，除了以活動、Happy School作招徠，不少學校更選擇收非華裔學生及跨境生。菲律賓、巴勒斯坦、印度，甚至非洲裔學生都有，「試過有學生，不會中文，不會英文，我有想過要不要去學下埃塞俄比亞語。」不多，一間學校收幾個，已經足以讓老師崩潰。「大家都用中文材料，我要特別做一份英文教材，為一個人。」當跨境生、非華裔學生與本地生共冶一爐，可以想像會出現什麼亂象。「你不能期望每個老師兩文三語皆精，說着很普通的普通話和英文，課堂很難運作。我們可以預視，這個情況無限滾下去的話，老師的工作量只會不斷增加。」

家長如顧客　學校欠支援

在兩年前的婚禮上，他們提到，畢業後的這些年，好像沒有怎麼出去玩過。即使結婚後，大家依然忙碌，回到家七時多，她忙着煮飯，他則攤死在床上。「你看我們侃侃而談，是不是不太感受到壓力？」阿凝忽然問。除了那一身掩飾不了的疲憊感，確實看不出他們有多大壓力。說話有條不紊，在吐苦水的同時還能互相吐槽。她投訴他總是記不住她的日程，他則辯稱她的工作多到很難記住。「今日仲有兩疊簿要改。」她突然記起。已經下午五時了。「改得切嗎？」記者忍不住關心。「可以的。」說沒有壓力，誰信。

兩年前莫名其妙陷入低潮後，阿凝學會放下執着。她很理解為什麼有老師不堪受壓，「崩潰是很正常的」，但她不認同將責任推向校長，「我覺得造成這個局面，不能說只有校長有責任，因為校長之上有校董會，校董會照樣『捽數』，校長只是僱員。政府有責任，教育規劃太過短視。家長有責任，許多家長不太孭得起教育小朋友的責任，有些很放任，有些則很迷信，認為Happy School可以解決問題，但又不去查證那是什麼，不太了解現今的教育制度，亦不知道自己想小朋友怎樣發展，有些甚至當老師是保母，從小帶小朋友到playgroup，升到中學，也當自己是顧客，覺得這是政府的服務。教師也要自強，要理解目前的環境就是這樣，如果情緒不妥當，就要尋求幫助，不要諗住學校會幫你，沒可能的。」

阿誠更是一針見血：「提起東華三院，我只能說他們最近時運低，這些情況日日都發生。近期有傳媒報道，兩年走22個老師，我舊校是一年走22個，高峰期試過一年走30個，是連續幾年都這樣。兩年走22個老師，當然有問題，但這個問題大家今天才恍然大悟，好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般，那大家也真的活得太不知不覺。」

我們的高官很抽離地說，教改沒有問題，如果不喜歡這個遊戲，可以離開這個廚房。事實上，阿凝早幾年確實想過轉行，更為此修讀了教育心理學碩士，只是後來覺得教育心理學家主要幫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做評估，每天跑學校處理個案，接觸小朋友的機會有限，相對前線老師，影響力較小，而她始終不捨那一張張讓人又愛又恨的稚氣笑靨。

她說：「我們會繼續做下去，某程度是因為還有一點使命感，雖然現實不似《爭氣》或《五個小孩的校長》那麼戲劇性，但我們每天都接觸小朋友，他們的變化可能是十多二十年後才感受到。如果十多年後，他在某個地方生活得很好或找到他想做的事，你已經幫了很大的忙。你做老師，不要期望會見到很多賺人熱淚的故事，但若果你做好自己的角色，可以對學生的成長有很大的影響。」

上文節錄自於第158期《香港01》周報（2019年4月15日）《教育走上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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