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撥款．五】排名戰贏了數字輸掉靈魂 大學價值由誰定義？
在香港這小小的彈丸之地，有數間大學名聲在外，更不乏有院校在世界大學排名的榜單上躋身前列。大學力爭上游、追求卓越的動機誠可理解，但風光背後，大學跟着排名機構所定下的遊戲規則走，能如實反映大學的價值，還是潛移默化下自我迷失而不自知？大學排名備受追捧早非新鮮事，公布排名的機構愈來愈多，全球大學排名、最新亞太大學排名、年輕大學排名等名目五花八門。現時最為港人熟悉的兩個大學排名分別為「QS世界大學排名 （Quacquarelli Symond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及「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但當中不少排名準則及計算方法仍有待商榷。
一. 研究凌駕教學？
英國的大學排名機構Quacquarelli Symonds（QS）統計各院校不同方面的表現，包括學術聲譽、師生比例、院系論文引述量、僱主聲譽、國際生比例和院系國際化比例；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THE）則分教學、研究、論文引述數、國際化及產學合作，其中三個範疇再分為11個細項指標。兩項排名與研究表現相關的計分比重皆高達六成，側重的學術聲譽及論文引用數均與研究掛鈎；另一邊廂，QS只得師生比例（20%）與教學有關，而THE則分配30%比重予教學。換言之，排名只能反映研究水平，而非教育質素。大學力爭排名，加上角逐研究撥款的競爭日趨激烈，院校在多個因素驅使下，自然更着重研究，變相鼓吹重研究而輕教學的風氣。
二. 數據可靠嗎？
去年，香港城市大學首次打入「QS世界大學排名」的50大，而在「QS亞洲大學排名」中，更以第8名的成績超越排名第10的中文大學。然而，城大隨後捲入院校師生比例「篤數」風波，有傳媒報道指城大可能取巧地向QS「虛報」學生人數，校方雖對此予以否認，孰是孰非暫無下文，但事件多少反映由院校呈報資料的弊病。
此外，QS及THE會採用問卷收集數據，QS在「學術互評」及「僱主評價」分別由逾八萬名學者及逾三萬名僱主作出評價，兩者共佔50%；而THE也有分別就「教學品質聲譽」（15%）及「學術研究聲望」（18%）此細分指標發出調查，此兩項共佔整體的33%。密歇根州前首席大法官Thomas Brennan曾經邀請約100名律師填寫問卷，在密歇根州的大學中選出最佳10所法律學院。讓人摸不着頭腦的是，當時尚未成立法學院、但卻素有名氣的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也榜上有名。這無疑說明「聲譽」總離不開偏見與印象。香港教育大學項目主任梁亦華認為，大眾並非全知全能，院校聲譽往往令社會對院校賦予錯誤的市場價值。
上述兩個排名榜的指標涵蓋範疇極廣，機構本沒有就採用指標的準則及相應比重提供明確解釋，以數個指標為大學分高低，必然出現諸多漏洞，以致教育界一直對大學排名的評審方法和細節等有所非議，而若評審利用問卷搜集數據的比例佔多數，只會令本身流於主觀的評分選項更為主觀。那究竟是聲譽推動排名，還是排名提升聲譽？
三. 引用愈多愈好？
引用愈多，學術成就愈高，這看似順理成章，但素來關注大學教育及排名議題的梁亦華對此非常懷疑。他舉例說，論文被廣泛引用，或許基於它所涉內容最為廣泛，或是代表一個典型錯誤，故被人頻繁批評，如目前被引用次數最多的論文是美國生物化學家Oliver H. Lowry的《如何以福林酚試劑測量蛋白質（Protein measurement with the Folin phenol reagent）》，該論文共被引用逾30萬次，當中只描述溶液蛋白的測試方法；反觀歷屆諾貝爾獎得主的研究論文，其引用次數皆在十名以外。換言之，引用頻繁與否，不一定反映其影響力，遑論將其與學術成就等同，因此，排名以引用次數為依據難以令人信服。
排名至上，誰之過？
自2012年起，QS提供收費的星級評核服務，讓院校可花錢獲得一至超五星的評級機會，本港城大及浸大均有參與。據《蘋果日報》報道，相關服務約需4.1萬美元（約32萬港元），服務時間為期三年， 內容包括審核服務及於網頁搜尋界面增設「QS星級檔案」。在許多人看來，評級只是一盤生意，而院校卻願意將評審學術成就及定義何謂卓越教育的責任拱手相讓予牟利的商業機構，讓對方予取予攜，陷入商業操作的漩渦。
大學排名無法全面反映一所大學的實力，何以大學仍執意追隨排名呢？梁亦華認為大學排名是「資訊捷徑」之一，能為決策者提供依據，而不需蒐集大量資訊。大學排名機構為大家省卻麻煩，將所有東西量化成最一目了然的數字，藉以提供比較依據。若然為子女挑選大學的家長未能評核及理解每所大學的表現，排名便成了直接易用的輔助工具，變相主宰收生表現，令大學不得不正視。
2010年12月，教資會發表《展望香港高等教育體系》報告，一邊點出排名計算方法及理解的種種問題：例如大學國際化流於計算人數，公眾普遍重視教學質素與排名榜偏重研究表現的院校質素存在矛盾等等，一邊寫道：「過去十年，各種國際大學評級的出現，令世界各地的學者和政府意識到各大學間的相對表現。這些排名的依據或有爭議，但它們已是一個公認的事實」。
報告又指「排名一旦下跌，會有嚴重後果，包括失去獲本地、地區和企業支持；招攬優秀教學人員和學生的能力下降；以及失去與優質院校合作的機會等」，鼓勵大學既要提供優質教育，同時發揮組織能力及決斷力，以適應教育界的激烈競爭。由此可見，教資會明白排名有不足之處，但更關心排名下跌的後果。
沉迷排名遊戲 教職員感壓力
大學獲得撥款及捐款的多寡很大程度取決於大學研究表現，排名的高低也與大學的研究質素捐款掛鈎，甚至大學高層的個人表現評核也可能取決於撥款、捐款及排名。層層推進下，排名在院校間變得舉足輕重，大學力谷排名一舉數得，研究表現成為瓜分資源、評核個人表現及升遷的主要指標，人人各取所需，當中的既得利益者自然會維護排名的合理性。但教資會貴為分配大學資源的機構，明知漏洞處處，卻肯定排名的存在，這是否監督大學發展的機構應有之義呢？
一百所大學，會有一百種不同的面貌，他們有別於一般商品，不應用單一數字去評定質素，偏偏這些綜合性排名卻將大學最難以評鑑、但舉足輕重的教育理念及特色視而不見，反成為主導大學發展方向的金剛圈。一旦院校沉溺於追逐排名，盡力迎合排名各項指標，如盲目催谷論文出版量及引用量，變相讓排名左右大學運作，亦對教職員構成壓力。
儘管問題叢生，梁亦華認為大學排名這種「必要之惡」或需要存在。對某些人而言，排名確實有參考價值，但大學教育的成敗，豈能僅靠一排枯燥的數字判定？大學理應深思，為何自身的教育使命及表現敵不過冰冷的排名。與其本末倒置地用錢堆砌虛名，還不如做好本分，成為一所擁有靈魂的大學。
上文節錄自第129期《香港01》周報（2018年9月17日）《大學排名贏了數字 輸掉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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