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撥款．三】財政削減 學院政策研究苟延殘喘
香港不少大學設有政策研究中心，定期就不同政策進行研究及民調，提高公眾對政策的認識及政府對民意的理解。當本地議題被大學邊緣化，有學者趕忙面向國際，投身追趕排名的遊戲，也有學者不甘囿於象牙塔內，即使利用大學資源進行本地政策研究的空間日漸萎縮，仍盡力往塔外鋪路，豐富公共政策討論。約三個多月前，成立近廿載、專注於政策社會研究的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研究中心」）突然傳出停止運作的消息，「我們會照舊出版研究，但你看到外面那個民調中心，我們不會再接工作去做了！」理大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鍾劍華指着房外的電腦輔助調查組，簡單交代了中心的狀態。
成立於1999年的研究中心隸屬應用社會科學系，中心期望借助研究社會政策，增進公眾對社會政策問題的認識，並期望改善兒童、家庭與弱勢群體的權益，因此中心在過去十多年活動頻密，除了進行民調外，也充當着學院連接民間的平台，舉行政策討論及研討會，供政府部門、相關持份者及團體討論政策議題。可惜，礙於資源難以再維持職員編制，中心不再提供民調服務。
「政策指明中心要自負盈虧，這是很困難的。」鍾劍華說，以往每項目收費的三成交予學院，餘下七成用作項目營運開支如兼職員工薪酬，學院提供財政支援以付全職員工薪酬，但現在政策有變，中心營運變得舉步維艱，「我們接一個項目回來，需要被學院抽佣，而全職同事工資也隨着年資增加，你現在要我們把他們的工資也賺回來，那便很大件事。因此很難營運，所以便決定不再做，因為賺不到錢。」
研究中心會為政府、私人機構、民間團體及非政府組織承辦調查研究計劃，每年項目有10個至60多個不等，曾有一段時間每星期都需進行調查。研究中心通常會向政府及私人企業收費，以收回成本及賺取少許盈利，再用盈利津貼缺乏資源的基層團體，「研究中心不是一盤生意而是一種社會服務，所以說要完全收回成本基本沒什麼可能。」他補充說。
在高峰時期，研究中心有約15名員工，包括研究員、統計師、文員及研究助理等等，並由他們帶領百多個兼職訪問員。自負盈虧政策一出，中心只好選擇約滿不續約，職員數目逐年下降，由前年的七名跌至去年的五名。來到今年，中心僅剩鍾劍華及兩名研究助理。「如果日後成功接洽項目，而資源能夠負擔，那兩位同事便可以續約，但現在已很難有大規模的項目了！」鍾劍華慨嘆，中心最後一次的民調在6月中進行，當時已全部起用義工來調查市民對退休保障的看法。
當盈餘本是奢談，加上學院的支持變少，結果便是職員數目大為減少，而沒有人手自然什麼也做不來。鍾劍華舉例說，研究中心過去舉行了五屆的暑期民調工作坊，很受學生歡迎，但今年礙於人手資源，已無以為繼。
研究中心不是一盤生意而是一種社會服務，所以說要完全收回成本基本沒什麼可能。
休眠的中心，被遺忘的使命？
鍾劍華2008年加入中心，2011年成為中心主任，在中心工作了十個年頭，中心的轉變令他感受至深。他說，往日部門打算透過研究中心與社區及專業接軌：「我們一方面教書、訓練社工及社會政策分析員，同時接觸社會福利界及基層團體提供服務，這既可從他們手上取得業內最新資訊，學院與社區也有聯繫，這是中心開辦的使命。」
可是時移世易，近年來鍾劍華在中心有另一種體會：「過去我們想做的，是如何與社區建立平台和渠道，討論社會議題，當時學院及部門高層給我們的訊息是：不要緊，你們可以做，就算部門要補貼也是值得的；但近幾年開始說要自負盈虧，不相關的你不要做了、與基層團體接觸要小心點云云，我認為這些都是政治在後面作祟。」
中心不獲重視，除了資源，還有政治。鍾劍華懷疑，中心面臨今天的窘境，或多或少是2014年雨傘運動後政治氣氛的轉變所致。撇除金錢支援，一些基本支援也買少見少，要與團體合辦活動都要經過重重關卡。他回憶說，數年前與一些沒資源、沒地方的「蚊型團體」舉行活動，向大學借用房間易如反掌；但近年申請卻要由大學高層批准，「從前我們想做活動如研討會，只要掛名、跟足一些基本規矩、通知大學等等，是很容易的事；但現在會說教學工作與研究課題並不相關、（預先）時間太短⋯⋯有許多理由不批准。」他不無氣餒地說，近日也曾申請失敗，只好與團體到酒樓開會，這些說不出口的鬱結還有很多。他坦言自己沒有證據，但客觀效果是中心與公民社會接觸以及政策研究的空間日漸收窄，「（大學）未必需要告訴你不要做，但沒資源沒人手，好多事也做不到，這是很直接的後果。」
站在前途前，公共知識份子的掙扎
平情而論，研究中心僅是院校的政策研究平台，進入休眠不代表香港的政策研究從此停滯不前，但現今不少教研人員受學術政策掣肘，難以踏出象牙塔半步。近年來，本港高等教育院校採用「3＋3」的制度去聘請助理教授或以上職級，合約期僅得三年，並只可續約一次，除非期間成功通過評審取得終身合約，否則需另謀高就。
