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要改名　跟中國有什麼關係？

近日，印度更改國名的消息，在印度乃至全球引起軒然大波。9月5日，印度總統府以「巴拉特」（Bharat，又譯婆羅多）總統而非「印度」（India）總統的名義發布參加二十國集團（G20）峰會晚宴的邀請函。隨後，9月7日，印政府發布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前往印尼參與東盟（ASEAN）峰會的公報中，也將其稱為 「巴拉特」（Bharat）總理而非「印度」（India）總理。與此同時，印媒爭相報道，莫迪政府即將在特別會議中正式提出更改國名的決議，甚至這也並非印度第一次嘗試更改國名。

本文原載於南風窗，香港01獲授權轉載；作者：穆禕璠

這新聞在中國媒體上也掀起一輪溯源「印度」國名流變和解讀更名背後政治意圖的浪潮。中國媒體普遍提到，Bharat相比India帶有更濃厚的印度教色彩，是印度人文化和民族自豪感的載體。而Hindustan和India，則是外來的產物，帶有穆斯林入侵者和英國殖民者的痕迹，是需要擺脫和抹去的標籤。

莫迪政府以上述觀念為依據，更改國名的舉措有着較強的政策連貫性，是莫迪政府推行去殖民化和印度教化主張的一環，與此前更改印國內路名、城市名如出一轍，但更像是升級版的操作。

許多文章指出，更改國名的議程彰顯出印度教民族主義進一步加強鞏固的趨勢，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的意識形態正在加速遠離世俗主義，走向另一條狹窄道路。

國名的流變與歷史

從古至今，「印度」的名稱可謂有十八般變化。

印度最早的名字來自梵語中對印度河的稱呼——Sindhu，用以指代印度河及其流域的大片土地。在此後千年中，不同族群來到印度這片土地後演化融合造就Sindhu一詞的不同變體。

約公元前6世紀，波斯人進入印度後，由於無法發出S音而將其變為Hindu，進而衍生出Hind和帶有波斯詞綴「…...的地方」的Hindustan這兩個稱呼。

公元前4世紀，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征服波斯向印度進發，印度也是從這時開始為西方所知曉。Sindhu又適應希臘語發音習慣音變為Indu和Indo，這也是英語中India一詞的來源。

一說，India早在公元5至12世紀就應用於古英語中，後被法語詞源的Inde所替代，於17世紀再次回到現代英語之中，但這一說法未經嚴密考證。

中文裏，對印度的稱呼並非India的直接音譯，而是由玄奘法師遊歷印度後親自正音得出。

《大唐西域記》中寫道：「詳夫天竺之稱，異議糾紛，舊雲身毒，或曰賢豆，今從正音，宜云印度。印度之人，隨地稱國，殊方異俗，遙舉總名，語其所美，謂之印度。」

玄奘認為，這來自梵文中的月亮Indu一詞，並解釋道：「印度者，唐言月。月有多名，斯其一稱。」又從地理角度進一步解釋「印度」和「月亮」之間的關係。

但後來學者們普遍認為，這是一個謬誤，實際上其詞源仍是Sindhu。

總而言之，「印度」五花八門但又同出一處的稱呼是千年以來歷史變遷的結果，這與不同民族和文化的交往、衝突和融合都有密切而複雜的關係，不可簡單歸納為殖民與去殖民，入侵與反入侵的問題。

名字與政治

然而，步入近現代後，印度的各類名稱卻被不同主張的群體賦予濃重的政治和宗教色彩，相對於名稱來源出處，其背後的象徵意義佔據更大的主導地位，印度國名因而爭議愈演愈烈。

其一，印度教民族主義者選擇從《摩訶婆羅多》《往世書》《梨俱吠陀》等古代神話史詩文獻中追溯「正統印度」，將Bharat定義為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傳統印度古稱，具有恢復古印度輝煌的重要意義。

但另一方面，有學者指出，古代典籍文獻中所提到的Bharat更接近實施特定社會秩序的文化空間、而非明確的地理空間。直至19世紀中後期，東方主義學者和殖民教育體系的傳播鞏固以及印度教知識分子的民族主義建構才逐漸促進Bharat與印度等同起來。

