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25年｜專訪曾鈺成：社會需時走出19年傷痛　解結前提維護國安

回歸初期，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中聯辦前身）社長姜恩柱曾形容「香港問題好比一本深奧的書」。香港回歸25周年間經歷風風雨雨，「五十年不變」走到中程站，到底香港這本書中央讀成怎樣，市民身在其中又應該如何譜寫這本書？《香港01》與多位不同背景、見證回歸的政壇元老談起香港25年間的變化。
民建聯創黨主席、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認為，經歷25年的發展，現時中央政府確信已「讀懂」了香港，所以才會將「一國兩制」列為國家的根本優勢。在這過程中，2019年發生修例風波，無疑促使中央改變對港的態度，但這並不影響中央讀香港這本書的信心。
他認為，香港社會確實需要時間走出2019年遺留下來的種種傷痛，但坦言經歷修例風波，香港政治狀況已經升級至國家安全層面，所以國安議題必須優先處理，待中央認為特區有能力自行維護國家安全後，其他與修例風波有關的種種社會解結，或者全民共議「一國兩制」的未來等等，才有條件討論，讓香港「開新篇」。
回歸25周年——政壇元老專訪之一

由自覺未必懂管、「嶄新課題」到「國家優勢」

作為長年的建制派領袖，曾鈺成一向予人印象能言善辯，轉數甚快，不過談到香港這本「書」時，不免放慢語速，仔細思索準確的用詞。似乎香港這本書的內容，連縱橫政壇多年的他都感到複雜。

曾鈺成指，中央負責港澳系統的官員，對於香港這本「大書」的看法，一直都在變化：「到底是否難讀呢？這個中央才知道，我很難評論。我只能說，在回歸初期，中央對香港的態度，就是覺得最好香港事務最後由香港人自己管理，甚有些中央官員說到根本不會懂得去處理香港事務，所以信任香港人，香港事務由香港人自己管。當時的領導人江澤民多次公開說過，會相信香港人管好香港，中央各部門和地方政府不會干預香港根據《基本法》內自治範圍內的事務。」

到胡錦濤上任中共總書記及國家主席，中央對「一國兩制」的看法開始有變化。曾鈺成引述中共第十六屆四中全會報告中，提出「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是中國共產黨在新形勢下治國理政面臨的嶄新課題」，亦即當時對中央來說，如何維繫「一國兩制」是新課題；十七大進一步表述為「重大課題」：「課題，即是『有待』的意思。」他認為一定程度上反映，回歸初期中央對讀懂香港這本書，尚未有百分百信心。

不過，後來官方再沒有延續「課題」這個說法。至2014年，國務院的《一國兩制白皮書》強調中央對港實行「全面管治權」；到中共十九大，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正式將「一國兩制」列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14個基本方略中，視之為國家的優勢之一。曾鈺成認為：「這說明國家領導人對『一國兩制』的自信，由開始時覺得自己不懂，到後來有充分自信。如果這本書中央未讀懂讀通，又怎樣對香港行使全面管治權？怎會有信心將『一國兩制』列為國家根本優勢？所以現時對如何處理香港這個議題，似乎中央比過去明顯有更強的信心。」

中央曾苦口婆心釋出善意

落到具體對港方針，曾鈺成憶述，回歸初期中央曾經多次苦口婆心，嘗試說服香港政界通過政改，逐步邁向普選，「第一次政改，2005年時，（時任特首）曾蔭權曾經帶了所有立法會議員上廣州，和內地官員談（政改），之後2010、2015年都有類似做法，2010年當然是僥倖能通過。當時北京真是一番苦心想爭取泛民支持通過政改，就算你不滿意也是向前走一步……香港一路不做23條立法，2003年失敗了，中央一直沒有逼迫，直至2019年後發生的事情才出手。」

所以香港這本「書」的內容，本身也在不斷演化。曾鈺成指，中央政府當然需要深入了解香港的政治狀況和歷史發展，去研究對香港應採取什麼政策。後來的發展所有市民都看到：2019年修例風波後，中央對香港的忍耐已到達極限，一年內先後落實《港區國安法》及修改選舉制度，論者大多形容中央「收緊對港政策」，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更直指現時香港處於「肅清」階段。