「這是很可怕的，那他們的焦點怎會放在教學上？教書盡量得過且過，有些（教授）即使很有心，也要為自己前途着想。」鍾劍華續指，舊制的一輩不需受新遊戲規則拘泥，以他自己為例，他不用每年續約，可參與社會組織的工作，與非政府組織或基層團體保持接觸，成為一名公共知識份子；但新簽約的教授卻不得不將教學放在較次要的位置，遑論投身公民社會，他對此很體諒：「政治氣氛緊張，他們那麼多聲氣，怎知道會否不能續約？加上他們幾年便要做出成績來，如文章要在A級期刊刊登及取得重要的研究資助，客觀環境令新同事將教學放在較次要的位置。」
當學術成為市場
更甚的是在追趕國際化的風氣底下，大學面向國際似乎已成一致共識，與香港議題相關的研究及討論空間似乎也注定萎縮，「第一，如果你的研究要登上國際期刊，肯定不是中文而是英文；第二，世界很現實，你在香港寫本地議題，但九七年後國際社會對香港本地事務其實無甚興趣。」鍾劍華坦言，假如學術是一個市場，市場焦點一早已由大中華地區取而代之，香港並不受關注。「若你只談香港強積金、領匯（現稱「領展」），這很難引起關注，也拿不到資助。這是一個客觀現實，如果你是新加入（教育學術界），要面對『3＋3』這個評核，你是沒得選擇的，除非你不做吧！」本土政策研究與放眼世界原本並不衝突，但礙於排名及資助，不少有利本港的政策研究在大學不被重視。他覺得，大學高層以單一標準去看待大學所有工作本屬錯誤，管理主義不但抹殺許多可能，還降低大學的多元性。
民間智庫，無牙老虎的政策研究？
2005年，中央政策組（現改組為政策創新與統籌處）每年獲增撥2,000萬元推動高等院校的公共政策研究，推出「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2008/09年度再推出「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以鼓勵研究人員進行年期較長及特定議題的研究項目，除此之外，專門研究公共政策的政府資助計劃寥寥無幾，而且與其他範疇如科研、工程相比，所投放的資源明顯微不足道。
院校以外，本地充斥更多的是各式各樣的民間智庫。近年來，每兩、三個月便有智庫發表研究報告，涵蓋土地供應、人力資源和醫療等各個範疇，但他們能填補社會政策研究的空白嗎？鍾劍華分析，民間智庫方興未艾，但不少資源充足的智庫均有較重的建制色彩，研究報告也有很重的「官味」，「有多大程度影響政府的決策？我看不到，好多時是在和應政府的說法，政府說要公私合營，便出一份講公私合營，政府說置業主導，便出報告寫多方支援首次置業家庭，基本上是回應政府已有的政策，說明政府的意念。你說政府政策有否受到影響？說不定是政府政策反過來影響他們的研究。」
智庫若為官方政策塗脂抹粉，固然有違研究初衷，但最令鍾劍華看不過眼的，是政府對研究結果充耳不聞，當土地大辯論如火如荼，不少智庫紛紛推出與土地供應及置業相關的報告，鍾劍華認為有些政策研究倡議（例如改變居屋定價方式）是有討論及考慮空間的，但卻絲毫得不到政府的重視及回應。
象牙塔內外的研究力量
專注研究社會政策及比較社會政策的鍾劍華，經常以「理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的身份在各媒體評論時政，但他的另一身份是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因此除了應付研究中心的工作，還需埋首教學，「我的名銜是助理教授，我的正職是教書，中心主任才是兼職，有人還形容我做義工。」他憶述，從前出任研究主任，部門會計算時數，在其他方面減輕工作量，即使微不足道但總比一無所有的好，但今天已隻字不提。
縱然辛苦，鍾劍華仍相信政策研究的力量。在他眼中，研究可以令大眾掌握事實及資料，並知會公眾及政府，甚至令自己有倡議的依據。他慨嘆：「曲高和寡、在象牙塔做了無人知、在國際期刊刊登卻只有廿多個人看過，這不是最有價值的研究，最有價值的是一些能知會公眾、對社會有參考意義的研究，這才會有意思。這都是我個人的看法，但現實剛好相反。」
身為研究者不能總是埋首於故紙堆裏做研究，普羅大眾被複雜、難以獲得的數據資料擋在門外，研究者嘗試將它們化繁為簡，知會市民、服務社區及影響政府政策，這些統統都是鍾劍華想做的事。在政策研究這條路上走數十年，路愈走愈窄，他這樣總結自己堅持走下去的原因：「愈來愈少人這樣做，或氣氛令人難以去做，但總要有人做的。大家各自找空間，做得幾多做幾多，就算沒有即時影響，但我們留下一些種子，讓大家有多一種依據理解政策。民意調查這類工作的意義就在這裏。」隨着研究中心電腦輔助調查組的大門關上，資源也日見緊絀，研究中心會很快在公眾眼前消失嗎？「都有可能㗎！但等我退休先啦！」他笑着說。
上文節錄自第129期《香港01》周報（2018年9月17日）《財政削減 學院政策研究苟延殘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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