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研究經費申請被拒 無線充電之父:那是廿年來最好的計劃
自2009/10學年起,教資會每年為大學撥備5,000萬元經常補助金,供大學發展知識轉移,因應通脹作調整後,2016至2019三年期內教資會每年會有6,250萬元撥款,因應每所大學的整體補助金及研究資助款額而定:在2017/18學年,八間資助院校分別獲得約110萬至1,588萬元撥款,大學的研究成果主要分為(一)會議論文;(二)雜誌期刊;(三)學術書籍、專題論文及章節;(四)創意及文學作品、顧問報告及個案研究;(五)專利權、許可證協議、知識產權及註冊公司,當中最後兩項與商品化有關。自2009/10學年起,研究成果總數維持在約2.5萬項,以會議論文及雜誌期刊為主,每年均佔逾六成,有關商品化的研究成果則相形見絀,每年僅約1,000項,佔不足5%,顯示香港的論文數量多,但無法成為研究應用及商品化的基礎,能切實地讓自己的科研成果落地的並不多。
【專訪】無線充電之父嘆科究經費難覓:政府制度僵化令人大跌眼鏡
無可否認,知識轉移所講求的,是將高等院校的知識轉化成在社會可用的技術、專業知識及技能,從而為經濟及民生帶來益處。因此知識轉移本應包括各式各樣的活動,並不亞於將研究成果商品化。本港大學各有角色、宗旨與長短,沒有單一的知識轉移模式適用於所有大學。但如前文所提,香港的科研力量集中在大學,因此大學研究成果如何轉化為商品,將成為本地創科發展的關鍵。面對着本地知識轉移、研究成果商品化乏力的困局,香港大學電機電子工程系講座教授許樹源認為,除了政府沒有政策採用本地科研發展產品外,關鍵更是離不開錢。「香港雖有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但不是給普通市民,你根本沒錢打官司。」他萬般無奈道出事實,即使是院校名下的公司也無一倖免。
他憶述,多年前學校附屬公司與一所上市公司簽約,授權他們採用大學的技術,但後來上市公司說產品與大學並無關係,那時大家才如夢初醒,大學不會用教資會的經費打官司,需要私人股東自行籌錢,「蘋果可以告三星侵權,律師費要『億億聲』,他們有資源打官司。附屬公司有漏洞在於,香港的大學根本沒有資源打官司,大學高層也不會有此決心,贏了他們沒好處,但輸了便要負責。」對研究者而言,一切成果也得來不易,「但大學(附屬)公司只有upside(好處)沒有downside(壞處),有什麼事也不會出來保護你的知識產權。」
鄧蘊美的初創公司ConvenientPower向城大購得無線充電技術授權,令許樹源的無線充電技術不再停留在實驗室。那麼成立公司、與商業世界盡早接軌,是否代表科研可加快落地?許樹源不假思索地說未必,他觀察到在香港,一所公司成功與否,「天時、地利、人和」說來老土,卻千真萬確:「我們有好的產品,也要有好的市場。有時本地即使試驗結果良好,但政府仍不敢使用小公司的技術。」他解釋,若公司的技術及財政出現問題,政府便難以繼續採用,不少官員寧願找大機構,有事便由他們負責。
為支持及推動香港的學術研究,政府於2009年撥款180億元成立基金,其中40億元研究基金的投資收入用於資助研資局的「主題研究計劃」,包含「促進健康」、「建設可持續發展的環境」、「加強香港作為地區及國際商業中心的策略地位」及「促進對香港起重要作用的新興研究及創新項目」四個主題,讓各院校進行較長期、在策略上有利於香港的發展主題研究。每個項目為期五年,資助金額上限為7,500萬元,平均每年資助五個計劃。
他今年再次申請「主題研究計劃」,卻未能再下一城。他語帶失落地說:「這是我在港20年來最好的計劃書,可將無線充電技術推到更新的境界,我相信可在海外拿接近一億元或以上經費,但香港(的制度)限制我們不能申請那麼大筆錢,但教資會投放的錢有限。」
做科研最重要是人及創意 沒有意念便什麼也試不到 並非靠一個建築、請一群人回來壯大架構
許樹源發現,今年有兩個項目與健康醫療有關,「我明白,如果要選擇,我一定會支持一個可以治療癌症、與切身(健康)有關項目,但變相非醫療項目的機會變少。」記者翻查研資局網站,自2011年推出「主題研究計劃」迄今已踏入第八輪,每輪最少有兩個醫療項目入選,佔全部項目近半。許樹源強調並非質疑委員會的決定,歸根究柢是本港推動科研的資金微不足道,僧多粥少,「如每年由五個(名額)變成十個,我們便有機會做想做的事。」
雖然項目質素不能單以成功申請經費與否,以及金額多寡去定斷,但與其他相似經濟體相比,政府研究撥款不足是不爭的事實,獲資助單位眾多,以致好項目未能申請或資助不足的批評也不絕於耳。他批評,港府未善用庫房盈餘及利用大學國際化優勢,提供更好的大學環境,使香港成為教育樞紐(education hub)。他曾就無線充電技術項目申請經費,僅獲約50萬元,但韓國卻數以億元計,笑言常被外國同事取笑:「外國資金大到一個地步,令技術變成國際標準水平。將基本研究到應用研究的距離縮窄,工業界可很快投放資金,變成產品或技術,但50萬元可做什麼?」
政府於去年《施政報告》提出增撥研究資源為八大重點之一,並提出數項措施,包括為大學研究基金預留不少於100億元,惟教資會專責小組於7月方完成中期諮詢工作,距離完成檢討、資金到位仍遙不可及。他慨嘆,政府倚賴金融及賣地,「香港是城市政府的心態,中央政府要求香港做科研,但沒有政策配合。你撥那麼多錢做科學園、做建築,但做科研最重要是人及創意,沒有意念便什麼也試不到,並非靠一個建築、請一群人回來壯大架構。」
現時許樹源在英國倫敦帝國學院擔任講座教授,今個暑假在香港及倫敦兩地兼顧教學及研究。歲月催人,不少教授受退休年齡拘囿,許樹源也不例外,他明言不會坐以待斃,為了盡早開展研究,會選擇將項目概念轉移與海外大學合作,讓他們為項目申請經費。「我還有七年便退休,不會等教資會給錢,也不能沒錢便坐着乾等,只可將項目轉移出去,外國研究員與香港團隊也有份參與。若與外國研究員合作,換來知識產權外移,這是因為我們沒錢。」如果能解決政治官員及初創企業之間的矛盾,香港的科研成就絕不亞於此,「但這個結很難解開。」他無奈地說。
上文節錄自第130期《香港01》周報(2018年9月17日)《本地經費難覓 研究難以容身 無線充電之父:科研最重要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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