不過曾鈺成首先斟酌「收緊」的用詞，反問中央兩大舉措背後目的到底是什麼。他指，中央連番出手訂立《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並非「無端白事」之舉，「你覺得中央會是『一覺醒來突然之間想改就改』的嗎？當然不是。大家都明白，像中央官員所說，回歸以來有若干事件衝擊『一國兩制』，最大規模當然是2019年。人大2020年立國安法時，研判是香港的確出現危害國安的情形，特區政府當時沒有能力自行立法，所以才這樣做；見到2019年區議會選舉的結果，2020年反對力量主張『35+』，令中央覺得根據原有的選舉制度，真的有顛覆政權的危險，所以一定要改。」

▼中央兩大舉措　改變香港政治面貌▼

「收緊」與「放寬」一體兩面：研判標準從來只得一個

近兩年社會關注公民社會瓦解，曾鈺成首先表示不認同「中央出手令公民社會瓦解」的說法，並反問同一個問題：中央兩大舉措背後目的是什麼，而這些以往主導香港輿論的勢力，其主張及影響，到底對於「一國兩制」的發展是有利還是不利。在2019年前，這些反對力量確實早已存在，但未到足以影響國家安全的地步。

他又認為，爭拗個別一句口號、參選時大叫爭取普選、某某團體行為有沒有違反國安法，政府對某某團體的態度為何和以前有分別等等，完全沒有意思，因為研判的標準由始至終只有一個，就是「香港局面是否達到危害國安的標準」：「爭拗沒有意思，中央很清楚的，哪些力量是實際上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只是在政治發展和資源分配看法上有不同，不接觸國安問題。2019年發生什麼事大家見到的，國安法的四項罪類非常有針對性，當時真的在發生。」

同理，記者問到在何種條件下中央有空間重新「放寬」對港政策，曾鈺成認為是一體兩面：「過去兩年見到的行動，是問題出現後中央嘗試去解決，見到香港出現危害國家安全的情況，只靠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遏止不到。你說什麼時候『放寬』，那就看危害國家安全的威脅還是否繼續存在？我們香港自己又有沒有能力抵禦呢？」其中一個體現就是《基本法》第23條立法，如果可以自行順利立法，讓中央見到香港可以在維護國家主權和發展利益上發揮作用，中央自會較放心。「不然社會上又吵一輪，又示威又抗議，最後做不到，那很難叫中央放心吧？對港政策一定是按實際情況調整。」

現時無空間談更新《基本法》：社會仍處於2019年後遺症

如果將「一國兩制」比喻成書，書籍的內容當然要隨著時代的變化，推出不同的「修訂本」、總結經驗邁向未來。曾鈺成過往曾表示，希望參考當年起草《基本法》時的做法，設立具廣泛代表性及官方認可的諮詢委員會，讓中央政府與香港人一同商議2047後的香港如何走。《基本法》五十年不變承諾即將進入「下半場」，不過曾鈺成對此議題有了新看法。首先他認為「下半場」的說法不太準確，由中央至特區官員，近兩年已多次表示五十年之後不用變，正如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沈春耀所指，首五十年是「不能變」，五十年後則是「不需要變」。

其二亦是更現實的一點，是雖然憲制文件確實有與時並進的需要，但談到全港性的討論，今日絕對沒有這個氣氛，因為2019年以來發生的種種事件，後遺症至今仍在纏繞香港社會，指的未必是直接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而是社會上對立氣氛情緒仍然存在。「一些案件到今日仍未審結……又很簡單一個例子，大家在2019年時許多『老友記』本來大家開個群組在聊天，結果你取消我好友，我取消你好友，現在重歸於好了嗎？沒有，現在大家動軏還在說黃營藍營。」