其二，有關Hindustan這一名稱的爭議主要集中於其穆斯林屬性，部份以印度教徒為主的印度人認為，應抹去被穆斯林入侵的歷史影響。

在印度獨立之初，制憲會議代表們也曾因Bharat和Hindustan背後的宗教象徵意義而發生爭辯。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教民族主義思想的奠基者薩瓦卡爾並不排斥Hindustan的名稱，而是通過詞源學和語音解釋證明其本土性。

其三，不具有宗教意義的India在印度獨立之初作為替代性方案成為印度憲法規定的國名，以避免因印內部某一種宗教的文化佔據絕對優勢而發生更尖銳的矛盾衝突。但作為英語詞，India始終被詬病為英國人後來賦予的、帶有強烈殖民色彩的名稱。

印度改國名，和中國有什麼關係？

那麼，印度更改國名，和中國有什麼關係？

有學者認為，作為印度鄰國的中國和國際社會需要高度關注並警惕印度內政遠離世俗主義，進一步政治宗教化的傾向。

也有作者調侃，若印度正式更改國名，應當謹慎選取中文譯名。印度變為Bharat後，中印關係或也要改稱為陌生拗口的「中婆關係」。

還有外媒指出，作為印度最早名稱來源的印度河及其流域位於當今巴基斯坦境內，因此印度若要更改國名，巴基斯坦會不會要接替印度這一名稱，乃至蝴蝶效應般引起其他中印鄰國效仿更名。

其實，在地緣政治考量和玩笑調侃之外，中國古代歷史記錄與印度國名爭議間存在着更為巧妙和深厚的聯繫。

拋開政策因素，僅從歷史文化角度出發，印度更名的舉措是渴望尋找自身文化源頭和文明連續性的體現。

歷史上，阿拉伯人、波斯人、英國人乃至希臘人都曾涉足印度這片土地，留下自身的文化痕迹，這某種程度上也為印度獨立之初，前總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提倡的複合文化奠定基礎。不過在一部份人看來，斷斷續續被「外來者」「入侵」的過程一次次打斷印度原本的文化傳承，而他們則希望可以恢復古代印度文化的輝煌，在心理上則像一個原本有家但被迫數次流浪的孩子急於尋找回家的路。

史料記載對延續文明起到十分關鍵的作用。中國自商周時期就有完善的史官制度，各朝代都撰有正史。編年體、紀傳體、通史、斷代史等不同類型的史書貫古通今，全方位地展現中華文明發展的連續性。

反觀印度的問題則在於，受氣候濕熱紙張難以保存、口述傳統以及出世的宗教觀念等因素影響，極度匱乏的印度古代文字記錄難以為文明連續性提供堅實的歷史支撐。

在此背景之下，印度人只能轉而從宗教典籍和史詩文獻中尋找答案。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一批印度教知識分子高度認可純粹的印度教身份，歌頌讚揚史詩神話中的世界及其思想價值，這在當時的文學作品中有充分的體現，如印度民族詩人邁蒂利·夏蘭·古普特（Maithili Sharan Gupt）和現代印地語文學之父哈里什錢德拉（Bharatendu Harishchandra）的眾多作品。

然而，印度古代史詩作品無法與正規史料記載的分量相提並論，其浪漫主義的豐富想像既成就瑰麗的文學價值，也給以此為藍本勾勒歷史的方式留下極大的質疑和調整空間，包括印度國名在內的眾多文化問題至今仍因此爭論不休。

向「東天」取經

中國人不僅僅是「基建狂魔」，在古代也是「記錄狂魔」。而且，中國人不僅愛好記錄自己的歷史，也喜歡記錄別人的歷史。中印兩國比鄰而居，中印文化交流源遠流長，因此，在中國史書中也不乏印度的身影。

