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規三部曲】上海釘子戶維權15年 城市發展為誰服務？
上海市區的石庫門老社區愈來愈少，靜安區的東斯文里算是少有的「標本」。儘管官方近年規劃思維從大拆大建轉向微更新，但在東斯文里，還是充斥着老建築遭到暴力拆除的痕迹，以及居民的憤怒與不捨。
曾包容2,700戶人家生活的東斯文里，現僅剩20戶左右。他們的堅持與城市的雄心壯志格格不入，他們希冀得到「公平與公正」的對待。72歲的吳祥志是其中之一。
吳祥志連續上訪已經15年了，為戶口，為動遷（因原建築拆除調遷）的安置房。他有半頭白髮和厚重的眼袋，因為思慮過多，常常凌晨三四點才能入眠。石庫門房子的年紀比他還大，裏面充斥着腐爛的氣味，油漬沾滿牆面，灰塵堆積在木板縫隙裏，踩在木樓梯會聽到吱吱呀呀的聲響。一到深夜，蟑螂和老鼠肆意橫行，在吳祥志的床邊「開會」。但他立定決心，為了維權，要在這個房子裏度晚年。
知青回城竟成異鄉人
吳祥志自稱為「被蒙蔽的一代」，16歲響應號召遠赴新疆，將自己奉獻給國家，不料返城後家裏的房子被充公了，政府不承認「關係」、不讓辦戶口。土生土長的上海人，莫名其妙淪為異鄉人。「新疆知青」成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烙印。1963年至1966年，10萬上海青年組成新疆生產建設兵團。1963年9月，初中畢業的吳祥志加入知青隊伍，成為兵團一員，在1968至1980年期間，中國約有1,700萬人參與這場「上山下鄉」運動。大規模的人口移動，改變的不只是一代人的生活軌迹，他們及其後代的教育、工作、人生，亦深受影響。
運動結束後，大家歸心似箭。吳祥志說：「我們的根在上海，我們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在上海。」他沒想到，回到上海，由新疆發放的糧油關係、戶籍證明、勞資調動等，上海政府一概不承認。在中國，「戶籍」與「關係」是人們在不同城市遷移中的通行證，亦是官方管控人口流動最為便捷的手段。不被承認，無法落戶，落葉無根。
作家葉辛在《我經歷的知青回城》中寫道：「雖然國家有了明確的政策，但知青回上海很不容易。1978年、1979年上海最緊張的是什麼？就是住房，如果你把戶口遷回來，走進這個家庭，你就有幾平方米的權利。知青回來就免不了和家庭其他成員產生利益衝突……當時法院經常有這樣的案子，當知青的孩子要回上海，叔叔不讓上戶口，父母怎樣協調都不行，必須寫保證書——長大之後不要房子，才讓戶口進來。」這種經歷切切實實地發生在「吳祥志們」身上。
上海知青曾在人民廣場發起抗議，但收效甚微。政府向他們的父母兄妹施壓，阻止他們上班，以此來勸退。返城一年多後落戶無望，吳祥志只好回到新疆，拿起農具種水稻和棉花。受影響的還有孩子，「剛開始孩子可以在上海學校上學，後來就不可以了，沒有戶口的孩子不能留在上海上學。」後來根據政策，上海知青每個家庭能有一個孩子回到上海。1994年，吳祥志的兒子高中畢業，回到故鄉。
堅持留在上海的「黑戶」知青不斷抗議，終在1990年代迎來轉機，政府允許給上海知青報戶口，並每月發放369元（人民幣，下同）。「這是當時的最低工資。」吳祥志說，「但你要寫保證，不讓政府給你安排房子和工作。」「369政策」在上海知青抗爭路上豎起一個里程碑，但對他們的生活而言微不足道。
上訪路上遭百般攔阻
吳祥志十幾年來的生活，為戶口維權，為動遷奔波。「我們新疆知青上訪十幾年了，我們70多歲了。尤其最近幾年，同事戰友走了不少。對我們來說，時間不會給我們留很多。現在大家都妥協了，抱團取暖，你有事情，大家都幫你；我有事情，大家都幫我。」十幾年的上訪路，吳祥志見慣官方對他的百般攔阻。今年兩會，上海知青計劃到北京上訪，街道辦事處（行政區）就在他家對面的樓裏安放監控設備。為了反監視，吳祥志習慣在窗邊掛上布簾，不分晝夜。兩會期間，吳祥志買了3月3日下午6時的火車票。下午1時，他從家裏出發，派出所的車緊隨其後，在站台把他截住，直到列車駛出才放走他。由於火車票實名制，官方很容易發現知青們的行蹤，結果這次大部分新疆知青都沒走成。唯一一個離開上海的人，回到上海後被關到崇明島一個星期，官方後來賠償了微薄的精神損失費。