是以曾鈺成笑指，如果今日自己傻傻的站出來想和大家討論《基本法》，相信沒什麼人會有興趣，「香港社會先要解決2019年社會動亂遺留的問題，才能真正地——用（候任特首）李家超的說法，去『開新篇』。不然今日說『開新篇』，明日又有案件在審，社會上又有不同意見，真的很難有氣氛去做（開新篇）。」

解結2019：不應只針對執法部門

「開新篇」是個很廣闊的議題，而談起2019年修例風波，相信一幕幕可怕的畫面又會重新浮現，示威者掟磚、放火、襲擊他人等事件四處發生，亦有衝擊國家主權的行徑出現。中央和特區政府已通過嚴厲的執法行動和訂立《國安法》打擊上述行為。不過在過程中，亦有一些牽涉政府和執法部門的極具爭議事件，如元朗7.21襲擊，至今仍未得到一個公道的說法，令市民難以重新信任政府，成為社會解結的障礙。

不過曾鈺成認為，要拆解2019年事件在市民心中的死結，首先要搞清一些最根本的大是大非：「在（修例風波）整個過程中，執法人員有沒有做得不妥善要改進的地方呢？一定有。政府又有沒有哪些事情，把握得不準確呢？一定有。但是否就只集中那些問題？有些人說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查什麼呢？有人批評『警隊濫用暴力』，但整件事是否就只是一個所謂『警隊濫用暴力』的問題呢？」

他希望社會在拆解2019年發生的種種事件時，不要只集中在期間某些事件或者單一群體上，指整場修例風波是外國勢力影響下，一場針對國家對香港主權、「一國兩制」的活動，即官方所指的「顏色革命」，危害到國家安全，期間更有大量暴力事件發生，有人無差別地刑毀、傷人。因此曾鈺成指，西方有一些政客，稱香港2019年的示威浪潮是「和平民主運動」，令人完全摸不著頭腦，「真是得個嬲字」。

最痛心示威者撕毀《基本法》、塗污國家名稱

曾鈺成特別提到整場修例風波期間令其最痛心的一幕，是2019年7月1日當晚示威者攻入立法會議事廳後，除破壞設施，也做了幾件極具象徵性的事：「他們（示威者）攻入立法會後做了什麼？他們對住鏡頭撕毀《基本法》，不是純粹的毀滅性，不是撕一本普通的書。塗污議事廳內的區徽時，只塗污『中華人民共和國』七字，然後把港英旗披在主席台前。他們想怎樣？明顯有個強烈信息，是想挑戰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的主權。」

故此，曾鈺成指出社會必須先認清前因後果、事件的性質，當時出現危害國家安全局面，這個最根本問題一定要先解決，過程中的種種事情才有空間再行審視。

「過去或許太重視權利，沒教義務」

修例風波期間做出最過火行為，尤其於前線使用暴力、蔑視國家主權的示威者，為數不少都是年輕人，社會關注到這是否結構性的問題，年輕世代想法或已普遍出現變化。曾鈺成表示不會「一竹篙打一船人」，不少年輕人都有相當清楚的守法意識，參與暴力行為的學生終究是少數，實際上當時學校大部份都正常上課。他亦相信，絕大部份學生都不會認為所謂 「爭取理想」就可以隨意傷人、放火。

不過他認為社會的確要了解為何有一部份青年，會對國家、法治有這種態度，教育固然是其中一個要檢討的範疇，但也不能只怪學校、個別教師或某個科目，應該全面審視回歸以來尤其早期，中央和特區政府向在該段時間成長的年輕一輩，在傳達什麼信息。「全面一點回看，當時電視電台所說的，都是《基本法》保障大家什麼權利，像出入境自由、選擇職業和修讀科目的自由，多講自由權利，但義務就很少觸及。事實上，《基本法》第三章『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中，也只有一條，說大家有遵守法律的義務。維護國家安全的義務，以前也很少提到。」

曾鈺成指，近年官方著重說明「一國」是根本，不過回歸初期在宣傳教育上，確實強調兩制多於一國，以及彰顯港人與內地有何不同，或許因此形成年輕人不同的觀念，希望日後能夠填補回來。他認為，社會需要對年輕一代有公平的看法，不能將之全部歸類為「叛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