就印度名稱流變而言，中國史料中就有着非常豐富的記載。

一是「身毒」，一般認為此名稱源於印度河的梵文說法Sindhu。身毒是中國對印度最早的稱呼，首見於《史記》的《西南夷列傳》和《大宛列傳》，大致講的是，張騫出使大夏（約今阿富汗境內）了解到在大夏的東南邊也就是漢朝的西南邊有一國名為「身毒」，與蜀地有通商往來，後漢朝不止一次嘗試派使臣前往此地。

這一名稱在《漢書》《後漢書》和後來一些文學作品中均有出現。

二是「天竺」，南朝劉宋時期的范曄在《後漢書・西域傳》中第一次以「天竺」注 「身毒」。此後，大部份歷史和佛教典籍中都採用「天竺」的說法。

天竺的用字相對身毒更為文雅，承載着當時中國人對於印度以及佛教的美好想像和嚮往，這一詞至今仍有使用。

三是前文所說玄奘法師親自正音的印度，這一名稱在玄奘法師及其著作的影響力以及唐朝統治者的推崇下被中國人廣泛接受，一直沿用至今。

四是婆羅門國。隋朝的《經籍志》中提到《婆羅門天文經》《婆羅門算法》《婆羅門藥方》等，這說明至少自那時起中國已以婆羅門這一帶有明顯種姓階級意味的詞語指稱印度，玄奘和義淨在作品中也提到「婆羅門國」的字眼。

除此以外，歷史記載中對印度的稱呼還包括五天竺、五印度、天豆以及摩揭陀、贍部洲等。

總的來看，中國史料中對印度的稱呼來源於語音、方位、宗教文化等方面，且屬於清晰紮實的史書記載，相對於異彩紛呈但虛無縹緲的神話史詩，或可以成為印度國名考證的更可靠來源。

當今中國所採用的正式稱呼「印度」也沿襲自玄奘的說法，而非英文India的直接音譯，這也顯示出中印之間悠久友好的歷史往來和中國對自身優秀史學傳統的堅守，更意味着中國史學在印度研究領域的話語權。

實際上，不僅僅是印度名稱這一個方面，《漢文南亞史料學》一書的作者耿引曾老師指出，中國載籍中保存的南亞史料之豐富，為其他任何國家所不及，要遠超過也保存印度史料的希臘等國。

中國史書記載中的印度史料，可彌補印度缺乏歷史資料的空白，對於中印兩國人民都有着極高的價值。

中國史書上最早有關印度的記載可追溯至公元前，即上文提到的《史記》中來自於張騫的內容。在此後的漢文史料中，就內容而言，不僅記述印度各地的人文地理風貌，還包括中國與印度各地的商業貿易、地理交通、宗教往來和文化交流等方面，歷史記錄的種類豐富內容詳實。

就延續性而言，中國史料中的印度記載從兩漢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一路貫穿至明清時期，其中隋唐以前的記述偏重於佛教方面，隋唐後則偏重商業貿易，記載涵蓋年代全面，重點清晰。

同時，以往先例已經證明，中國史料在印度歷史學術研究和文物修複方面已經發揮展現出自身優勢，可以補位發揮出「文化探源」的巨大作用。如，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和法顯的《佛國記》幾乎被大部份印度歷史學家所引用。

此外，鹿野苑、菩提伽耶和那爛陀寺等重要古蹟的發掘重建和孔雀王朝及阿育王歷史的考證都受益於中國史料才得以重見天日。

僅僅是印度國名短短幾字的考證，都涉及到數量巨大、浩如煙海的史料典籍。典籍背後凝聚的，是古人跋山涉水的積累探索，是後來學者兢兢業業的編纂與整理。

在交通極為不便的年代，玄奘、法顯等高僧風餐露宿九死一生，懷揣着崇高的信念與理想，在巨大的未知中摸索學習，不僅帶回經書與佛法，更積累難得的第一手史料。在條件匱乏的時期，一代又一代的歷史學和印度學學者，歷經數十載春秋潛心打磨整理，為後輩留下詳實豐富研究資料。

正是中國自古以來優秀的史學傳統，中國人卓越的求知慾和冒險精神，古人和今人的艱辛付出，才保留下如此珍貴的文化財富，為歷史文化研究提供堅實基礎，為今人從爭議中看本質提供可能性。