吳祥志對上訪地點、應對措施瞭如指掌。他能迅速準確說出靜安區人民政府的具體地址，還知道如何對付「黑衣人士」。「黑衣人士」是平常站在區政府外面的保安。吳祥志將這種手段稱為「老百姓鬥老百姓」，「那些保安也是普通老百姓，他們好像解放軍的附庸軍人。需要追究責任了，就說他們是臨時工，踢掉，實際上是換另一個地方。」一群老人上訪也捱過打，但兵團出身的知青講謀略，「儘管我們是70多歲的老人，但年輕時是新疆軍團，我們經過嚴格訓練，所以對這套很了解。我們年紀大，就兩三個人對你們一個人。」吳祥志講起如何對抗武力，頗為得意，但又輕嘆道，「現在（上訪）去得少了，經不起他們弄。」
戶口牽制了吳祥志和妻子一生，他們也認命了，更重要的是子孫的戶口。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上海還處在大拆大建時期，戶口直接影響到動遷分房的利益，吳祥志的弟弟因為分房的利益將其拒之門外。吳祥志因為代替哥哥成為知青，兄嫂才勉強同意落戶在他們家。吳祥志的妻子一向寡言，談起兄嫂情緒便激動起來，連說了幾句「他哥嫂也不是什麼好人」。為了省錢，在刺骨的冬天，吳祥志兄嫂讓他兒子用冷水洗澡，吳祥志妻子心疼地說道。
城建斷送「石庫門」社區
六年前，東斯文里開始動遷，吳祥志的兒子雖有戶口，卻從兄嫂那裏拿不到應有的一份拆遷補償。吳祥志和妻子決定從兒子在浦東租的房子搬到石庫門房子生活，自己來爭取兒孫的利益。「十年前靜安區區政府說給我一套房子，當時我們家兄弟姐妹都不讓我報戶口，因為這會侵犯他們的利益，我想可能也就一室一廳了，給我們夫妻。因為我哥哥嫂嫂不給我兒子孫子安置，所以我必須把他們考慮進去。」
斯文里位於蘇州河旁，由大田路分割成東斯文里和西斯文里。1992年，浦東進入建設年代，浦西這邊的「存量更新」也帶來了大拆大建。斯文里被拆遷改造成商業住宅，如今西斯文里已煥然一新，站在大田路上，幾乎感受不出另一側的石庫門氣息。從高空俯瞰，東斯文里的石庫門社區十分醒目，成片紅瓦屋頂彷彿在訴說老上海的故事，然而走近一看，已然十室九空。
東斯文里在動遷前原有約2,700戶人家，388棟石庫門住宅，是上海最大的舊式里弄之一。2012年，靜安區將該地塊列入當年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中。同年6月，東斯文里達到85%住戶簽約的條件，開始動遷，2013年5月，已經有逾一半居民搬離。時至今日，僅剩約20戶人家。
吳祥志帶我們走入這個上海最早的石庫門片區，一路蕭索，偶爾有人經過，行色匆匆。突然一面鮮紅的國旗闖入視線，在一片灰色的空間裏格外突兀。「那戶人家還沒搬。」吳祥志說道。走着走着，一轉角突然多了些日常生活的煙火氣。房子的灰牆也不再只是傷痕，牆上貼滿告示，寫滿密密麻麻的文字。那時，兩戶人家正在做飯，幾個居民坐在狹小的過道聊天。聽到吳祥志介紹當地的情況，幾個人都忍不住插話，「他們（政府人員）都是違法的！」
說到底，就是利益，與民爭利。
違法，是釘子戶們對政府行為的最大不滿。他們在牆上貼上證據——「這是烈士，按照政策應該照顧他們，現在政府就沒收（房子），不認帳。」其中一戶人家牆上貼着上海市烈士英名錄和烈士證明。烈士證明旁邊，還有東斯文里被評為靜安區文物保護的報道和2016年的行政訴訟狀。
年輕的上海人或「新上海人」中，很少住過石庫門房子，石庫門生活成為老一輩上海人的記憶。外界對石庫門的評價往往流於環境惡劣、生活不便等，但對老上海人而言，石庫門的生活不可取代。動遷意味着離開他們成長與生活的地方，意味着遷往郊區，意味着晚年生活無法得到保障。東斯文里已經簽約動遷的居民，不少去了松江和青浦，這兩個地方遠離上海市中心，開車需要一小時。吳祥志不願搬到遠郊，那裏醫療、教育條件均不如市中心。他希望搬遷到三林，那裏離兒子近一些，在餘下的年月接送孫子往返學校。
釘子戶：要的是公平公正
一說起動遷，釘子戶張菊紅也激動起來，「我不想搬！這裏多好啊，長安醫院、靜安中心醫院、華山醫院……什麼都有。」相比郊區，還留在東斯文里的老人更看重市區令人安心的醫療條件。過往政府往往先建樓和搬人，再搬遷具有功能性的公共服務，這幾年不少醫院的分院才逐漸往市中心外遷移。
老上海人都離開市區中心了，「沒辦法，是政策啊。」吳祥志的妻子語氣平淡地道。「我在市區的房子給政府了，拿的是遠郊的房子。」吳祥志說，「說到底，就是利益，與民爭利。」市區要做存量更新，老百姓成了政府與地產商交易的犧牲品；郊區要做增開發展，他們在規劃未到位時，就成了發展的開荒牛。
為了維護個人權益，東斯文里的居民嘗試走上司法維權之路，但道阻且長。60歲的釘子戶倪偉明曾於2016年將靜安區政府告上法院，指對房屋的估值不能反映市場價值，以及補償的安置房源不符合法律規定。「我的訴求，就是要他（政府）公平公正，」倪偉明直截了當說道。
根據倪偉明提供的再審判決書，2012年動遷時，東斯文里的地段估價約為每平方米2.9萬元。靜安區作為上海核心城區，有多個地標商業區，地價今非昔比。從東斯文里出發，約1.3公里可抵達人民廣場，約1公里便是南京西路商圈，興業太古匯的寫字樓，每平方米價格逾5萬元人民幣。以住宅而言，距離東斯文里僅600米的國際麗都城，每平方米價格已逾10萬元。無論是商用、辦公抑或住宅，靜安區的升值潛力都不容小覷。「我到最高法院，說這裏是文物，不能徵收，判決隻字不提，只談徵收補償。這裏（每平方米估值）29,200元，去哪裏有，這不是搶嗎？」倪偉明憤然說道，「老百姓現在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
老百姓輸掉是正常的，贏了才不正常。
高企的樓價，微薄的賠償，基本撲滅了續住原區的盼望。對釘子戶而言，自然不能接受動遷賠償的價格及搬離市區，更別提在2009年《關於進一步推進本市舊區改造工作的若干意見》中，關於「推進歷史文化風貌區整治」寫明，應「在有效保護歷史建築風貌的同時，努力改善居民的居住條件。」
從城市擴張走向存量更新，土地始終是城市發展最大的政治砝碼。普通市民，手無寸鐵的人，卻要站在利益博弈的前線。在倪偉明看來，「老百姓輸掉是正常的，贏了才不正常。」司法維權之路走不通，日常生活也受到干擾。幾戶釘子戶居民都提到「洪智」公司，其業務不僅包括維穩、看管維權人士，還涉及管理道路和小區門崗等。居民劉整表示，2016年8月，洪智公司和警察在沒有任何法律手續的情況下，將他帶往郊區關押。2017年《靜安區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十三五」規劃》強調，解決住房訴求，要「堅持用群眾工作的方法」，同時「樹立『管理的是房子，服務的是群眾，必須以人為本』的理念」。「法治是治理的治，但他跟你就是『刀』（指法制）治。」劉整說，「現在的問題是上面說得挺好，下面全瞎搞，現實的名聲、文物啊，已經變性了，以前徵收就沒有合法性。」
徵地過程 居民曾遭侵犯
2013年，政府以商業性土地開發的名義徵收陳倜家的土地，他指靜安區政府於2013年11月4日作出《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政府房屋徵收決定》前，還未發布《徵收決定公告》，更未向被徵收居民傳達徵收公告。在這幾年捍衛權利的過程中，陳倜曾遭暴力侵犯。就在2017年12月14日，他陪家人外出看病，回家後發現大門被封，自己被不明身份人士帶到動遷組關押。等他們回到家中一看，已經面目全非。這還不是第一次，在2017年10月10日晚，陳倜也曾被帶往崇明區拘禁和毆打。
不僅陳倜一家，張菊紅帶我們去看離她家不遠處的強遷房，那是在今年春節期間發生的事。張菊紅回憶，「當時直接把裏面的人給拉出去，從三樓敲到一樓。」趕走人，毀了房，在門上釘上鐵條，三口之家便無家可歸了。
對於吳祥志而言，痛苦更多來自於對子女的虧欠。知青的身份，加上犧牲底層人民的城市發展藍圖，致使他的子孫難以擁有原本該有的生活。「我們新疆知青，獻了青春獻終身。我們16歲起，到60歲回來，貢獻在祖國邊疆，還不算。獻了終身還坑子孫，所以，我無論如何要把房子爭取來，減輕他們的負擔。不然我死了以後，眼睛都閉不上，」吳祥志的語速慢了些，「我這一輩子，硬是把兒子給坑着了。可是我兒子，40多歲了，從來沒有埋怨過。他說我們這一代人，是受蒙蔽的一代。本來我想反駁的，但想想是這麼一回事。」吳祥志在六年前決定搬來東斯文里時，也與家人坦露了自己的想法，「我在做這個事情之前，兒子、媳婦、妻子，對我們家的情況都了解，對政府對我們的態度也很氣憤。」吳祥志說，「我們已經退無可退，忍無可忍。」
平衡人民利益、經濟發展與鄰舍關係的路怎樣走下去，東斯文里具體的改造前路如何，現時還是未知數。留守此地的居民打算繼續住下去，問他們為什麼門口都掛着國旗，張菊紅脫口而出：「這是要捍衛我們的權利啊。」
上文刊載於第125期《香港01》周報（2018年8月20日）《反思大拆大建 城市發展為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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